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王道平（绰号王四瘸子）有五六百人枪的队伍，在曹县魏湾一带活动。他过去曾在冯玉祥的部队干过一段。既怕日本鬼子打他，又怕国民党的军队把他赶走。于子元同志与他有过联系。我们认为这支队伍有争取过来抗日的可能性，于是，县委决定派于子元同志到王部做争取教育工作。于子元找到王道平，积极宣传我党与他联系抗日的主张，取得了他的信任，当上了他的参谋长。以后又派王石钧同志到魏湾王道平部协助于子元做王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还发生一件事：我和刘齐滨、杨文汉、唐义山等在韩集一带组建抗日联庄会，王道平的部队经常到韩集以北捣乱，我到魏把于子元找回来研究对付的办法，决定与王谈判，经协商达成协议。韩集以南为王部的活动区，韩集以北为我们的活动地区。从而保证了我们在韩集以北组建抗日联庄会工作的顺利进行。1938年秋，王道平接受将他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为改为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并在安陵集召开庆祝大会。
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后，我们把鲁西南抗日救国群众群众运动搞的热火朝天。但国民党曹县县党部有些人仍然坚持“防共、限共、溶共”和抵制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错误立场和政策，阻止抗日救国总会的组织发展，干预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们派代表袁春霆、王子魁等人到救国总会要与我们谈判，救国总会派王建民、刘齐滨和我为代表与他们谈。当向他们宣讲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道理时，他们态度蛮横地说：“只能说溶共抗日，哪有国共合作！”后刘齐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才罢休。1939年春，曹县西北办事处的李光（宗岱）带领20多人枪到刘岗闹事，并要抓人。我们得知后，以敲锣为号，组织会员到刘岗村，当即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赶了出去。事后，为顾及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又把枪支全部退还给他们。1939年6月，国民党曹县县长王贯一从曹东南转移到曹西北，住在韩集北门里。他听说李光等人的枪被救国总会缴了，很生气，于是又要到刘岗村去找事。国总会派王建民、王瑞亭去处理此事，集合救国总会会员上万人，手持长矛和大刀，到韩集召开欢迎王县长大会，当场请王县长讲话。王贯一看到这个阵容，只好讲了几句鼓励群众抗日的话，不提再到刘岗去抓人的事了。这场摩擦也就被制止了。
1938年秋，日军侵占陇海铁路以后，国民党考城县政府瘫痪，县委决定：派于子元同志在考城、曹县、东明3县交界的郭小湖村，组建考城县抗日人民政府，于子元任县长，杨履谦任秘书。张耀汉从义合乡和王浩屯抗日自卫队中选拔贫雇农出身的战士六七十人，编为考城县基干大队，张耀汉任大队长，于子元任政委。不久，考城县基干大队消灭了“王二响鞭”的土匪武装，县大队发展到400多人。考城县抗日人民政府是鲁西南地区第一个人民县政府。1939年春，根据党中央批示，为了照顾统战关系，撤销了考城县抗日人民政府，县大队编入冀鲁豫支队。
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主力部队挺进到鲁西南地区安陵集、桃园集一带。程广学同志带领小学生打着小红旗，在安陵集小北门外列队欢迎主力部队进驻安除集。同年4月，戴晓东同志受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派遣，带领张子正、海燕、吕钊、冯浩、杨海天、张赤平、王开基等20多名干部也到鲁西南开展工作。戴晓东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中共鲁西南地委。戴晓东任书记，王建民任组织部长，袁复荣任宣传部长，于子元任民运部长，刘齐滨任统战部长，宋励华任军事部长。地委对外称八路军苏鲁豫皖工作团。与同时，在曹县西北、菏泽南部和东明县的交界地区，组建了曹东县委，我任县委书记，程广学任组织部长，杨用信任民运部长，刘秀生任统战部长，郭万春任军事部长。在曹县南部建立了曹县县委，曹飞任书记，曾明和任宣传部长。还建立了考城县委，我记得先是蔡西峰，后是徐字平任书记。当时地委归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下辖曹东、曹县、考城3县。刘齐滨任统战部长后，辞去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长的职务，由我接任。
