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队这个部队的来源是：山东曹县三区义合乡的自卫队，冉堌集的地方武装，二区董玉修(外号董二扁食)的地方武装和周姜兰(女)的地主武装，河南民权地区的地方武装，河北清丰、南乐县的保安大队，以及部分武装起来的爱国青壮年。当时的口号主要是抗日救国保家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当亡国奴等。
(二)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崔田民领导)没有来到鲁西南以前，这支地方武装的番号是范筑先部(活动在鲁西北聊城地区）的三十五支队。1938年，冀鲁豫支队到鲁西南后，改为八路军陇海支队，1939年3月，正式改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
(三)1938年到1940年5月，五大队的组织情况：
1938年7月组建三十五支队时，支队司令员是王德修，后为徐茂里。王德修是山东曹县三区白茅地区的地方实力派，拥有100多人枪。经过多次工作，王和他的武装不愿离开本地区，后来就由徐茂里任支队司令员。1938年底，改为八路军陇海支队时，徐仍任支队领导。徐系日本留学生，抗战开始后才归国，不谙军事，不是共产党员。1939年初徐茂里随一大队向陇海路南活动时，与日、伪军遭遇，尚未接火，徐即不顾部队，自己骑个毛驴跑回家了。1939年3月，部队改为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大队长为王伯生，副大队长为郭心斋，陈丽泉为参谋长，政治委员是宋励华，后为胡永书(冀鲁豫支队委派)，王石钧为政治部主任。1939年5月，领导成员有所变更，胡继成(由支队调来)继任大队长，王石钧任政治委员，李一非任政治部主任，其余未变。随着领导的调整，大队司、政、后、卫等领导机构和工作制度逐渐健全起来了，如司令部编有作战参谋(蔺斌)、侦察参谋、通讯参谋、书记和收发等；政治部设有组织、保卫、民运、宣传、敌工等股，组织股长郭永昌，护卫股副股长曾昭敏，民运股长周民轩，副股长宋杰，宣传股长李在望，副股长酒文涛，敌工股长张君奇等。还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宣传队。后勤部门，供给处处长潘岷原，财务股长王子平，军需股长张海函，粮秣股长蔡尚志。卫生队长为郭润楚，医生有百友功等。直属分队有警卫连，连长程玉赞，指导员曹子端；通信连连长张运升，指导员任耀庭(后王运清)。部队营级单位的领导人为：一中队长魏新民，教导员胡开贵，副中队长王浩存。二中队长王朝鉴，教导员惠占荣。三中队长董玉修，教导员董根顺，副中队长杨恩仁；二团(实力相当营)团长周姜兰(女)。各连领导干部为：一连连长楚玉迟，指导员董守荣。二连连长乔宪志，指导员朱潜。三连连长张朝轩，四连指导员张魁仁，六连指导员王启运等。在五大队领导成员中，有几位情况特殊：王伯生大队长，系山东曹县三区白茅的封建实力派，王德修之子，系花花公子，不住部队，不随部队行动，只管联络，扩大队伍。周姜兰团长，她原来的武装，主要是保卫其地主庄园的，接受党的领导后，所部大部分时间是单独活动，本人也不常同部队在一起。
冀鲁豫支队领导对这个部队很重视，特别是胡继成、李一非等任大队领导后，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和战备训练，使这支弱小的游击队较快地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军。
(四)在组织领导方面，五大队受双重领导。
作战行动，党政工作方面，由冀鲁豫支队主管，也受中共鲁西南地区党委的领导，如干部调配方面，不仅冀鲁豫支队直接调配干部，鲁西南地区党委也经常给五大队补充干部。五大队的活动地区在陇海路以北、黄河以南，以山东曹县地区为中心，包括山东的曹县、单县、金乡、定陶、菏泽，河南的东明、考城、兰封、民权等县。五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与日、伪军作战，肃清汉奸和反动会道门等，用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支援和保卫鲁西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9年后，逐步建立起一批抗日地方政权，即山东曹县抗日县政府、河南考城抗日县政府，以及定陶、菏泽、东明等地区的几个区政府和一些乡政权等。
(五)五大队是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从1939年3月到1940年5月，整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南下华中时为止，在这段时期经历的战斗主要有：
第一、两次打以湾杨安天国为首的反动会道门红枪会。第一次是1939年3月，第二次是1939年5月。虽然没有完全把它打掉，也未捉住安天国，但重创了反动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争取了广大群众。
第二，与日寇进行了两次遭遇战。一次是1939年8月份在祥符寨，另一次是1939年10月在大王集。两次都是在日寇扫荡我根据地返回据点途中进行的，伤亡都不大。大王集战斗缴获了敌人几箱炮弹和手榴弹。
