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村斗争坚持下来的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有上级党的指示，我们才有坚持的决心。还有个客观条件，那就是群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群众已经认识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他们把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战跟国民党象流水一样地向南逃窜一对比，就很清楚了。八路军群众纪律非常好，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群众利益，有土匪就打土匪，有顽杂军就驱逐顽杂军。而那些顽杂军名义上说抗日，可敌人一来了他就跑。有些新组织起来的顽杂军，不管与国民党挂上钩或没挂上钩，它都有牌子，奸淫、抢掠虽不如日本鬼子厉害，但纪律败坏。他只要到你那个地方，你的东西，你的粮食，你的衣物钱财，他想吃就吃，想拿就拿，甚至有奸淫行为，所以群众就非常地怕这些顽杂军。他们仅次于日本鬼子，跟土匪差不多，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根本不抗日。群众就怕他们来，不让他们来，依靠谁来支撑这局面呢？就是八路军。群众就是靠着八路军来抵制顽杂军。有八路军正规部队就更好了，有那么一个硬棒铁柱子在那里支撑着，群众就高兴。没有这个，那土八路他们也欢迎。当时他们对地委工作团的工作人员就非常欢迎，欢迎到他们村里去住。虽然他得给给养，给柴烧，添不少麻烦，但我们都是规规矩矩，这他们就觉得好得不得了，能保卫着他们身家性命财产不受侵犯，就欢迎我们，拥护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群众基础，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我们的干部都是本地人，有双重任务，一个是地委要求他们在这个地区坚持下去；再一个，他们是本地人，群众也要求他们在这里坚持。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个地方，也需要坚持下去，这是很自然的。党的领导机关，主要的领导干部，所有下边的干部，都有这个决心要坚持。这样，干部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和我们那点武装力量拧在一起，有了这一股力量，三村就坚持下来了。这就是说，上级给任务，领导有决心，群众有要求，还有我们的干部团结一致，共同坚持这样一个条件，我们就毫不动摇了。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坚持？那就是必须走群众路线，一定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时候群众依靠我们，同时，我们也要依靠群众。我们有多少武装呢，独立营有3个连，一个连有70多人，总共有200多人。地委机关最多不过四、五十个人，合起来不到300人。至于枪支，独立营还不满240支。我们住的那个伊庄有7棵枪。老宋那个武工队有四、五支短枪。王健民和袁复荣住在刘岗，组织部、宣传部都在那里，他们才3棵枪，因为他在后边，是后方。我们和曹楼面对着韩集，刘岗在我们的后方，离北边安陵集有七、八里路。如果光靠我们的武装、枪支、器械，那根本抵不住敌人，我们主要是靠群众，靠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发动群众围三村挖沟，修寨墙，沟挖得很深，寨墙修得很高，上面弄上滚木礌石，夜里二、三十步远安一个灯笼，挂在寨墙上。墙上老百姓扛着红杆子、梭标、大刀、锄头，还有土枪、鸟枪等。钢枪就靠我们这几棵枪。白天人不多，五十多步、百十步一个人，站岗放哨，周围共二、三十人。夜里人就多了，十几步一个人，都趴上去往外瞅着，轮班替换，老百姓就经常在那里。我们的干部，看哪里人少，就往哪里站，也不是经常站，基本是巡逻。我们也是分组轮着值班。我不值班，但是每天夜里，我都走一、两趟，两、三趟，到周围寨墙上看看，主要是慰问慰问他们，因为已是深秋了，大家衣服单薄，很冷的，给他们说说话，问问他们。那时军民关系是很密切的，真是鱼水深情！群众确实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我住在一个中农家里，他们吃杂粮，有时吃白面，一看我们吃的不如他们好，就送些东西给我们吃。开始我们不要，可是时间长了，老不要也不大好，有时就要一点。