冀鲁豫支队的到来，鲁西南地委的建立，极大地鼓励了鲁西南人民的抗战士气，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救国总会的工作，迅速掀起了地方武装力量升级到主力部队，青壮年报名参军，农救会和妇救会支前参战等抗战高潮。例如：仅考城县一次就有400多青年学生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加之冀鲁豫支队打了几次漂亮仗，曹县苗堤圈伏击战歼灭日伪军二三百人，缴获大炮一门。还曾一度解放定陶、金乡等县城，歼敌数千人。从而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冀鲁豫支队由2000多人发展到近万人，由3个大队扩编为5个大队。地委所辖范围由3个县，扩大到曹东、曹县、定陶、考城、民权、兰封等县。普遍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模范班（农民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
从1938年秋至1939年秋，鲁西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到菏泽城南晁八寨、沙土集、龚庄、刘城一带；城西南马岭岗、四张、黄庙、朱桥、孙化屯、力本屯、大蔡楼、一千王、沙山寺、大张集、大杨湖、小杨湖一带；曹县西北魏湾、韩集、安陵集、砖庙集、田集、杨花园、郭小湖一带；还有曹县东南青古集一带；东明县的王浩屯（现属菏泽市）、东明集、五霸岗、杨地楼，定陶县西部的马集、张寨、游集、观上、郭楼等村庄。考城县东北一带都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凡是我们活动到的村庄，都建有党的组织，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还建有自卫武装。其中比较大的武装力量有：曹县义合乡乡长郭心斋（中共党员）在郭小湖一带组织的乡抗日自卫队，共有四五十支枪，不久发展到300多人。东明县许寺村（现属菏泽市王浩屯镇）抗日爱国人士杨履谦先生组建的抗日联防自卫大队，有100多支枪。安陵集以马新院为队长的抗日自卫队，有三四十支枪，驻在抗日救国总会会部，直接归总会指挥。
1939年底，我冀鲁豫支队奉命调回黄河以北休整，留下第五大队等少数主力部队坚持鲁西南的斗争。日伪军乘虚而入，大举扫荡我鲁西南八路军和救国总会活动地区。不但侵占了各个县城，而且在一些重镇设了日伪据点。从1939年7月初，至11月6日，敌人对我冀鲁豫边区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扫荡”，而且重点都在鲁西南。第一次自7月11日开始，日伪调集15000余人的兵力（均为机械化装备），对以冀南濮阳、鲁西南菏泽为中心的七路围攻，第二次自10月13日至30日，集中约5000人以上兵力，汽车、坦克100多辆，完全使用汽车、坦克车、骑兵部队，分3路向我根据地心腹地区围攻。第一路由菏泽南进王浩屯，第二路由定陶西犯安陵集，第三路由曹县进犯魏湾。这次仅安陵集烧毁房屋40间，被活活烧死的有马金钟、杨水冲、杨芳、马顺京等10多人；11月8日至16日，日伪纠集了津浦、平汉、陇海3线铁路上主要兵力一个师团，800余辆汽车、坦克等机械化部队，分8路四面八方向我鲁西南围攻。这是第三次。日伪扫荡之后，菏泽县湾杨村的杨嗣孝、杨敬言等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他们利用封建迷信，烧香拜佛，设神坛蛊惑人心，建立反动会道门“红枪会”，抵制抗日活动，与我八路军和救国会对抗。他们把考城县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安天国勾引到湾杨村，当“红枪会”的“师爷”，以湾杨村、西郭家、张老庄3村为基础，在曹县、菏泽、东明县交界地带，发展“红枪会”会员。他们以“刀枪不入”等封建深信欺骗蒙蔽群众，扬言谁要不参加他们的红枪会，就让“红枪会”的会员到谁家去吃喝（群众叫他们“吃干队”），逼迫群众参加他们的“红枪会”。所以“红枪会”很快蔓延几十个村庄。开始，我们还想争取他们，但是安天国、杨嗣孝、杨敬言等人阳奉阴违，表面伪装抗日，暗地里却勾结日伪，大肆攻击我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等抗日口号是“侵犯人民群众利益。”以此挑拨群众与我党我军的关系。1939年11月（古历）一天，安天国在安陵集东门外戏楼前召开“红枪会”全体会员大会。于子元同志接到情报后，请示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说：“安天国在我们眼皮底下这样搞太猖狂了，我想前去劝阻。”当时，依我的意见，由我带领10几个人前去把安天国扣起来算了。戴晓东不同意我这样做，但是叫于子元一人去又感到太危险。最后决定由于子元带两个警卫员先去，由我带10几条短枪接应。于子元赶到会场，安天国看到很惊慌地问：“你来干什么？”于子元不慌不忙地答：“听说你们要开会，我是不请自来的。想借这个机会向群众讲几句话。”安天国气急败坏地威胁说：“戏楼下是我们的人，除了我，谁也没有向他们讲话的权力。”