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毅民原名孙景彦，又名孙国英、孙一民，1914年1月 25 日生于大田庄一户农民家庭。九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是老师最喜爱的学生。
1929 年小学毕业后，便到涿鹿县“万发昌布庄”学买卖。在学徒期间，他亲身感受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开始憎恶黑暗的旧社会。由于他经常奔走于北家、天津、张家口等大城市，增长了见闻，开阔了眼界，耳闻目睹了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野心，产生了“社稷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思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各大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通过邻店一位老工人(实为共产党员)的开导，他决心弃商就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1932 年底，那位老工人被捕后，孙毅民以护送堂兄孙景雨回家养病为由，回到了老家。翌年春，在本村小学教师郝金生的支持下，考入了冀县乡村师范学校。
入学后的第一学期，他通过进步学生苏永发的介绍，首先认识了在冀县伏家庄教书的李幼贤(即李力，当时任冀枣工委书记)，从那里得到许多宣传品和革命书籍。他与苏永发，罗存维、高风树等8名同学，经常秘密地贴标语，撒传单一起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国家大事。共同的革命理想，逐渐把这8名热血青年凝聚在一起，形成“八人小组”。孙毅民年龄较长，沉着稳健，遇事有方，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干岁”，成为“八人小组”的自然领导人。
同年冬季,李力同志将孙毅民领导下的7名进步青年介绍给冀师一六班的班主任老师、共产党员王旭东，进一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培养考验。在王旭东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孙毅民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迅速提高，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社会现象，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豺狼当道，猛虎横行。张眼细看，热血沸腾。加快磨刀，马上扫平。救出难胞，共渡新生。”这篇范文在六班宣读后，同学们对他更加敬佩。他还号召同学们勇敢地投入改造旧社会的战斗，他说:“只有血泊才能淘洗自己，只有火海才能锻炼自己，没有经过血泊的淘洗和火海锻炼的人，将不能做有用青年。”铿锵有力的语言，给他周围的同学很大鼓励。
临近年底，以孙毅民为首的“八人小组”，发动了冀师的第一次学潮。原来每个学生每月五元的伙食费，校方擅自改为三元，从中克扣二元，致使学生由吃馒头改为窝窝头，因而引起学生们强烈不满。孙毅民带领“八人小组”和同学们找到学校当局，当众揭发他们的贪污行为，并提出不答应条件，就立即罢课的警告。学校当局自知理亏，不得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将生活费由三元增加到五元五角。孙毅民爱憎分明，非常同情与关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学潮后的一天傍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与高同茂同学到校外一户贫民家去了解生活状况，看到这家母女二人正守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相对哭泣。原来这家男主人最近去世，母女二人靠卖油条糊口，因连日大雪，无人购买，所以无钱买米买柴，正发愁这几天的生活。孙毅民知道后，好言安慰了几句，便立即跑回学校，从伙房买了8个馒头，拿了自己的伙食钱，一块给母女送去。她们感激地说:“你可是俺的救命人!”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考验，孙毅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于1934 年春季经王旭东、耿碧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投入了革命斗争。
1934年 10月，冀县国民党的官员大力筹备双十节，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街道、校园和会场，非常隆重。孙毅民经与“八人小组”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开展宣传，扩大影响。他们随即也写了标语、张贴在反动标语上面，还刻印了传单，散发在会场、街道。群众们都说:“国民党整天喊着'剿共’，越剿越多，共产党都跑到他们眼皮底下了!“
冀师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南宫专员刘必达亲自到冀县“督导剿共”。不几天，王旭东同志被捕，“八人小组”也涉嫌受到监视。在白色恐怖下，孙毅民不顾个人安危，四处托人营救，并发动进步师生募捐，筹集了二百多元，派翟振吉交给饭铺，让饭铺伙计每天给王旭东送饭,保证了王老师的健康,后经多方营救，王旭东被释放出狱。
1935 年春，孙毅民领导的“八人小组”与李力接上关系，继续领导学生们抵制国民党鼓吹的“新生活、旧道德”运动。孙毅民根据李力的安排，以冀师学生代表的身份与冀县六师的学生秘密组织取得联系，统一行动，互相支持，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阴谋。同时,他还多次向同学们发表演说,揭露所谓“新生活、旧道德”运动实质是让青年学生的思想误入歧途，开历史倒车，以巩固他们的统治。他号召同学们不听欺骗宣传，不参加“新生活会”，在各校学生的反对下，这个欺骗青年学生的闹剧，很快就破产了。
