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拿枪怎么战斗？平日里，我们不论是观看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阅读军事著作、宣传英烈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记述将军如何纵横疆场指挥千军万马，或是描述英雄如何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不是指挥持刀拿枪，就是亲自持刀拿枪，总之，都是战场的主角。然而，战场有主角就有配角，配角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时还胜过千军万马。“四面楚歌”能退强敌，靠的是思想宣传来瓦解军心；“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反衬的是经济金融的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突出的是后勤保障的不可或缺。
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中，类似这样的不拿枪的红色战士，虽然大多总是在幕后，但他们同样是英雄战士，同样值得敬仰，令人拥戴！
（一）百万军中笔为戈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不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都活跃着一支肩负文化宣传重任的特殊队伍，他们虽不持枪，但他们有的以曲艺为武器，有的以纸笔为干戈，他们的每一首曲艺、每一篇诗文，都是鼓舞士气的良药，也是投向敌人的炸弹，他们同样是与敌斗争的英雄战士。
战地记者或是宣传通讯员，他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们就是用“笔杆子”去配合“枪杆子”，从而出色地完成每一项艰巨任务。他们常常从经历的每一场战斗、每一个战友牺牲的悲痛中，汇集爱国救亡、不屈抗争的精神动力，先后创作了大量文艺宣传精品。尤其是常年活跃在晋冀鲁豫的八路军中，他们常常在《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日报》《冀南日报》《子弟兵》《冀南建设》等众多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歌、小说、戏剧等宣传作品，多种方式报道战事战绩，激励战士的士气，提高军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孙景鲁（1916年—1972年）
山东省平原县人。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文学系，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大党小组长、北京特委交通员，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春，参加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先后任冀南干校教务长、129师宣传科长、冀南行署三专署前线报社社长；1943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秘书。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他带领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起编剧、排练、歌唱等，并要求各地文联邀请当地老百姓参与演出。比如《双送礼》《铺被子》《小放牛》《夫妻争先》等剧目，写的都是百姓身边事，引发百姓共鸣，百姓看后都争先恐后将拥军的物资送往军部。平日里，他以笔为戈，写下了《一道抗日铁流》《纵横黄河之滨》《日寇必败、必败，胜利属于我们》等诗文词曲。
有人说“一曲可抵10万枪”。在战争时期，一支好的歌曲的确能顶十万支毛瑟枪！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无一不是可抵百万雄兵的威武壮歌！
因此，也有人说，由孙景鲁作词和康夫作曲，被誉为革命岁月中唯一一首红色金融之歌的《冀南银行行歌》，就是那种能在经济金融战线堪比十万枪的神武之歌。有史料记载，冀南银行的筹建工作是1939年9月在八路军129师的具体领导下开始的，先后存在只有短短9年时间，却成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中国人民银行前身）。另据冀南银行有关史料记载：“《冀南银行行歌》为什么能迅速传诵并得到人们的赞许？因为它气势雄壮、豪迈、鼓舞人心，激发银行全体同志的斗志。大家唱起来，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蔑视貌似强大的敌人，唱出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心愿……激发出每个革命同志的斗志。”
听！耳旁仿佛有人在传唱：“我们是一群经济拓荒者，在民族革命的狂潮里，热情地从事祖国伟大的建设。从汾河到运河，从平静的滹沱河到滚滚的黄河，我们站在经济斗争的最前线，打击伪币，统一货币，发展工农业，活泼市场，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遍了繁荣的金融花朵……”。
这样的文艺战士，还有很多很多。为了更好地报道战况，他们常常需要紧紧跟随部队参加战斗，与一线战士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穿行在枪林弹雨中。据统计，当时太行山八路军中就有四百种以上的壁报、一百多种县区报、逐日不断的电讯新闻等，成为当时当地的时代号角，鼓舞着前线热血男儿奋勇杀敌的士气，凝聚着千百万民众坚定抗战的信心。此外，他们还成立了战地文化协会，利用锐利的笔锋，配合抗战形势需要；各种油印期刊纷纷出版，传递到战区的每个角落，为宣传发动群众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唤醒了彷徨的群众，掀起了爱国的热潮。