于子元针锋相对地说：“戏楼下是不愿受奴役的人民群众，我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安天国拍着胸膛说：“我是三不跟：一不跟共产党走，二不跟国民党走，三不跟日本人走，谁违背了‘群众利益’，我反对谁。”于子元说：“现在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中华大地，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眼看我们的国要亡，家要破。我们共产党人主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把万恶的日寇强盗赶出中国大地，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到底违犯了谁家的这只能违犯了那些甘愿为虎作伥，帮助日本强盗杀害中国人民的汉奸的利益。”于子元的一席话，把安天国批驳得理屈词穷。接着，于子元针对安天国的“三不跟”的反动主张，逐条进行了批驳。场下“红枪会”会员聚精会神，不断地爆发出热烈掌声。而安天国却汗流浃背。于子元演讲后，就从安陵东门外往南走了。我在安除集小南门外接应于子元同志到寇家救国总会部。在路上，于子元把他舌战安天国的经过对我说了一遍。并说安天国不可挽救了。我听了很生气，说“要尽快拔掉这个钉子。”又有一天，安天国带领一帮打手，在西郭家村设神坛符场，发展“红枪会”员。并大肆诬蔑攻击“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还扬言要与共产党、八路军决一死战，争分高低。地委干部郭秉章、万清洁同志报告我们，于当天傍晚，我和王石钧同志带领冀鲁豫支队五大队一营营长魏新民等200余人，由郭秉章、万清洁带路，包围了西郭家村安天国住的大院。攻击了几次，由于五大队为新组建部队，缺乏作战经验，加之地主大院围墙太高未能攻击进去。到下半夜攻打进去，但安天国钻出屋顶，逃跑到“红枪会”总部——湾杨村去了。他回到湾杨村，纠集10000多名“红枪会”会员，手持长矛大刀疯狂地向我们扑来。到处捕捉我党和救国会的干部。到安陵集抓我家的人没有抓住，把我家的房屋全扒了，连一块砖瓦都没剩下，都送到湾杨村去了。他们到刘岗村没有抓到刘齐滨，把他家的房屋放火烧了。抓住县委干部寇孟儒（真一）、张东岭和我堂弟程留金等5人，当众杀害了，残不忍睹。特别是寇真一同志死的更惨。寇真一同志系抗日救国总会干部（也是曹东县委的干部），当时国总会住在寇家村东南的户集。在冬至节那一天早晨，他看到三五成群的人路过家门口，问过路人都说去开会。在他正准备返回机关时，正巧遇见救国总会工作队干部姜起旺（安陵集区委委员）推自行车到寇家村借打气筒打气，也准备返回机关（姜的工作单位在寇家村西边的小杨湖村）。寇真一对姜起旺说：“我得回机关，看力夫知道这个情况不？”姜起旺说：“有事通知我们好行动。”两人说完话就各自回机关了。寇真一在返回机关的路上被“红枪会”抓住当众乱枪扎死，浑身上下全是伤口，没有一处好地方，就连两个脚底板都未放过。姜起旺骑车路过张老庄时也被“红枪会”追了一阵子，没有追上才免遭一死。还有一次，“红枪会”到安陵集抓程广学没有抓住，抓住我地下党员姚明山同志，在安陵集小北门外杀害了。1940年春节那天夜晚，在湾杨村后街楼院里一次就用大刀砍死13名抗日干部和群众。同年6月又杀害了6名战士。这就是闻名鲁西南的湾杨村事变。
安天国等人发动反动会道门“红枪会”，杀害抗日救国总会的远不只这些。他们勾结日伪军和反动势力，对我们形成包围圈，而且越缩越小，一直把我们的地委、县委和救国总会压缩到刘岗、伊庄、曹楼3村。其他村庄的抗日团体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转入地下斗争。地委、县委和救国总会的领导同志，也都是夜晚到各村进行活动，一夜晚至少换3个村庄。1940年正月，冀鲁豫支队龙世兴团长率领一个团从黄河北回鲁西南地区，与第五大队一起攻打一次“红枪会”总部湾杨村，打了一个晚上，架起云梯，部队也攻上围墙，但由于湾杨村筑有坚固的防守工事，我们的部队没有重武器，弹药不足，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形成僵持到快天亮的时间，不得不把部队撤回来。这段时间，是鲁西南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安陵集村的人民，在县委和救国总会部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安陵集距“红枪会”总部湾杨村只有三四里路，安天国、杨嗣孝等勾结毕寨据点的日伪军，三天两头来这里扫荡。但是，安陵集的党支部和救国总会的各级组织一直坚持斗争。八路军几次攻打湾杨村“红枪会”总部时，村干部都积极组织群众帮助部队转送伤员。日本人到安陵集来扫荡次数不少，但是从来不敢在安陵集过夜，都是早晨来，晚上走。按“红枪会”的人说：“安陵集的风水对日本人不好，他们的汽车开进安陵集就坏。”所以他们从来不敢在安陵集住。地委和县委的领导同志在夜间也常来这一带活动。有时白天来，有一次宋励华同志化装成老百姓，把张庄”红枪会“的头目张二大头打死，并宣布共产党、八路军回来了。还有一次，我和王建民、杨宗法同志，白天从安陵集路过，安陵集正在唱着戏，群众见到我们忙让到棚里喝茶。