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任务
1944年10月间，五分区曹县敌工站长莫君同志对我说：“曹县城内有位老战士沈建华同志，可以通过关系，给党派去的人，在伪警察所安排个伪警官的职务，我们决定派你打入伪警察所，地委、分区领导已经同意，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我在八路军教导七旅兼鲁西南军分区任锄奸、敌军工作干事已近三年，和日、伪、顽分子打了不少交道。经我专属参议、国民党爱国人士王子舫（王道）先生安排，曾以八路军联络参谋李洁清的化名代表地委书记、分区政委刘星同志和专员张耀汉同志，访问过土顽苏鲁豫皖挺进军第二十五纵队张盛泰部，和该部队支司令王茂德、参谋长王子材等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我深知打进曹县城有不少困难和危险。但是，一个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共产党员，难道能遇险不前么？我说：“我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不久，沈建华、刘会庵同志由曹县城来到曹西北敌工站驻地。莫君同志介绍我们认识后，对入曹作了交谈。我和建华、会庵三人又一同到马寨分区敌工站，接受分区敌工科长丁一同志的指示。
刘会庵是老党员，是曹县县委所属城关特支的成员，以曹县伪四区文书的合法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建华是抗战开始后党的第一任曹县县委书记，因斗争复杂，脱离了组织关系，但仍积极为党工作。地委书记张承先同志和齐滨县委书记王健民同志要他给派入人员找职业掩护。他接受任务后，在伪警察所谋个职位，就来接我了。
丁一同志亲切地跟我说：“殷群同志，派你打入敌警察机关，这个任务可不轻啊！你在隐蔽战线常和敌伪人员打交道，暴露的可能和危险是有的，但这又是你的有利条件，比较熟悉敌情，敌、伪、顽、我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真假假。刘迪（敌工科长）、陈跃先（组织科长）、王光美（保卫科长）等同志都反复斟酌过，刘星同志也曾亲自派你到顽匪张胜泰部执行任务。党相信你能够依靠组织和人民，在敌人巢穴中站住脚跟，也希望你们有所作为。”党的信任和鼓励，使我心中热乎乎的，更决心奔赴火场，闯入敌巢。
在丁一同志主持下，我们在马寨组成了“鲁西南地委、分区曹城地下三人小组”，负责人是我。但丁一、莫君同志一再嘱咐：“建华同志阅历丰富，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人稳健练达，应该主要依靠他和会庵同志，依靠敌占区革命人民开展工作。”我的任务首先是“落户”，先站住脚，取得合法身份。我们第二天就动身。我进曹县的良民证是在开封的李冠卿同志通过民权地下党在商丘（朱集）给我搞的，化名为殷笑风，充作建华的表弟，投奔表兄谋职业。
11月间，一个阴沉寒冷的下午，我们3人告别了首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马寨，争取在黄昏前闯进县城（马寨离城60华里）。当我们穿过武楼离城尚有二里之遥，不料从北关向我们走来一群队形不整的伪军，我们就下车步行。在相离不到十米时，一个伪队长模样的人枪口指向我们，粗声大气地喝道：“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会庵同志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是武楼、杜庄的小学教员，进城开会。”他不以为然地质问：“怎么，这么晚去哪开会？”“我们接县教育科通知，今天进城报到，明天上午开会。”他又审视一阵才放过我们。
闯入敌巢