卞之琳（1910年—2000年），当代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1939年到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随军访问，期间创作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和诗集《慰劳信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书曾于1940年在香港出版，真实地反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指战员和抗日群众的战地生活。
梅行(1919年-2000年),江苏张家港市人。1938年先后入延安抗大、鲁艺学习；1939年初，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3月中旬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团，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帮助部队开展文艺宣传工作；1940年4月回延安，1942年7月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任《抗战报》主编。解放后，曾任原中央书记处研究会室副主任。在抗战期间，深入一二九师各部队采访，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替勇敢辩护——痛悼丁思林团长》，沉痛悼念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英烈。
就连时任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也曾亲笔写下《悼丁思林同志》，在八路军各大报刊发表，更加激发起全国各地军民悼念英烈、痛杀日寇的豪情。
（二） 红色十字医为乐
他们，不是冲锋陷阵的神武英雄，也不是横刀立马的威武将军，他们只是救护伤员的医护者；他们，没有统率过千军万马，但他们却救护过万马千军，他们，是千万名伤残战士生命的守护神。
红色医院院长林之翰(1900年-1974年)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这个名字，估计没有几人知道，但论及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医疗卫生事业，林之翰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于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先后任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所红军医院——红31师后方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一、三分院和五院院长；新四军2师6旅卫生部部长、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二野卫生部副部长、四野兼华中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央卫生部药政司首任司长等职。 林之翰不仅参与创建了鄂豫皖红军的第一所医院，也是边区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
1929年5月初，红军决定在黄安县刘家园成立一个红军医院。说是个医院，还不如说是个医务所更恰当。既没有病房，又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只有戴淑先和林之翰两人。戴淑先是个中医，林之翰虽在旧军队当过两年看护，但没有进过正式的医科学校，对内科、外科的诊治，也能做部分工作，但理论和经验不够，他俩就只好硬着头皮先干了起来。不久，又动员了4个年轻活泼的农村姑娘来当看护，再由“交通”化装去汉口买来些纱布、药棉和部分药品与医疗器具，医院才初具规模。不到两月，接收的伤病员就由建立初期的7名增加到70多名。伤病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6个工作人员，不是忙着到各家治病，就是忙着洗纱布、卷绷带、上山采草药。6人几乎没有什么分工，说采草药一块上山，说洗纱布一齐动手，根本不分医生和看护。新来的4个女看护，开始只是洗纱布、卷绷带，因年轻好学，渐渐地她们就学会了洗伤口、换药等简单的医学常识。不久，就独立开展工作了。
平时，他们不仅要医治部队的伤病员，还给附近的老百姓看病。自从有了红军医院,这一带的老百姓再也用不着担心无处求医了。医院的影响逐渐扩大到黄安、麻城、光山一带，大家都知道刘家园有个红军医院,也常来这里治病。
曹学楷、郑位三、戴克敏、徐宝三等首长们都经常来关心、帮助解决医院建设的困难，给了医护们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有一次，谈及缺少医药书籍的问题，过了没几天，首长就送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实用药物学》，一本是《外科解剖学》。他们如获珍宝，尽管还不能全看懂，但还是手不离卷地去啃它。
1930年，上级派苏井观来担任院长。总预备队政委曹学楷的弟弟曹学珍学西医出师了，另外又从皖西调来一个外号叫周胡子的医生和一个负责外科的洪明玉同志。4个女看护也成长起来了，有的当了司药，有的当了看护长。忙不过来时，就依靠苏区根据地的群众帮助克服困难。邻近各村都有担架队和妇女洗衣队。伤员住在哪家，哪家的老乡就自动地照料他们。没有住上伤员的村子，很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动地组织慰问队，带的东西有花生、鸡蛋、肉、鱼、鞋、袜等。当地的人们都称他们为“游击医生”，因为他们做医生的是不分黑天白夜的，什么时候来任务就什么时候出发，常常是左口袋放干粮，右口袋放药品，一村又一村，一山又一山的跑着给伤员治疗。有时天太晚赶不回医院，就在老乡家借宿。另外，医院的工作人员还兼任业余宣传员的职务，配合伤病员中的“红色战委会”进行文化娱乐活动，讲当前形势、战斗故事、表扬英雄模范。形式不拘，有说，有唱，有表演，有闲聊天。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动员和号召伤员服从医生治疗，安心休养，早日返回前线。这些工作不仅在医疗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医务人员与伤病员之间的感情，伤病员出院时，总是拉着他们的手挥泪而别。
到1932年，鄂豫皖的红军医院，除随军的和在后方的两个总院外，还陆续建立了七八个分院。每个分院都有两三个医生，几个看护，还有专门的采买。红军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白手起家地发展、壮大，并日趋完善起来的。