老百姓做点改样的饭，稀罕东西，也送给我们吃。不光我住的那一家，我们的干部、工作人员住的都是那样。同时老百姓有什么事，他们的内部有什么纠纷，也找我们的干部来解决，干部给他们处理不了的，就找到我这里。他们说我不光是工作团的主任，还是“村长”。我们就是这种关系。所以，不光我们有信心，群众也有信心，即令顽杂军来了，就是不用枪炮，光滚木礌石，也能把他们打下去。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真正打他，他也上不来。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和客观条件，敌人一直不敢向我们进犯，也从来没有夜袭过。有一次在拂晓向我们进攻，被我们打退了，这说明我们依靠群众，就有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和群众结成骨肉关系，是坚持阵地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再就是对顽杂军区别对待。开始，我们担心他们有计划的联合行动，一起向我们进攻。特别是对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象菏泽的专员孙秉贤，曹县的王子魁，他们同国民党都有关系，而且都属山东省，他们可能有联系。可是从我们观察的情况看，不是那么回事。假若他们是有计划的配合，那我们的困难确实是很大的。各股敌人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们的力量不能算很强吧，才组织起来的队伍，干部也没多少经验，但我们不管打他哪一股头，虽然他有一千两千或千儿八百的，我们那个二百多人，满可以把他们打败。可是他们要真有计划的进攻，那可就麻烦了，我们总是人少，不能兼顾各个方面。根据不断的观察和进一步分析研究，我们掌握了周围这些顽杂军的情况：他们是各有各的目的，政治态度也不同，有的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地盘，有的因为是国民党的官员，虽然上面机构都跑了，但他还想保存他自己的实力，等国民党回来的时候立大功。根据他们各人的目的和政治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中间还是有矛盾可以利用的。在围攻我们的这七、八股顽杂军里面，有一、二股有抗日的民族意识。如那个胡罗头，还有张盛泰队伍里的邸学昭，都还是要抗日的，而且对八路军有好感，觉着八路军真正抗日，纪律严明，能吃苦，这他们都很佩服。他们并不是一味地恶意攻击，消灭我们。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张盛泰、马逢乐，他们原来是地头蛇，一个在考城，一个在民权，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有机会当然也想扩大，但不愿轻易行动，能保住地盘就行，保持实力就好，他们也不积极向我们进攻。还有一部分，就是原来手中有行政职权的国民党的那一部分官兵，他能守住原来所管辖的地区就行了，象孙秉贤能守住菏泽就满足了，他也不想再侵占曹县的地盘。再一部分，就是那个积极向我们进攻，妄想消灭我们的，这就是王子魁。他原是曹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有个保安团，也称保安司令部。他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想坚决地消灭共产党、八路军，进攻我们最积极，一直进攻到韩集。他的人数也最多，大概有一千多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土匪，有四、五百人，跟着他，一共近两千人。这部分力量是最坏的，但战斗力不算强。
经过分析,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对象,针对他们的不同目的和政治态度,对他们区别对待。象胡罗头我们就争取他；对邸学昭我们就利用关系,争取他跟我们合作抗日,即使达不到这一目的，也使他不侵犯我们。结果呢，都还不错，这两部分还是被我们争取了，他们还是想抗日，同情我们，没向我们进攻。这里面也有些人事关系。譬如，胡罗头有个政治部主任叫姚丹村，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后来自动脱党了，到处跑，后来找到了某一个国民党的官，就派他到胡罗头这里来当政治部主任。他来到以后，就到我们这儿来接头，我们谈得还比较投机，叫他到那里尽量起作用，叫胡罗头积极抗日，我们互相帮助。这样就把胡罗头争取过来了，他不向我们侵犯。而马逢乐在他的后边，又挡住了马逢乐，还有这个好处。