曹县北门是两道重门，戒备严密，大砖石城墙，高10余米，吊桥两旁设有三道铁丝网，护城河看来宽不少于8米，建华悄悄指点着告诉我：“水深不少于2米。”在北门，伪军验了良民证，两个鬼子哨兵还搜查了我们。鬼子司令部就在北门里路东，两个荷枪实弹、上着闪亮刺刀的东洋武士，站在门岗里，虎视着北大街。
晚上，建华安排我住在南门里“源涌泉酒店”。他的五十四、五岁的老父亲在店里管账，他当然知道没有我这样一个“表侄”，我们商量过，还是把我的身份跟他讲明。老人家正气感人，叫小伙计沈秉铨给我准备了晚饭，陪我洗了热水澡，我就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建华领我到大隅首一个小店喝有地方风味的豆沫，吃大饼油条。接着他和会庵一连几天，陪我逛大街，给我介绍周围的环境和情况。
靠北门路东，鬼子圈了四十多户人家的房舍，把他们赶得流离失所，就在那里北凭城墙，东临水坑占为兵营。这时是鬼子庸田司令官在主宰曹县，他率领一个中队，150余人，携9挺轻机枪，9门掷弹筒。建华告诉我，这个部队属菏泽山口少将指挥的第四旅团宫尾联队。
再向南，建华带我窥察了第一任伪自卫团长朱晓楼的住宅，又察看了石蛤蟆西街路北当时任伪县长兼自卫总团长朱晓堂的总部。原第一高小旧址是伪自卫第九团的驻地，钟楼街路西是伪警察所。东关是最繁华的街道，朱晓堂在东关天齐庙和乡师大楼驻有重兵。
朱晓堂是什么样的人？建华和会庵在根据地已当面向地委、分区领导和刘迪、丁一等同志汇报过。这家伙是城北大朱楼人，兵痞出身，当过国民党警察和二等巡官。先是他族兄朱晓楼任团长，驻东关天齐庙，1939年时只有一百人枪，1940年发展到千余人。1942年朱晓楼病死，朱晓堂接任，1944年冬他便升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手下伪军发展到3500余人，号称5000之众。他杀害我党同志和进步群众不下百人，光在古营集一带就杀害我地方党员王朝聘、王敬立、申金海、李俊德等十多人，用革命者的血，换得官位。朱原来没县长头衔，是田吉康任县长，杜捷之任警备大队副，朱晓堂趁杜在省开会之后，经商丘返回曹县时，派人在曹县南八里之潘白刘庄袭击杜之汽车，毙杜之随从，杜溜回济南也不敢来了。朱又在曹州道尹公署和伪省府顾问稻田处行贿，任命黄宗伯为曹县县长，黄干不久，又被朱赶走，军政大权被他一手抓去。伪警备队由13个中队，发展到22个中队，自卫团有几个团（实际上多数团只有数十人、百把人，只有五团朱圣灵部有300人，九团王秋濯部有400余人）。县长、团长、大队长都是朱晓堂一人兼任。
日寇侵略，苦了人民，养肥了汉奸卖国贼。朱晓堂买地几千亩，城正中大隅首以东的几家大铺面，如“源兴成杂货店”、“德盛祥广货店”、“余庆恒绸缎庄”和东关“宝塔烟厂”，都有他的股份或依靠他支撑营业。
曹城落户
建华、会庵先使我对曹县有个粗略印象，同时又积极活动，就着沈秉锐买了四匣点心，陪我到城关伪警察所所长李御卿家去拜见。秉锐见了这个廋高个就叫“二大爷”，说：“这是建华兄的表弟殷笑风，建华哥说已托你帮忙给他找个差事。”我说：“李所长，兄弟知道安排个差事不易，建华哥说，李所长慷慨好义，很够朋友，请多费神。”说着我又递过一封信，从容地说：“这是建华哥的便条，今晚请到南门里酒店坐坐，务必赏光！”这封信内有建华塞的50元联合票。晚上，建华的堂叔伪镇长沈君垣陪李御卿吃酒，又一再相托。李答应先给我补个三等警，每月七元饷。李说：“叫笑风先委屈点，不让他当苦差，帮办文书，警官出缺再提拔他。”
就这样，我在城隍庙东路北伪警察所，当上了三等伪警，算是在曹县落了户。穷苦人民，穷知识分子在敌人统治下谋个饭碗，难得很哪！我，一个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进城三天，就站住了脚，沈建华同志和刘会庵同志顺利地完成了地委、分区交给的第一步任务。“家里人”——莫君、丁一同志知道后，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小小胜利，带信来嘱我们“好好干！”
我有职业掩护后，“三人小组”以大隅首南路西“崔家油坊”作为联络点。主人崔景林先生，老中医，60多岁，和建华友谊颇笃，多年都掩护我党的工作同志。我们常以聚餐、打麻将为名，碰头开会，分析敌情，商讨工作。
