打入敌内搜集情报
我1938年入党后，在第三乡任小学教员兼民运员。1940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我也当上了五里铺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经常出入敌占区搜集情报。1941年春，敌工部部长梁子庠同志指示五里铺交通站选派一名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做敌工员。交通站的同志经过研究，决定让我承担这个任务，站长罗登朝说：“你路子广、关系多、斗争经验也较丰富，还是你去比较合适，你看怎样？”我考虑了一下，坚定地说：“只要党需要，干什么都行，只是我经验不多……。”罗站长鼓励我一番，最后他告诉我，梁部长叫我去一趟。我第二天见到了梁部长，他说：“最近，日军司令部通知各乡派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参加他们举办的‘青年训练班’。这是打入敌内的好机会，我已跟乡里说好了，派你去。你要千方百计取得敌人的信任，万万不可感情用事，暴露了身份。”我当时只有二十来岁，深入敌内，单独完成任务，感到没有多大把握。梁部长千叮咛、万嘱咐，给我讲斗争策略，指导工作方法，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没过几天，训练班就开学了，有两个日本教官授课，主要对我们进行日语训练、军事训练，并给我们灌输东亚共荣思想，进行奴化教育。但为了完成任务，我还是很快适应了环境，学会了一些军事常用日语。约过了两个月，经县委同意，我考取了伪警察局，当了警士。为了获得敌人的信任与好感，我经常帮小头目们干杂活，替警士站岗，帮头目家里办事，渐渐他们对我有了好感，经常找我办事，拉我喝酒，我从中了解不少敌情。一天，我得知日本炮楼的敌人外出了，只留下谍报队长刘焕云和几个鬼子把守，我便马上把情况报告了梁部长，他立即带十来个人夜袭了炮楼，引出了刘焕云，除掉了这个无恶不做的顽固汉奸。我在警察局工作了半年，头头认为我干的不错，又派我到“河北省立顺德乙种警察教练所”学习。这期间，我经常给头头们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以此联络“感情”。我1942年4月毕业后，被提升为警长，经常参加敌人一些重要会议，得到许多重要情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巧妙周旋救护同志
掩护营救同志是我们敌工员的又一重要任务。1942年初春的一天夜里，警察局长彭子信匆匆找到我说：“刚才日军司令部来电话，命令我们马上派一个带队的与日军一起下乡扫荡。”我大吃一惊，急忙问去哪些地方，他说不知道。我想：若让我带队，还可以随机应变，掩护同志，于是就自报奋勇地向彭要求，他同意了。我便带了二十来个警备队员跟着日军出发了，方向是西堡城。一路日军烧、杀、抢、掠，午后两点到了申七堤村。我知道县委书记张治刚化名杨复增，以酿酒师傅的身份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申自成家，便快步朝申自成家走去，向张书记通报情况。一进门，见几个伪军正用枪对着张书记叫嚷，说他不是东明口音，是八路。我一听，他们并没抓到什么证据，便马上摆出警长的架子教训他们，说杨复增（张治刚）是我表哥，才从河北请回来当酒店师傅，不能因为口音不对，就把人说成是八路。有的伪军一听是我的亲戚，再不敢多说，赔了礼就溜走了。有的半信半疑，迟迟不肯离开，我也顾不了许多，把他们喝斥了出去。我与张书记刚说两句话，又有两个鬼子拿着一叠油光纸叽哩哇啦地闯了进来。张书记马上躲到里间，我迎上去用日语问道：“喃达卡（干什么）?”鬼子说：“克沙芝卡米塔古桑，哈西罗根干活的有（警察你看，纸多多的有，是八路干活的有）” “卡米塔古沙哇（良民买卖干活的有）”，我顶上去说。鬼子不相信，非要抓人，我上前拦住说：“瓦打古西瓦，土麦根克沙芝，西克九得是，衣马良民买卖干活，统统地瓦卡里马是（我是东明警察局的警长，这纸是良民做买卖的，你们统统地明白）?”并拉住鬼子说：“开路，红部的说话（走，到司令部说理去）。”鬼子一看我挺硬，又会日语，觉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笑着说了句，“克沙芝哈达马坏啦的人（警长的脑袋瓜坏了）。”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为了张书记的安全，回城后我设法给他弄了个良民证。1945年冬，五里铺交通站站长罗登朝（化名贺诚）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杜淑部抓捕，押在三团白副官处。白某阴险毒辣，多次对其软硬兼施，逼他供出我县委和各交通站的地点，供出所有党员名单，可罗站长始终不屈，只说是因得罪了人，被人陷害。中共五地委和东明县委对罗站长的处境非常担心，多次设法营救都没成功。那天，张治刚书记对我说：“你想法见见姓白的，看他是什么意图，我们再想对策，无论如何也要把罗站长救出来。”