第三、1939年10月在反扫荡中的突围战。当时部队驻秦寨地区，据情报，陇海路沿线开封、兰封、民权和山东的菏泽、金乡、曹县等县的日伪军，从四面向我合围。我军准备等到傍晚从曹县方向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未料夕阳方西下，部队大部正集合准备转移，小部尚在途中，敌机械化部队已从四面八方向我合击过来。当时，大队领导十分沉着、冷静，部队没有慌乱。胡继成大队长和王石钧政委乘着夜暗率领一、二营、团直机关大部分及警卫连等单位，连夜向曹县东南方向突围。其余正向集合场地开进的部队，各自相机化整为零，纷纷乘夜突围。这次日本鬼子分四、五路向我合围，动用了几百辆汽车，反复扫荡达一星期之久，结果处处扑空，只好垂头丧气而回。
第四、1940年1月楼庄战斗。这是五大队组建以后，跟日寇进行的一次硬仗。当时大队正处于分散状况，王石钧政委、郭心斋副大队长及郭永昌带团直的一部分和二营在东明地区活动，胡继成大队长、陈丽泉参谋长，李一非主任带团直机关、警卫连、通讯连一部和一、二两营，在考城、兰封、民权等地区活动。楼庄当时属考城县，部队在此住了2天，准备转移，因二大队从曹县东南刚到楼庄，决定停1天再行动，就在此日清晨，从陇海铁路线一些据点来的日军，突然包围了楼庄和附近的两个村子(村里的部队立即撤到楼庄)。战斗从早晨六点打响，直到下午三点半，打退了敌人四、五次冲锋。由于部队子弹、手榴弹已快告罄，大队长胡继成、一营长魏新民负了伤，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突围出来。这次战斗，虽然干部、战土伤亡较大，但锻炼了部队敢于与鬼子拼刺刀打硬仗的顽强战斗作风。
第五、远程奔袭，全歼叛军。1939年8月间，考城独立大队百余人，在队长带领下，叛投国民党兰考马良斋部。支队命令五大队，务必采取各种办法，消灭这支叛军。大队领导把任务交给一营，并指示采取远距离奔袭的办法，魏新民营长、郭永昌教导员带领一营经一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叛军驻地，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全部予以俘获．并救出教导员朱潜同志。为教育部队，以儆效尤，将为首的队长、副队长和策划叛变的几个骨干，全部予以镇压。
经过上述几次战斗，我们在建军、建政和群众影响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一、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教育了广大群众，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是中华民族的坚强保卫者。中国人民是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第二、锻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部队在实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第三、保卫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在部队的宣传、组织下，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积极参加农村青救会、妇救会、民兵自卫队，挖抗日沟，改造平原地形，以及反击敌人抢粮蚕食斗争等。使抗日政权在巩固中逐步发展，这又反过来有力地支援了部队。
(六)
五大队这支部队，是在共产党坚强领导和教育下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这个部队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地方实力派，关系比较复杂，如一营是河南民权地区的地方武装，一营长魏新民是民权地区有名的魏司令。二营是山东省曹县冉堌集地区的地方武装。三营是曹县二区和考城、民权边界地区的地方武装。二团是完全保家产的地主武装。当时除了警卫连、通讯连，建有党的支部、党的领导力量坚强外，其余单位仅有我党派去的政治干部。这些部队军事干部，特别是营、连两级干部，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亲属关系，有的是封建性质的师徒关系或帮会关系，还有干儿子、干老子关系等等，有的是接受了委任，部队不离开本地区的，有的是武装交给我们，但本人不随部队行动的。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坚强的领导以及耐心的教育、改造工作，是不可能成为一支强而有力的部队的。这一点从部队一开始组建，就充分的体现出来。1938年7月，组建三十五支队时，鲁西北区党委，就派宋励华同志，曹县县委派郭永昌同志到部队担任领导工作(郭永昌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与宋励华一起来的还有徐茂里和王浩存等同志。