长久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中和敌人周旋，可能会认为敌占区神秘、危险。但真钻进敌人内部，反而有安全感，处之泰然。确实有少数死心塌地的民族败类，甘心事敌，仇恨我党我军，欺压人民，还美其名为“软性救国”，即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还有什么“和平抗战”云云。但是，人民是向往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大多数伪军警宪对我党我军极为恐惧，军心动摇，敌伪报刊也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共与我军交战斗志昂扬”。伪《新民报》惊呼“共产党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术”，“可怕之赤魔之政治力”，“潜行于地下，象微菌那样可怕”，真是风声鹤唳。我们这些在敌人心脏中战斗的同志，确也从敌人的惊慌哀鸣中得到鼓舞。
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三人小组”在半年间交了一些朋友，开展了“耳语活动”，传播了人民的胜利和党的主张。建华、会庵利用社会关系，搞了敌情和社会调查，向地委、分区反映了曹县、商丘等地的一些情报，利用敌人矛盾和弱点，争取伪军回头，削弱敌人。建华、会庵埋头苦干，冒风险、掏腰包，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为我们大反攻时解放曹县作出了贡献。
1944年，我20岁，正是朝气蓬勃，满怀壮志，渴望创造英雄业绩的年轻党员，原来设想进曹县可以谋个警官的合法身份，我向往着抓一个连、一个营，甚至影响一个团，策应主力，攻占曹县，向往着由我亲手把红旗插上曹县城头，迎接首长和战友们进城。在北门城墙上慢步时，我遥望延安，遥望曹西北根据地，还默默地念诵自己作的歪诗《咏梅》，“岁末识高节，霜雪肆虐淫。桂凋菊谢皆抽泣，恶斗方知君。愁城称翘楚，黄花当风舞，暗香四溢可人意，寒魔徒叹苦。”
曹县当然还有我们军事情报机关和上级及兄弟地区的地下工作者，上级没有给我们横的联系任务，而我自诩“愁城称翘楚”，也反映了我当时自我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眼高手低，现在回顾不免有愧。
巧取地图
我只身入曹城，又是个小兵身份，活动能量有限，而建华和会庵同志在接受地委、分区任务陪我入曹后，工作是很努力的，他们在敌区活动有一定经验。而我呢？缺乏经验，又幻想轰轰烈烈，急于求成，没有当上警官，有点泄气，又加上生活太苦，不想长期待下去，急于抓一把。安下身后就天天跑“表哥”家，催促他们搞关系、搞情报、搞资料。
建华、会庵很尊重我的意见，没有多久，建华就搜集了一批济南、徐州出版的《山东新民报》、《大阪每日》（中文版）等敌伪报纸，通过宣传奴化思想的曹县新民会事务部长沈阁臣，搞了“新民会章程宣传计划”，“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宣传要点”等资料，转送根据地敌工站，这些对研究敌伪宣传动向，制订我党我军宣传方针策略，有针对性地拟写宣传品，都是很有作用的。这类文件携带转送难度不大，也能及时送出。
难得的是建华同志搞到军用地图。我们常碰头喝茶的崔家油坊隔壁，就是伪商会，建华和商会长韩星宸有私谊，偶然一个机会，他为联系生意托此人给写便函时，瞥见那人开抽屉时，里边有一叠道林纸的印刷品，从纸背面隐隐约约可看到正面弯弯曲曲的线条。建华心里一动，原来他听说韩复渠第三路军的一个团部曾在商会驻过，是不是日军进攻时，韩军仓皇撤退，丢下什么文件图标？他回来就诱导崔景林老先生13岁的孙子崔东初，从门槛下钻进去取了一叠，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六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是曹县、商丘、青堌集一带的村落道路详图。当把这份崭新的军用地图转送给分区司令员赵基梅同志时，他感到真比缴获敌人一批枪炮还令人高兴。