我们还利用关系争取邸学昭，我们五大队有个参谋长，和邸是朋友，通过他争取邸在抗日方面同情我们，在张盛泰部起作用，影响张不要向我们这里侵犯。这样就把民权和考城的一面都按住了。孙秉贤那边，我们没有给他联系，但是他不侵犯我们，我们也不侵犯他，他走到他那个边境上就不前进，我们也不去菏泽。这样也不互相侵犯了，减少了一部分麻烦，以便我们集中力量来打击最坏的王子魁。另外，那时候日本鬼子在毕寨已安上据点，但日寇的强化治安运动，还没有推行到陇海路以北这块地区来，所以只守着他的据点不大出来，同我们的斗争还不是太尖锐，我们经常地监视他就算了，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对付王子魁。这样一分析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困难减少了很多。针对顽杂军的情况，区别对待，该拉的拉，能互不侵犯的就互不侵犯，该打的就集中力量打。
王子魁虽然有2000人，战斗力不怎么强，也不敢轻易地侵犯我们。有一次向我们侵犯(这时我去区党委，不在家），袁复荣、王健民、宋励华、张耀汉几位同志指挥着和他们进行了战斗。他们知道我们在夜里防守很严，根本不打算夜袭。他们认为快黎明的时候，人们防备了一夜，都疲劳了，夜里站岗放哨的交班睡觉了，新上岗的也是睡眼朦胧，不很清醒，是向我们进攻的好时机。但是我们及早地得到了情报，事先把部队布置好了，村里有守卫，寨外有埋伏。王子魁主要是向曹楼进攻，而我们除在曹楼布置迎击故人外，伊庄这边还布置了从侧翼包抄。他们刚接近寨围子，一看我们有了准备，就动摇了。等我们这边埋伏的人一出动，他们很快就往后跑，我们就开枪猛打。他们一看我们从背后包抄，就惊慌失措，狼狈逃窜了。当时我们的部队战斗力比他们强，但不是很强，对敌人的杀伤不太大，但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他们就只坚守住韩集，再也不敢出来了。我们坚持的信心也更坚定了。
第四个问题是内外配合。那时侯我们的主要力量都放在这三个村子里面，但是外边活动配合也起了很大作用。外边的活动主要是宋励华同志带领的武工队，他经常在我们的外围活动。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接触到的一些过去的绿林好汉，现在投靠到我们这边来了，曾给我们组织了一部分武装，升编到正规部队后又回到地方来组织游击队。这种人和四面八方都有联系，和哪部分矛盾都不大，但是他们基本上是靠我们的。典型的就是王道平。他关系复杂，和地主士绅有关系，顽杂军里头他有关系，土匪里头他也有关系。他净串大集镇，到了哪个集镇，哪个集镇的老百姓、生意都招待他。我们通过这样关系复杂的人，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情报，同时他还能给我们购买一些弹药、医药，解决在根据地没法解决的问题。另外，他还可以替我们做些工作。你说这些人有多么高的政治宣传水平，他没有，但是他可以宣传老八路在哪里打了胜仗，力量多么大，老八路快要来了……他一宣传，那些士绅、上层人物以及想搞点部队活动的，就不敢跟着敌人跑，也不敢跟着王子魁他们跑，怕将来吃不消。他在外边活动，替我们做宣传，替我侦察情况。因为他关系多，各方面的动态，他能摸个差不多。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专门的侦察员，主要情报也是靠着这方面。宋励华还通过王道平跟胡罗头、马逢乐的关系，摸些情报，做些工作，也促进了我们对胡罗头的统战关系，马逢乐也不侵犯我们。宋励华的宣传起了不小的作用。另外，我们五大队里的干部跟邸学昭有关系，就拉住邸学昭给我们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作，使张盛泰也不敢轻易地向我们侵犯。这样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就使得外边一些人都能给我们帮些忙，做点贡献，少给我们找些麻烦，也不轻易地帮助敌人。再就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和群众。那时候经常在三村住着的不多，我们很多同志都是本地人，菏泽的、东明的、曹县的，他们的家都分布在周围，有的在顽杂军的区域里，都谈些耳闻目睹的情况，同时利用亲戚朋友，也可以做些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收集了不少情况：周围的顽杂军，谁扩大多少队伍，增加多少人，或有多少人撤走了，谁的给养困难了，或者弹药不充足了，谁的纪律怎么样，群众对他的关系怎么样，恨他不恨他，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特别象刚才我说的王子魁进攻曹楼那一回，就多亏了这些同志。