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张小萝卜盯住了我，我甩不掉他，就让村干部王建民赶快走，我装着小便，到高粱地里给杨宗法说：“把枪压满子弹，我在前面，你在后面。他要动手你先干掉他。”我刚走不远，杨宗法就把他干掉了。第二天，刘齐滨同志写了布告，公布了张二大头和张小萝卜的罪行。反动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解除日伪对“三村”的包围，尽快恢复鲁西南抗日根据，1940年9月，地委决定派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去黄河北搬兵。同年年底，冀鲁豫支队二纵队新三旅旅长赵基梅，政委覃甫仁同志率两个团（老七、八团）又一次挺进到鲁西南，在韩集、常乐集、张湾等地，接连打击敌人，紧接着一举打开了“红枪会”的老巢湾杨村。击毙红枪会头目数十人，安天国、杨嗣孝等反动会道门匪首逃跑到毕寨的日伪据点。我党政军机关积极开展活动，清理和恢复地方党团组织，争取受日伪和“红枪会”欺骗蒙蔽的一般群众，严厉惩处日伪汉奸和叛徒。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不仅恢复了原来活动的抗日组织，而且扩大了活动范围，建立了抗日民主人民政权。自1940年4月1日起，鲁西南地委划归冀鲁豫边区党委领导，称第三地委，戴晓东同志仍为地委书记。1940年6月地委决定撤销曹东县委，成立曹县、菏泽县委，同年8月在姚堂正式成立菏泽县委，我任书记，程广学任组织部长，国启民任宣传部长。曹县县委由孙正民同志任书记，王耀庭任组织部长，杨用信任宣传部长，李子芳任民运部长。这时，地委辖曹县、菏泽、曹东、曹东南、考城、定陶、东明等县。总会改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第三分会，仍由我任分会会长（主任）。
1941年5月1日，在曹县刘岗（或伊庄）组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和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召开了党政军民万人庆祝大会，在大会上，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宣布，刘齐滨同志任专员，张耀汉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赵基梅同志任政治委员，曹子真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先后建立了菏泽、曹县、东垣、考城、民权、定陶等抗日民主人民县政府。现在记起来的是：1940年5月，成立了考城县抗日民主县政府，陈丽泉同志任县长。1940年8月成立了曹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刘齐滨同志任县长，，1941年5月调整王石钧同志任县长，李荣春同志任秘书，刘秀生同志任民政科长，袁浩同志任财政科长，万子玉同志任教育科长，郑美臣同志任武装科长，聂治安同志任县大队长。1941年5月成立菏泽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宋励华同志任县长，海燕同志任行政科长，冯世民同志任民政科长，吕耀亭同志任财政科长，王力生同志任教育科长工，王兴元同志任司法科长，秦致祥（国民党员）任建设科长，曹中昱（曹智民）任公安局长，杨建德同志任保卫队长，宋励华同志兼任县大队长，我兼任政委。1941年9月，成立了定陶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县委书记李鸣亭同志兼任县长，1941年3月成立东垣县抗日县政府，郭心斋同志任县长。民权县政府谁任县长，我记不清了。这时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改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第三分会，由我任分会主任。各县也相应建立了县抗联、区抗联。各村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模范班（民兵）、儿童团、姐妹团等。这时军分区下辖七团、八团和独立团3个团的主力武装。从此，鲁西南地区就成了有党政军群众等各种抗日组织的根据地了。
五、创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作用