在中国的红色医疗发展史上，他们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但他们有为无数伤兵默默服务的爱心，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平凡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
红色医护马瑞卿（1918年－2000年）
四川巴中县人。1932年，不满14岁就担任当地苏维埃政府的通讯员，同年10月加入红军。因年龄小、个子矮，就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看护，负责看护从战场抬下来的伤病员。他虽不懂医疗疹治，但聪明又机灵，在忙前跑后为伤病员送水喂饭、护理伤病员过程中，边看边学，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救护知识和医疗常识。随后就担任了看护班长，很快后被调到永安红军医院当了看护长。1934年，随部队转战到苍溪，强渡嘉陵江后开始长征，并调任红军训调队队长。1935年跟随部队爬雪山、走出草地后，又被调到保卫局，升任排长、连长，加入党组织。
1937年，随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战场救护。之后整编到129师野战卫生部卫校调剂班培训学习，救护能力得以大幅提升，被调到卫生部手术室、供给部医务所工作，之后又调任武乡医院任司药主任、野战卫生部司药主任。1943年，在八路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开荒种地，荣获“开荒模范”，被新华日报登载表彰。历经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他在沁县南仁村保护伤病员时，不幸胸部头部中弹负伤，被评为一等伤残，于1947年退伍，被安置到左权县泽城乡东泽山村落户为农民。在交通、医疗极不方便的穷乡僻壤，他仍坚守初心，发挥军医的特长，数十年为十里八村行医送药、打针输液，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1958年，他移居当地红军幸福院，由农民转成市民，继续为百姓打针送药，深受百姓拥戴。
（三）胜负密码在电波
永不消逝的神秘电波，就是彼此搏杀的铁马金戈。
战场上就有这么一类人，虽不曾与敌直面短兵相接，但却以特殊的方式，掌握着整个战场的胜负“密码”，往往瞬间的译破，就能直击对方的心窝。
被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称为“无名英雄蔡威”，就是这一类人的杰出代表。
蔡威（1907年3月－1936年9月）
原名蔡泽鏛，福建宁德人，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始人，毕生破译敌军密电无数，屡建奇功，被誉为“中国红色电波之父”。蔡威于1926年入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经家人保释后重返上海，化名蔡威，代号“C小姐”。
1931年，他在上海参加党中央特科秘密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后，就于10月下旬被派遣赴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并在此与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的同学宋侃夫重逢。当时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电台。从此，他二人共同的任务就是开创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工作，尽快建立苏区的红色电台。
可是，什么器材都没有，怎么建立电台呢？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著名的黄安战役，让蔡威他们最为高兴的是，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一部15瓦的旧电台；紧接着又商潢战役中缴获了一部旧电台。有了这些缴获的破损、废旧的发电机、收发报机等旧器材，他们就开始整修、调配，终于在1932年2月成功地组建成了第一部电台，蔡威任第一任台长。
第一部红色电台的诞生，很快改变了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及各革命根据地难以联络的闭塞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蔡威负责日夜按总指挥的意图向各台发出指令，真正成了指挥部的“耳目”；1932年8月，扩建至两个电台，蔡威负责二台（前方台）；1935年10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不幸的是，1936年8月，蔡威同志患上胃病、肠炎，最后染上重伤寒病。生命垂危之际，他仍躺在担架上破译了马步芳、朱绍良、蒋介石以及重庆行营的来往密电。但无情的病魔于9月22日夺去了蔡威年仅29岁的生命。
在残酷的战争中，蔡威与宋侃夫、王子纲等三人，日夜致力于破译敌情报工作，无数次准确、及时地提供了大量敌情，从而取得辉煌的战果，大家都尊称他们为“活菩萨”，后来还被称誉他们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三杰”。
新中国建立后，蔡威的事迹长期鲜为人知。蔡威生前的老战友宋侃夫、王子纲、肖全夫、陈福初、马文波、李永悌等，多方寻查烈士的故乡及其遗属。几经周折，才于1985年3月在福建宁德发现了线索，并最终得以确认。1986年7月，徐向前元帅挥笔题词：“无名英雄蔡威”，以示悼念牺牲50周年的蔡威烈士。
致敬英雄！这些不拿枪的战士，着实令人尊敬和爱戴。百万军中，类似这样的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战士，又何止万千？！
因手中史料有限，难以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也不便逐一列举，在此仅只选其一二，权作其代表，敬之，颂之。
英雄千古！
作者：丁鸿鸣，公务员，业余从事散文创作，喜好传播红色文化、叙写田园生态文化及古城游览休闲文化。部分散文在《湖北日报》《黄冈日报》《五彩石》《冬歌文苑》等媒体发表，散文作品多次获省级以上征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