我们利用这些关系，早就了解了敌人的企图，事先做了准备，取得了胜利，内外配合起了不小作用。特别突出的，人们最喜闻乐道的，就是宋励华。老百姓给他起个名，叫“夜游神”。那时候豪绅地主都怕他。有些人吵架时就说： “准不好，叫谁遇见宋大牙(宋励华同志的绰号)！”那时候他的威名到处流传。谁给日本鬼子弄给养，送东西了，就是支援敌人了，或者支援顽杂军了，老宋就警告他们这些人，特别坏的就敲掉他。有些伪乡长，维持会长，得给我们办事，好象有个黑红榜似的。我们有他的一本帐，谁给敌人做了一些啥事，给我们做了啥事，都记着。那不叫做两面派吗?有革命的两面派，反革命的两面派。给敌人办事，表面拥护我们的，叫反革命的两面派，给我们办事，表面拥护敌人的，叫革命的两面派。对做好事的，争取他更好；做坏事的就警告他：“你要小心点！”老宋也真正敲了几个，那是杀鸡给猴看，其他的就都不敢了。这不光是三村斗争，包括以后的对敌斗争也是这梯。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同志团结一致，同甘共苦。那时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很强，要说苦，大家是非常艰苦的，到后来饭都吃不饱了。但同志们没有一个叫苦的，而且团结得非常好，没有闹纠纷、闹矛盾的。大家整天欢唱，没有垂头丧气的。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团结友爱、共同对敌的精神，是坚持三村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坚持三村斗争，主要的就是这几方面的条件。虽然敌众我寡，情况比较困难，但是还是坚持住了。
七
从十月初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天冷了,棉衣成了问题，考虑到我们在三村和另外几个小村吃住，老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的了，假若再增加，他们就受不了啦。另一方面是弹药、医药困难。最大的问题还是棉衣，一点来源也没有，冬天过不去，这就想让上级支援一下，能不能来部队帮助打开局面，一打开局面问题就解决了。如果部队不能马上来，先给点物质支援也好继续坚持。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地委负责同志商量，决定给区党委汇报，就写好信派通讯员送去。一次、两次，大概不是三次，就是四次，通讯员都没过去。通讯员也可能夸大困难，他说过了黄河那简直没法走，任何人也走不过去，遍地都是顽杂军，我们虽不大相信那么严重，可是派了三四次人，都没过去。我看困难越来越严重，咋办呢?不向区党委汇报，得不到区党委的女持，困难就没法解决，经地委研究，同意我亲自去。就是以前他们写的个材料，叫所谓“搬兵”。当时我考虑到别人去不行，我自己去，确实也没把握，但还有点自信心，因为怎么样应付敌人我有点经验。当时我提出自己去，开头大家都不同意，我就说我过去搞过地下工作，这方面的经验还有一点，对敌人能应付。袁复荣同志和王健民同志，他们也都做过地下工作，他们俩也要去。我觉着老袁的脚不行，不能走路，健民的身体也不很好，还是我去有把握些。经反复解说，大家才同意我去了。
我在路上，也遇到一些困难，有时还碰到住着伪顽的村子。因为那时侯他们没有一定的据点，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又到那个村。在我走的那个路线上，有一次闯到他们驻的村庄上去。刚接近村庄，岗哨就喊叫：“什么人?”拉着枪栓劈哩叭啦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拔腿就跑。跑了一段，在越过一条公路时，又遇到了敌人的汽车，我们急忙卧倒隐隐蔽，才未被发现。到天明没有找到咱们的部队，又遇到了敌人的便衣。就是《曹州烽火》上写的那么些，基本上事实还是那样，这就不多说了。有点困难，有点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沉着气，随机应变，闯过去了。闯过去以后，见到了咱们的部队，打听到区党委的驻地，就到区党委去了。见了区党委书记张玺同志，又到了军区见了杨得志同志，给他们汇报情况。他们当时很高兴。因为赵谭支队离开鲁西南的时候，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周围的顽杂军都想往中间凑，青纱帐一砍倒，没有什么隐避的地方，群众基础虽然有一些，但不巩固。所以杨得志司令员和张玺同志见到我们有点诧异，他们说：“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 还是在那个地方。”他们说：“你们还有多少人?”我说：“人倒是没减少，只是地区缩小了很多。”他们认为能坚持下来还不错，特别是对我们依靠群众，对敌斗争策略的运用，都按上级说的办到了，他们很赞赏，给了很大的鼓励。