1945年春，会庵也从伪建设科科员崔灿缨处搞了一份伪建设科绘制的曹县城区街道图，他原要在图内标注敌伪军警机关部队驻地分布情况。建华和我未同意这样做。为什么？那时候敌人在中小城市的特务活动，也还没有很多的先进技术装备和训练，不要说收集和传递情报的无线电微型照相机等没有，按现在的军事科学衡量，我们是“土情报员”，连普通的密写技术也没使用过。我们靠的是“土办法”，靠人的忠诚勇敢机智，靠责任心，靠细心和精心的记忆，我们决不能给敌人留下有形的证据。这图还是利用一个伪军给东关的朋友送礼物夹带出城，隐藏下来。1945年夏，建华、会庵有被朱晓堂逮捕的信息，建华于八月间来到曹县东南高桥，把这份城关街道图带来标注，于9月中旬带到曹县东关交给我军作战指挥部，赵基梅司令员高兴地说：“二股（司令部侦察通讯股）也早搞到城区街道图，你们又搞来一份，很好吗！”
购买弹药
地委、分区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争取敌伪军，其次搞情报、购买物资等。
只是我们工作不得力，成效甚微。我们得知伪第九团团长王秋濯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日趋被动的形势下，摄于八路军的威力，有所动摇。我们曾通过建华的堂叔沈君普，利用他和王的私谊，几次试探，以图为我所用，王某反动本质不改，又割不断和朱晓堂的感情，没有成效。
朱晓堂的教官吴寿成，行伍出身，有带兵经验，朱晓堂这些地主兵痞流氓武装，毫无正规训练和作风，他要利用吴的军事才干，又嫉妒防范。吴是陕西人，客座，我们没有找到直接介入人选，从侧面做了一些反间工作，也无成效。形势发展很快，日本八月投降，我军九月就解放了曹县城。争取瓦解敌军工作没有成效，我们也不灰心，建华、会庵同志表示，只要对革命有利，对工作无害，我们能干的尽量干，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因此，在1945年上半年，建华还通过常来崔家油坊的崔景林先生的亲戚刘洪魁买过几次步枪子弹。有一次，刘托日军司令部的翻译，他小学的同学刘正文，买了两箱步枪子弹，建华由刘洪魁陪同，把子弹由常为我们做事的赵中元用架子车拉运到曹西北曹楼后，王健民同志派通讯员一同送到驻魏湾附近陈胡同的陇海支队收用。
从健民处得知，根据地后勤部门急需石印用的药石，建华、会庵托人在济南、商丘都未能买到。县府前街十字路口南边路西，有青山集的武清山开的石印馆，这时停业关门，主人又住在青山集老家，来往交涉很麻烦，就干脆约了给我们有来往的东关宝塔烟厂经理崔同峰和大隅首沈家饭馆经理沈君亮，先行撬锁，窃取药石，运到曹西北。
根据地经费困难很多，会庵薪水少，子女多，多出力气；建华在东关经营个小杂货店，就周转点经费，支持工作和根据地急需。1945年曹县解放后，武清山索要药石，也是由沈建华同志和崔同峰、沈君亮垫出小麦1500斤作为赔偿药石的费用。搞到这些物资，伪装转运，历经艰难，却使人感到敌占区人民、店员、学徒、拉车工人、商界都有不少爱国分子，同情和赞助我党我军，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可靠基础。
迎接解放
我一进曹县，就十分凑巧，遇到了我二十团一个文化教员李××，他开小差到伪警备队当文书。那天是北关庙会，警官叫我和几个兄弟去“弹压”，回来时，正好李出城，看见我一怔，张了张嘴，我目不斜视，进城到西街吃馄饨。他跟进来坐在我边上，也要了碗面，见没有别人，悄悄凑过来叫了声：“殷干事！”我和组织干事赵璜同志在他那个连帮助工作一个多月，硬不认账是绝对不行的，我指指黑警帽：“我现在叫殷笑天，在城关警察所。”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怎么来了？看样子混得不错！”
“我吃不了苦，到这找表舅找点事干。”
“我也是!”