（一）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的建立，是我党在鲁西南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曙光。我们建会的宗旨是，除了日伪汉奸以外，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男女，只要是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人士都可以参加抗日救国总会。在创建和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们高举这面旗帜，深入到工、农、商、学、兵中，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动员组织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地方武装和绿林武装，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原则，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鲁西南抗日运动的兴起，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能够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巩固，各级抗日组织和武装力量从无到有，茁壮成长，发展到能够牵制和抗击日伪军的重要力量，其最根本的就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影响。
（二）救国总会为我党我军开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培训了一大批骨干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一带只有于子元、王建民、王石钧、袁复荣、沈建华等我们几个党员。至1942年底，发展到1000多人，党的基层组织200个。其中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救国总会培养发展的。在韩集、大张楼、安陵集、天爷庙王庄、青古集、大张集、刘岗、郭小湖、东明集等地，举办农、青、妇训练班达10期以上，受训干部500多人，支部书记八九十人。直到1942年底，已发展成为菏泽、曹县（齐滨县）、东明、东垣、南华、考城、民权、曹南、兰封、定陶等10余个县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为抗日救国总会培养选拔了领导人，抗日救国总会为发展壮大党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党的组织，就没有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没有抗日救国总会，就没有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
（三）为扩大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后备力量。鲁西南党组织从组建就很重视武装斗争。但是在抗日政权未建立起来之前，党的组织都是处于地下秘密活动，不可能公开地组建抗日武装力量。救国总会建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在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她就可以通过救国总会的各级组织，以合法的身份，公开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组建抗日武装。对于各个不同形式的分散抗日武装组织，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提高了军政素质，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编。像郭心斋同志领导的抗日自卫大队，杨履谦先生领导的王浩屯抗日联防自卫大队，考城抗日县大队，王道平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都是经过于子元、张耀汉、王石钧、刘齐滨等同志以联合抗日的名义，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加以改造扩编，于1939年前后编入到杨得志、崔田民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1940年6月，黄克诚同志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路过鲁西南，将冀鲁豫支队的大部带走编为新四军第四师。杨得志同志又在鲁西南一带进行扩军，组建了十三团、十七团、十九团、二十团。十九团、二十团主要在鲁西南一带活动。
（四）动员群众支前参战。救国总会不单是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在抗日人民政权建立之前，她履行着抗日政权的职能。我主力部队或地方部队走到那个村庄，救国总会的各级组织，就为部队筹粮、筹款、筹柴草。部队打仗时，农救会组织群众出民夫抬担架。回村时，妇救会姐妹团组织群众慰问伤兵，喂汤、喂饭，帮助洗衣服。民兵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和传送情况。抗日政权建立起来后，除了执行政府法令，锄奸反特，收交公粮，交税纳款等工作，由政府组织群众执行以外，其他组织生产、动员参军支前等工作，仍由救国会（后称抗联）去组织实施。那时的村政府，也就是由村长、民兵队长（模范班长）、农救会主任、妇救会主任、青救会主任等人组成。