汇报工作以后，在那里又参加了几个会议，区党委和军区大力支持，首先决定还是派赵谭支队去，那时已改成冀鲁豫军区第七旅，就派教七旅回到鲁西南。以前是带一个团，现在两个团全部带去。另外给了九千元钱吧，区党委给了两千块法币，那时候法币还比较中用，军区给了七千块冀南票，冀南票在根据地里同法币差不多是一样的，不过出根据地就不行了，不管用。我们在那里呆了大概有一个来月吧，部队做好准备，我就同部队一起回来了。中途到了二地委的边沿，就是黄河沿岸，考虑到离开地区有一个来月了，情况有无变化，还不知道，“三村”是否还存在，也不知道。我就给部队建议，先把部队插到个地方，我们先回去把情况摸清楚后，部队再去。这样我们就带着钱回来了。
八
回来以后，当然大家很高兴了。我记得王子平(他那时侯是财政科长)说：“这一下可解决问题了。有这样几千块钱，我们的棉衣没问题了。”我说： “钱弄来了，穿棉衣过冬的问题那就由你负责了。”我把情况搜集搜集，写了一个信，派通讯员送到黄河边部队驻地。我记得部队大概旧历年二十九或者是年三十来到的。他们来到后，首先打韩集。可是我们能借着群众的关系得到消息，敌人也能借着群众的关系得到消息。他们一听说老八路来了，连夜就跑了。第二天一侦察，跑到了常乐集。就又追到常乐集，把他们围了起来，打了一仗，歼灭了一部分，剩下的跑掉了。这一仗打了以后，其他的没来得及打，也都跑了。胡罗头本来跟我们关系比较好，但也往后撤了。孙秉贤撤到王浩屯北去了。王子魁就跑到曹县附近大周楼那一带去了。张盛泰、马逢乐原来都没到前边来，还是在他们的地盘上没有动。总而言之，周围都收兵回去了，局面马上就打开了。东边到了莘冢集，西边到了桃源以西，南边到了砖庙集，北边到了安陵集以北的王浩屯、金堤头那一带。我们趁机抓紧活动，建立县委、县政权。菏泽、曹县不用说了，早已经搭了架子在那里，不过还没有展开工作，现在能积极地开展工作了。考城架子搭起来，东明架子搭起来，这四个县的架子都搭起来了。那个《曹州烽火》上统计，说我们那时有3900多平方公里，我也弄不清楚，大概东西南北直径有个六七十里那么大一片，形成了那么一个小规模的根据地。这就到了1941年上半年了。41年的5月就建立了专署，建立了军分区。下半年区党委派了工作队，以逯昆玉同志为首，还有一个区党委的抗联主任高元贵同志，他们带来一部分人，开始搞抗联，开展群众工作，先是搞二五减租。那时候还没搞土改，主要是二五减租，减租减息。组织妇女联合会，开展妇女工作。这样工作一段时间，根据地就初具规模了。这就是“三村斗争”，从1940年9、10月间开始，直到41年2月初，持续四个多月的时间。
九
这个地区打开局面以后，接着就是大力发展、扩大根据地，建立机构，武装的、政权的、群众的，党的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扩大这些组织机构。上边建专署、军分区，下边接着成立县，县里的工作和地委这一级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搞武装、搞县大队、区中队。搞政权，建立县政府，一个县长，一个秘书这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的秘书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县长不在家，秘书就代表了。县政府下设财政科、民政科、文教科，以后又设司法科。设与专署相应的机构。群众团体就是建立各级抗联组织，县抗联、区抗联。这样在军事方面、政权方面和群众方面，都大力发展了。县级单位发展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是10个县。10个县就是曹县、齐滨县(在曹西北，原也叫曹县，齐滨同志去世后，为了纪念他，改为齐滨县)，菏泽县、东明县、考城县、定陶县、民权县、南华县、东垣县、虞城县。因为虞城县发展很慢，后来把他撤消了。这是个失策，应当把它保留住，虽然发展不快，但它是前面一个屏障，是向外发展的一个阵地，有它在那儿，就可以继续向外发展，后边的，内部一点的县就可以大力巩固建设。可是把它一去掉，影响了根据地的发展。把10个县变成9个县，这就是当时的区域范围。大概东边到了曹东南青垌集以东，单县、虞城边境，西北就到了黄河岸，西面到了考城的东部、黄河东边的长垣，南边就是民权的一部分，到张君墓、琉璃阁那一带，北边就到了王浩屯以北，甚至还远一点。大概从东南到西北有一百多里路。中间还有点插花，长垣中间还隔着顽杂军，从单县到长垣算最长了，有一百六七十里路。南北短一点，有七八十里路，根据月地就这么大。