1935 年底，孙毅民在冀师毕业后，应聘到冀县逍遥村教小学。冀枣工委书记李力同志每月到这里巡视一次工作，并带来文件和传单。在李力的领导下，他以教师职业作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向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他说:“新社会的建筑，需要青年鲜红血肉做奠基。”“新社会的实现虽说不出一个具体时限，但一定为期不远了。”以此鼓励青年学生为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
为了发展党的组织，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群众家中和附近村庄的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发展对象。1936年6月，他与吕士杰、张聘卿等人，在宁晋、冀县、束鹿交界的边缘地带,秘密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先锋队他还发动宁晋县和睦庄一带的盐民反抗盐巡，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撤退，地方上一片混乱。在国难当头之际，孙毅民决心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决不能作无谓的牺牲，若我出一文的代价而死掉，也决不辜负中华国民的一分子。我们现在要抱与日本一命换一命的志愿..”慷慨激昂的语言表达了他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了激励自己和同胞积极投身抗目救亡运动，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丁字街头一只牛
滚滚热血河中流
红色孩儿吹战号
长弓拉圆一声吼。
战者居功降者罪
斧头镰刀擒野兽。
赤人赤马跑遍地
满天红旗乐悠悠。
用诗说明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目战争，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同年秋季，正当孙毅民整装待发，时刻准备火线杀敌的时候，冀县吉辉台曹老辅(外号叫曹大棒子)在码头李打起了抗目救国的旗号，聚集两千多人，成立了“青年抗目义勇军”。高风树、高风庄等同学一起受李力同志的派遣，及时打入这支部队，准备联合他们一道抗目，或等条件成熟改编为人民军队。但曹大棒子这个土匪司令，“挂着羊头卖狗肉”，占地为王，骚扰群众，乱杀无辜，发国难财。对真正抗目救国的青年打击杀害，对惯匪、惯盗等社会渣子视为手足亲信。孙毅民屡次劝曹终不见效。曹进而反目为仇，想加害于他。
11月，李力同志召集十几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冀县南贾村开会，告诉大家: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菁玉的率领下，已经进入冀南，并动员同志们积极参加自己的队伍。孙毅民向李力同志汇报了争取曹大棒子的工作情况，说明了自己的处境，经李力同意后，孙毅民脱离“青年抗日义勇军”，回到家中待命。
农历 1938年1月14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的骑兵连住到大田庄孙毅民让连长住到家中，如待亲人一样。当夜与连长促膝畅谈，向连长倾诉了自已抗日救国的决心，受到连长的热情鼓励，并约定在南官相见。不久，他听说东进纵队到了南宫，便不顾家庭的劝阻，于1月21日(农历)，赶到南宫苏村，参潮了八路军，任东进纵队民运干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8年3月1日，孙毅民调任南宫县西区战委会主任，不久又调任南宫战粪会主任兼县委民运部长。
孙毅民在做地方工作期间，废寝忘食，四处奔走，夜以继日的工作。为了广泛动员群众抗日，通过召开各种会议、举办训练班、平民夜校、宣传队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号召各阶层人民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团结对敌，共赴国难。由于南宫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孙毅民同志的奋工作，南宫县农救会、妇会、青救会、抗日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很快建立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战委会在开展民主宪政、推行合理负担锄奸防特、扩军支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南宫县抗日游击大队筹建时，由于战委会的大力支持，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余人，编为十二个中队。
1938 年 11月,孙毅民调任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他身为领导干部后，处处以身作则，艰苦朴素，与战士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一身罩衣从冬到夏，从夏到冬，缝缝补补，一穿就是几年。平时行军，他和战士们一样，站岗放哨，做饭喂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干部战士，深受广大官兵的拥载。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警卫员缴获了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交公。孙毅民知道后，立即对警卫员说:“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党为我们制定的纪律，我们可不能违犯。”警卫员解释说:“您经常到敌占区活动，子弹用的多，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啊!”孙毅民听后神色严肃起来，批评警卫员说:“不能为了我的安全就破坏党的纪律，我们应时时刻刻想着党和人民，不应该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首长崇高的品德，使警卫员感到惭愧，最后把子弹缴公。孙毅民很注重密切群众关系，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说:“群众是水，部队是鱼，鱼离不开水。