（五）组织群众减租减息，生产自救。抗日战争进入到1942年，是最艰难时期。由于日寇接连不断地扫荡，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把牲畜几乎全抢光，甚至连刷锅刷子，扫地扫帚等都用汽车运走了。这年又赶上大旱，发生百年不遇的蝗虫灾害，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鲁西南地区的人民生活饥饿交迫，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为帮助人民群众度过灾荒，巩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救国总会在鲁西南地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边区行署关于减租减息的政府法令，即地租减少25%，高利贷息减少50%，为了解决当年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我们还搞了一次倒粮运动。例如，安陵集在开展减租减息倒粮运动时，首先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会后由在安陵集帮助工作的区抗联干部杨霄彤同志带队，前面是抗日小学的学生打着小红旗，喊着”拥护抗日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欢迎开明士绅减租减息“的口号，后面是贫苦佃户拿着口袋，浩浩荡荡地来到韩林雨、韩工梅、马保林等地主大门口，唱抗日歌曲，喊口号，欢迎地主出来讲话。他们都表示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准备好粮食，让佃户们进家，按二五减租的标准，把以往多交的租粮部分退还给佃户。这叫作“二五减租倒粮运动”。当然，这次也号召佃户积极向地主交租粮，同时这次倒粮也是有限度的，我记得是倒前一年的租粮。
1942年秋，发生了蝗虫灾害。这次蝗虫很厉害，特别是到了夜晚，蝗虫像蚊蝇似的满天飞，落到哪块地里，一晚上就把庄稼全吃光了。我们发现蝗虫活动有个特别，晚上活动厉害，而且怕火。当时，一没有农药，二没有喷雾器。我们发动各村群众，男女老少齐动员，先在地头抗条深沟，点燃火把，拿着扫帚和铁锹，一块地一块地的轰赶，连喊带打，时间一长，蝗虫飞的没有劲了，被赶到地头深沟里埋掉。这样才保住了一部分庄稼。这年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供粮标准也相对降低了些。我们还号召节约粮食，救济贫苦农户。例如安陵集党支部书记马本善同志，宁愿自己挨饿，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救济村里的贫农党员。更生区抗联主任康万厚同志，每天少吃顿饭，把节约的口粮送给村里贫苦人吃。我们就这样同鲁西南地区的人民同甘共苦，度过了灾荒年，巩固了根据地。
（六）动员组织群众破路挖沟，进行反扫荡斗争。由于鲁西南地区是平原地带，加之比较大的村庄都有寨围子，很不利于进行反扫荡斗争。往往是日本鬼子把寨门一堵，群众就逃不出去，造成很大伤亡。而且，日伪在据点周围和交通要道都挖有一丈多深、一丈多宽的封锁沟，也不利于对敌斗争。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首先动员群众把本村的寨围子平了。然后又组织群众把村与村相能的大路，挖成七尺宽、八尺深的大沟。村与村都探通，这叫“抗日沟”。后来又与敌人的封锁沟挖通。我们的沟，敌人的汽车、坦克进不去，而我们的人马、太平车可以通过。其好处有三：一是便于我们掌握敌情，疏散群众快。各村在敌人据点附近设有观察哨，发现敌人出来扫荡，就迅速跑回村报告，群众通过路沟很快跑出村，减少很大的损失。二是可以救济一些贫苦农民，解决一些生产困难。因为，各村农救会在组织群众破路挖沟时，是按每户土地数额分配挖沟任务的，谁家的土地数额多，谁家分配的破路任务就大。谁家的土地少，分配的任务就小，没有土地的就没有任务。并且要求按期完成，违者罚。这样一来，破路任务大而缺少劳动力的户，就要雇佣贫苦农民帮他们破路挖沟。雇佣给一定的报酬，数额两方协商。其方式五花八门，给钱的，给粮的，管饭的都有。三是，便于我们的部队打击敌人。我们挖这些“抗日沟”，使日伪行动很不方便。给我们的部队隐蔽伏击敌人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当时我们把路沟两边都种上蓖麻籽，人、马从路沟里通过，或隐蔽部队，敌人很难发觉。特别是在抗战进入大反攻阶段，我们把“抗日沟”与敌人的“封锁沟探通，我们的部队和支前群众可以从沟里畅通无阻。这些办法，对于我们的部队围攻日伪据点，端敌人的炮楼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姜光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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