“锄奸干事都是信得过的干部，还会开小差？”
“信不信由你。”
他诡秘一笑，摇摇头，但又似乎不怀恶意地说：“我不管别人的闲事，只管自己混饭吃，你放心！”
我想甩开他，再看看有什么后果，就说：“干过八路到这边混事的何止我们二人，谁管谁？我下午还要执勤，改天咱再聊。”
他说：“我来找你吧！”我想了想说：“也好！”就约了个日子。
过了两天，他果然如约来约我去一个酒馆，我勉强舔着热辣辣的烧酒，跟他光扯哪家馆子好，哪里烟熬得纯，哪家妓院又从归德来了苏州姑娘之类，显得我是个十足的市侩。他似乎听不进，带点恳切的样子说：“殷——啊！笑风哥！兄弟不成器，想升官发财，吃完热饭，才走了这条路，可我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品行还是讲究的，你不要跟我转弯抹角了，我对你可没有坏心眼。”
在这种鬼地方，我的每根神经都日夜警惕，我越是不着边际地说：“我怕什么，你也害不了我。我在那边干过就是公开出来也不稀罕，谁是真过来，谁是假过来，还能光怀疑我？”
“我倒是真开小差过来的，我表舅知道，也跟上头讲明的，可是我到底会落到哪一步！”他似乎真动了感情。我还是不能轻信，一味冷言冷语地说：“这不挺好，辣子鸡，粉蒸肉，总比啃豆饼吃榆树皮面好过！”
他哀声长叹，吃了几杯闷酒，看着我，我还是不即不离，朝他笑着，叫他摸不着深浅。他只得无可奈何地拉着我的一只手说：“交往不深，难言肺腑，日久见人心，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不帮忙，你把我当狗看好了。”
我同班有个伪警赵启增，东北流亡学生，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我们在爱国上有共同语言。他流落曹县五、六年，警备司令部有熟人，打听到李××投靠开洋车铺的表舅，通过一个伪副官介绍当了伪文书，嫌官小钱少，看看鬼子汉奸前途不乐观，很苦恼。分析情况，他可能出卖我，也可能不危害我留条后路，我不抱幻想，但也不能不去争取可能争取的人。我军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苏联红军挺进柏林，毛主席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锄奸政策，给失足者指明出路。去年春天，我奉开封敌工站李冠卿同志之命，去会见和我在赵支队宣传队比较要好，后来投敌在开封红部（南关日本特务机关）当特务的一个叛徒王×，也象这个李××的情绪。
主意定了我就约他去东关赶了个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溜达，作了一场严肃的谈话。
“小李，我要给你交底了。”
好象心照不宣，他并不惊疑。说：“我就盼着呐！”不过，我一摆我们在曹县的力量，他也有点吃惊。我说：“你一见就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对了，是地委、分区刘星、张承先和戴晓东同志派我来领导这里的特迁网，发动群众，准备反攻。”
“特迁网？”
“对！就在敌人的心脏，伪军警宪特都有，日军司令部也有，日本反战同盟配合我们。”当然我的夸大不完全真实，但斗争需要，就本质上讲，我们党的力量在人民之中，那是无形的，不能用数据估量的。
他诚恳地说：“我一直相信城里有地下党，日本人和警备司令部也常常惊慌不安，朱晓堂跟亲信们也常说，共产党都是能人，对着面你也认不出。你说吧，笑风哥，我能不能回头是岸？”
我于是跟他谈了很多形势、政策，要他争取立功赎罪。我没有放松警惕，而党的政策和策略，在这里显示了力量，这个小李子没有危害我，提供的一些情报和建华、会庵兄搞的情报相印证，也有一定价值。
跟他谈形势，也常引起我对根据地生活的思念，我在四五年六月回地委、分区汇报时，跟建华谈过，快胜利了，我在这没大的作为，如组织上同意我就不回来，善后请你妥善处理一下。我回到曹西北向丁一同志汇报后，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他要我仍回曹东南机关，不必回曹县城了。曹县由建华同志跟伪警察所李冠卿说：“表弟不敢清苦，由商丘回开封另谋职业了。”
李冠卿还觉有愧说：“看表弟投奔我们，没有给谋上好差事，真对不起！”
就这样，我在曹县东南分站搞内勤工作，直到1945年夏末，在朱楼迎接建华由曹脱险，并引他到曹县东关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赵基梅同志，汇报了敌情，我在东关耶稣堂和分区宣传科副科长成洲等几个一年多未见面的老战友见面后，和建华分手去了定陶。我在定陶停留时，听到了第一次攻克曹县的喜讯。1946年，我去分区战勤指挥部任秘书，准备到陇海前线。出发前，才和建华、会庵又在过去共同战斗过的曹县欢聚。这时，建华已被任命为曹县第十区区长。我们又分别投入了大反攻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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