有一次他住到群众家里，开会直到深夜，房东在炕上睡着了，警卫员要叫醒他，孙毅民赶紧制止，又给那个房东盖好被子，然后自己到另一户战士们住的屋去，与大家睡在一起。群众看到孙主任这种作风，都深有感触地说:“真是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啊!“”
孙毅民同志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1940年4月，在“驱鹿拒庞”的运动中,新河县地方武装擅自收抄了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家的一挺机枪、十几支步枪和一部分财物。庞炳勋向上级告了状，四分区派孙毅民前去解决此事。他到新河以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一方面批评地方武装违犯政策的错误，作了严肃的纪律处分;另一方面亲自到南阳庄庞炳勋家里赔礼道歉，并表示今后要加强团结，共同抗目。庞家兄弟看到孙毅民热情诚恳处理得当，表示谅解，还同意不再收回拿走的枪支，愿意留给当地武装使用。此事的圆满处理使庞炳勋特意给冀南军区打来电报，表示满意。
孙毅民同志不仅是我党我军的优秀政治干部，还是一位机智勇敢、深怀韬略的军事指挥员。
1940 年春季,孙毅民巧妙地利用游击战术,多次在战场上机动地消灭敌人。有一次广宗县一百多名伪军，到城北 20 里以外的村庄去“扫荡”，他带领两个连的战士将这股敌人包围在村内。敌人负隅顽抗，久攻不克。为迅速消灭敌人孙毅民命令将骑兵集合起来，在村周围沙土地里来回奔跑，荡起弥漫的尘士;同时还让部队呐喊助威，前沿喊话。这样一来，敌人以为我们大队骑兵赶到了，很快缴械投降。
同年夏季，孙毅民得知日伪军要到近察寨“扫荡”，便亲自带领基干营埋伏在路沟两旁，准备歼灭敌人。不料，敌人刚进入埋伏圈，一连长提前开枪，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敌人发现我们的兵力部署，便分兵向我围攻。在对我不利的情况下，孙毅民沉着果断，立即命令部队，按连、排、班先后顺序撤退，最后自己和机枪手留下掩护。部队安全转移后，干部战士都敬佩地说:“哪里最危险孙主任就出现在哪里!孙主任有勇有谋，遇到危险也会逢凶化吉。
1941 年春季，日寇回师华北，实行“治安强化”，到处修公路、设据点频繁“扫荡”，使我根据地逐渐缩小。冀南军区交给四分区打通临西至邱北企之道的任务，迟迟不见成效。四分区多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研究办法。孙毅民根密调查的情况，经过严密地分析判断，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意见。他说:“前一段2所以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主要原因是力量分散，没有抓住重点。应该把四分区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重点开辟临西。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不先把这里打通部队行军、来往交通、给养供应等都有困难，机关、部队也不好存在。邢济路以北，暂请军区帮助，或者让新四旅派一个团去那里活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后报请军区批准。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战斗了一个多月，扭转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开辟了这三个县的新局面。这个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越加巩固，日伪军也越加恐慌，于是将冯二皮率领的伪军从胶东调到临西来，并在下堡寺、高尔庄、丁庄一带安了据点，再次给我军活动带来困难，
四、五月间，杨宏明、孙毅民等同志组成战地指挥部，在冀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临西战役。经过 18天的激烈战斗，消灭冯二皮的伪军两干多人，再次打开了局面，受到冀南军区的表扬。
1942年4月下旬，孙毅民在临西一带将最后一批敌后武工队队员训完，便带领三十六团的一个营，住到临西东小固村，准备越过邢济路，然后到威县、南宫、垂阳、广宗一带打游击。4月 28 日晚，他参加了四地委、四分区联合召开的军政会议。第二天早8点，他到黑刘村赶上部队。这时从北边传来枪炮声，侦察员也赶来报告，说敌人的步兵、马队已从方营、油坊向我方扑来。当得知部队已被包围时，孙毅民随即与三十六团副团长张士盖商定，带队突围。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日伪军四次向我阵地进攻，均被打退。在战斗中，张副团长受伤，骑兵连长邢连生牺牲。孙毅民看着敌人又冲过来，便命令张士盖带骑兵向南突围，自己掩护。这时，南边敌人气势汹汹地冲来。在万分紧急情况下，部队又集中起来，向北冲杀，冲至务头村东南，孙毅民同志不幸中弹,以身殉国,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同志也壮烈牺牲。为纪念杨宏明孙毅民二位先烈，冀南行署于 1942年 10月，在临西、清河、威县交界处划出部分村庄，命名为“宏毅县”。
摘自中共新河县委党史研究室《喋血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