1939年初，改编为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后，党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加强，支队陆续派遣干部来加强领导，先后派来的有胡永书、胡继成、李一非等领导同志，胡开贵、惠占荣、董根顺、王林福、蔺斌、宋杰、曾昭敏等中层干部以及刘棋、李惠民等一般干部。鲁西南地区党委、曹县县委也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骨干来充实各级领导。如王石钧任政委，郭心斋任副大队长。担任营以下职务的有：王启运、张魁仁、朱潜、王子平、潘岷原、张君奇、周民轩、张海函、任耀庭、董守荣、李化伦、李在望、郭润楚、曹子端、董存典，程玉赞等，另外，还介绍了一批爱国进步知识青年，到大队工作，他们中有：王守学、董方近、胡青云、王运青、张万和、李青江、杜富修、张强等。上述同志到来后，大力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抓紧对旧式武装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努力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不久，营、连陆续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在基层干部和战士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从而使这支队伍完全掌握在党的手中，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七)
五大队从组建开始，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逐渐在队伍中发扬开来。首先，艰苦奋斗在指战员中蔚然成风，省吃、省穿、俭用，上下一个样。当时，部队的吃饭、穿衣、武器装备的供给等，除支队供给一部分外，绝大部分靠自己筹划，办法是：
第一、组织群众工作组到各地区，通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募捐(粮、钱)。
第二、没收敌伪、汉奸的财产。
第三、向地主、大商人和富裕户征借。
在我地方政权建立以后，我们除在敌伪区采取上述办法外，在根据地内，主要靠地方政府供给。部队生活相当艰苦。部队干部、战士除了保证五分钱的菜金外，很少发零用钱，从1938年组建开始到1940年5月整编为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时为止，仅发过3次零用钱，每次干部、战士一律1元。但大家没有怨言。这是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他们懂得当八路军是为了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人民吃苦是光荣的。其次，部队重视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关心爱护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再次，发扬了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传统。部队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职责的不同外，干部战士在政治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相互之间，团结友爱，奋发上进，精神愉快。因此部队打了胜仗不骄傲，受了挫折也不气馁，即使一时打散了，还能自动集合起来。如1939年10月秦寨反扫荡突围战斗就是很好的证明。
(八)
1940年5月，大队在第二次参加讨伐石友三叛军以后，在古营集，与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二营，整编为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原五大队的司、政、后领导机关，保留了一部分干部。凡适合留地方的干部如王石钧政委、郭心斋副大队长、周民轩、张君奇等同志和楼庄战斗负伤未痊愈的同志，决定留在地方。整编后，五大队的一中队为一营，二中队为二营，六八八团二营为三营，团营领导同志变动较大。调整后团级领导干部：团长为盛士坤，政委为朱世荣，副团长为冯志湘，参谋长为晏胜明，主任为韩长万。
整编后不久，日军即对冀鲁豫地区进行大扫荡。此时部队奉命在黄克诚同志的指挥下，随刘震同志的新二旅过陇海路增援华中。以后部队即转战淮北、皖东北、苏北等地区，打了不少胜仗。随着这支部队的发展，原五大队的干部战士，也因革命的需要，散布到全国各地。（胡继成 郭永昌）
注：①本文曾于1983年9月9日在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的《党史资料》第十四期上发表。
②胡继成原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郭永昌原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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