工作方面：那时侯的武装工作，就是搞军分区的武装，军分区除去司令部本身的武装外，就是由它领导的、能独立召活动的独立团。各县搞县大队、区中队，再以下就是搞民兵工作。搞这些地方武装，主要是为了保卫根据地，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严防特务汉奸破坏。再就是准备反扫荡。敌人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发展我们的武装；敌人来的时候就进行反扫荡，打击敌人。县区武装扩大了，就逐步升级，升到正规军。区升到县、县升到分区，以此来扩大主力军。
进行经济建设，征公粮，建银行、发票子、建贸易局，搞商业工作，主要围绕我们各方面的供应来搞。为了把经济搞活，我们还发行纸币，这样一方面我们有粮、有钱，办事主动，一方面群众也方便。以前的物资流通，开始时都拿小米换；以物易物，现在一有票子，交换东西就方便了。这就是政权建设。再一个就是搞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居于首位。上面说的军事、政权方面，都要以群众工作为基础。群众发动不起来，工作就搞不好。所以少奇同志从苏北到延安，路经冀鲁豫的时候，批评我们对发动群众重视不够。他幽默地说：“你们搞得还不错，没叫敌人围死，没叫敌人消灭掉，还没饿死。但群众没发动起来。”他说我们的根摇地不巩固，经不起打击，还不能说是一个颠覆不破的根据地。少奇同志批评后，整个地区把群众工作提到了首要地位。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同时还搞反“三光政策”，开展反“扫蔼”斗争。敌人不来的时候，就搞坚壁清野，挖洞藏粮，藏物资。譬如枪支、部队服装、兵工厂、银行，也得隐蔽到地下去。这都是靠发动群众。群众挖的那些沟在反扫荡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候敌人一扫荡，就有几万人，从四面八方一起来，铁壁合围，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抢粮是最主要的，再就是想捕捉我们主力部队，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党政军群众机构。我们进行反扫荡，主要还是靠发动群众。因此对群众的切身利益，要给他解决，那主要的就是搞减租减息。实行减租减息和地主就矛盾了。说到这儿，我刚才漏了一条，就是在政权建设上，要实行“三三制”政权，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另一力面还要拉着地主，不要叫他向敌人那边靠。群众得利了，还要开个团结会，由政权出面拉住地主，团结住他们共同抗日。这就是群众工作要和政权建设相联系，互相协同着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大体上就是这几个方面。41年是扩大，42年、43年是巩固。特别是在鲁西、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大冀鲁豫区党委以后，工作抓得就更突出了。直到44年的上半年，主要的都是搞这些工作。
到了44年的夏天，我就到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学习去了。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后曾一度叫平原分局，那就是平原分局办的党校，在太行山区林县，在那里学习到45年上半年结束。结束后又派我到水东，参加开辟水东地区的工作，建立了水东工委，成立区党委的一个架子，想在这个地区建立个区党委，所以先叫水东工委。在水东搞了3个月，到45年的10月，从毛主席和国民党谈判，订立了“双十协定”以后，咱们不向陇海线以南发展了，他们也不进攻解放区，这样就把水东地区的工作暂时限制了一下，我们就撤回来了，又回到了区党委。我大概是在十一、二月又回到鲁西南的，所以，这中间的一些事情我就说不太清楚了。（戴晓东）
注：戴晓东离休前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篇回忆资料由李庆合同志根据戴老的录音（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候存明同志1983年春末夏初录制）整理，并经戴老和候存明同志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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