我接受任务后，马上找我的朋友三团二营的四连长房耀南和五连长王自修想办法，他俩便与我一起拉着白的好友韩千副营长去向姓白的求情。姓白的老奸巨滑，我们怎么说，他也不同意放贺诚（罗站长）。他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情况，别多管闲事。弄不好把你们自己牵进去，到那时后悔就晚了。”我看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告辞出来。我想从姓白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抓到罗站长的证据，那又为什么不放人呢？我又通过房耀南了解了白的为人，据他透露：白是个既毒又贪的家伙，是个发国难财的恶棍，我马上把情况详细汇报给县委。县委一面派第三乡副乡长罗金瑞与白交涉，一面筹集营救罗站长的粮款。五里铺交通站和其他站的党员有出钱的、有出粮的，双井村党员单品敬为救罗站长一人就卖掉八亩好地。县委几天内就筹得粮款（赎金）折合小麦一百七十石。地委书记戴晓东又亲批九千元鲁钞作为贺诚（罗站长）的保释金，姓白的这才同意罗金瑞划押作保，把贺诚（罗站长）放了。
日本投降后，上级指示我退出伪警察局，以烟贩子的身份到各据点了解敌情。1946年2月，驻双井村的八路军第五军团调走了，我奉命去观察我军撤离后敌人的动向。这天一早，我背着烟箱就出发了，到双井集上，看见许多群众聚在一起，好象在开会，我便走过去，见梁子庠部长正站在土岗上向群众做有关形势的讲话，我便在他不远处以卖烟作掩护，给他放哨。这时，他也发现了我，讲完话到我跟前买了一盒烟，给我使个眼色就走了。我把烟摊交给邻摊的亲戚说：“二舅，替我看会儿，我解个手。”就远远地跟在梁部长后面，梁部长拐进一个胡同，我紧跟了进去，见胡同里没人，他急切地问：“现在考城驻的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我一一做了汇报，我刚回到烟摊，牛树太就带着一个排的国民党兵向这边跑过来。我一看不好，就大声喊：“牛队长！你疯了，来歇歇吸支烟！”说着把烟扔了过去，他接住烟，气喘吁吁地说：“子玉哥，见梁二瓦刀（敌人给梁部长起的绰号）没有？”我心里说，我一看见你，就知你是来干啥的。我递过去火柴答道：“我还不认识梁二瓦刀，有机会也让我会会那个风云人物。”我又冲着那四十多个兵喊：“弟兄们！来，吸支烟，歇歇。”我这一喊，他们都跑了过来，有喊罗警长的，有喊老罗的，我一边给他们递烟，一边搭话。牛树太放低声音说：“老同学也不能光顾卖烟发财，可要给我长个耳目呀。刚才谍报说‘梁二瓦刀在集上开会你没见吗？”那些当兵的也都问我见了没有。我说：“我来的晚，刚摆下烟摊，你们就来了，没见。”这时，牛树太一看集上的人都跑的差不多了，就带着人扫兴地回去了。
以职之便搞军需品
我在警察局当警长时，为我军搞过一些子弹，药品等军需物资。那时我们的枪很少，四、五个人不合一条枪，子弹也不足。一天，我去五里铺汇报敌情，站长罗登朝说：“子玉，你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搞些子弹？掏钱买也可以，要是搞成，送给六合村苑五福。”我一听说搞子弹，非常高兴，一拍胸脯说：“保证没问题。”回城后，我就借带班或查岗之便跟警备队的士兵攀谈，说乡下土匪很多，抢劫绑镖的事经常发生，亲友想托我搞点子弹。有的警士也想弄几个零用钱，就偷偷地一排、两排地卖给我（每排五发）；有的警士想讨好我，也三发、五发地送给我。等我收满子弹带，就找个机会把子弹带往腰里一围，穿上衣服，装束一番，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当时形势很紧，盘查很严，一般人进出城要有各种证件，还要经过搜身检查。可那时我是警长，警士们对我也就特别“优待”，周旋几句就过去了。我骗过了敌人，一会就到了六合村苑五福家。苑五福是六合村的联络站站长，他一见我，就尖着嗓子喊：“哟！罗警长来了，屋里坐。”我便应付着大摇大摆地走进屋去。苑五福看看我后边没人盯稍，也就跟着到了屋里。我把子弹倒出来，如数交给老苑，再由他转交给我们队伍。这样我们就一点一点地搞，虽然每次不能搞多，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子弹奇缺的困境。
1943年，我鲁西南驻军医药非常紧张，东明县委决定搞些药品支援部队，五里铺交通站又把任务交给了我。我便以父亲有病为由，到各家药店和诊所买了一部分，又通过中共党员穆文平和穆成平从穆家药店搞了些日本军方禁止出售的药品，分期、分批送给五里铺交通站，再由站长罗登朝和罗保善想办法转交给五地委。
那时，虽然条件艰苦，环境危险，可我们感到很充实，整天有使不完的劲，也从来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只想一心干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的战斗岁月，还令人振奋不已。（罗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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