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传抗日主张，培养抗日骨干
鲁西南地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共产党员于子元同志从黄河北来到曹县韩集一带，以卷纸烟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我在曹县韩集小学教书，是无党无派。国民党韩集区部曾让我当乡长，我拒绝了。学校设在韩集北门里祠堂内。于子元同志系师范学校毕业，有文化，会写“鸟字”，还会玩魔术，经常到学校里来。由于我俩经常接触，外界都知道我们是朋友。有时我不在学校，他就替我上课。他利用给学生讲课的机会，给学生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他送给我一些进步书籍，让我学习，还经常给我讲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情况。至1935年终，于子元对我说：“我是搞抗日活动的，为了咱们接触方便，我们俩对外称兄弟吧！”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是仁兄弟称呼，他为兄，我为弟。他做的一些事情，我尽力帮助。他先是住在学校，对外也称教书先生。在夜晚进行党的活动。他的主要活动地点是韩集、田集、魏湾、安陵集等村庄。在韩集的联系人主要是我，田集的联系人是付秀蜂，安陵集的联系是眼科医生龚献亭。魏湾的联系人我不知道，因我们都是单线联系。
于子元宣传抗日的消息，很快传到国民党韩集区部，引起了他们的怀疑。1935年，国民党曹县县政府教育科，派李乃元到韩集小学教书。他到学校以后，根本不给学生上课，经常在区部吃喝玩乐。他的课都是我替他上。我们发现他是来监视我和于子元活动的。为了摆脱李乃元的监视，于子元同志搬出学校住。我花了20块钱买了一窝蜜蜂，于子元以教我养蜂为名，经常找我研究工作。后来，我们为了随时掌握国民党韩集区部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我和杨文汉、张文郁等每人拿40块钱，请了师傅在韩集区部附近，开了个烟酒酱油杂货铺，由杨文汉的父亲（韩集的寨主）为我们守门面。李乃元等人一出门我们就能看得见，每天监视他的活动，就这样把他赶走了。
到了1935年底，有一次我回家，我的老师蒋中立（与我同是安陵集村人）把我叫到他家，对我说：“咱们是穷教员，能混碗饭吃就行了。你可别上国民党的当，他们可坏啦！你怎么跟江泽民（于子元的化名）走的那么近呢？他可是共产党啊！你跟他走的近，将来是要杀头的！……”我回到学校后找于子元商量决定不能在韩集待下去了。可巧县里管教育的视察员万登银（万广州）来学校视察，我要求他给我换个地方，他说：“行。”我又向他推荐于子元说：“江泽民是师范毕业，有毕业证书，也给他找个地方吧！”于1936年初，我调开曹县户集小学教书，于子元被分配到曹县四区古营集小学教书，我们俩相距20多华里路，到星期天才能见见面，交流情况。同年7月份，于子元在户集对我说：“经过一年多的考验，你对党很忠诚，我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你现在发展党员还不行，发展谁，你先考验他，最后由我来定。”1937年7月，我转为正式党员。这个时期入党的还有安陵集的龚献亭、程广学、王金锁，田集的付秀峰、付金灿等。当时，都是单独履行入党手续，我们之间没接过组织关系。为了工作的需要，于子元与我商量，决定在安陵集安个地下联络站，由我出面，租安陵集南门外寇家庄寇孟笔家的房子，办了私立高小。寇孟笔是地主，当过旧政府的县长和税务局长。在他家活动便于掩护我们的身份。我们几个人，我当董事，教员有郭万春、王子平、杨贵德（安陵集人）等。这样，我们就办起了私立抗日小学。到这个学校上学的大部分是附近村子的青少年。这里也就成了我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地下联络站。1937年，成立了安陵集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程广学、王金锁任支部委员。这时，曹县的刘岗、曹楼、杨集等村，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因时局发生变化，我和于子元就不教书了，专门搞党的活动。同年9月，王石钧（中共党员）从定陶县乡农学校回来，还带回来一支手枪，沈建华、王建民、袁复荣等中共党员也先后从外地回来，与我接上头，酝酿组织曹县工委和曹县三区区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曹县城里正式成立了曹县工委，沈建华任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曹县三区区委，王石钧任书记，程广学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同年11月，我们到曹县参加县委扩大会议（三区就我一人参加，程、王未去）。有人提议改组县委，大家都同意，就这样把县委改组了，县委改组后，王建民任书记，任子建任组织部长，袁复荣任宣传部长，沈建华任统战部长，王石钧任军事部长。同时，曹县三区区委也作了调整，我任区委书记，程广学任组织部长，刘秀生任宣传部长。
1938年春，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培养训练抗日青年干部，我们在韩集、大张楼等地，办了几期青年抗日救国训练班。第一期是在韩集祠堂办的。由我主办，王建民、袁复荣、王石钧等同志任教，我负责生活管理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参加学习的，我现在记起来的有李荣春、向奉之、杜书润、姜起旺、贾连昌等六七十人。授课内容，主要讲中共抗日方针政策、群众工作方法、开展游击战等。虽然只学了20多天，但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政策水平有很大提高。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大批党员。事过不久，我和王石钧、刘齐滨等同志，在大张楼又办了第二期青年训练班。参加受训的学员也有六七十人。但是由于时局恶化，国民党的军队在菏泽城南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就往南撤走了。加之这年下雨，麦子都发霉了，生活困难，大家都是吃发了霉的麦子面，也没有菜吃，光吃韭菜。做饭的大师傅吃不消走了，这期训练班就此结束了。这两期训练班共有100多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都参加了抗日救国总会，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
二、组织农民抗日互助全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8年秋，在中共冀南特委和曹县工委领导下，经过于子元、王建民、王石钧、袁复荣、刘齐滨等我们广大党员，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曹县西北、菏泽县西南部，以及东明、考城、定陶交界地区，抗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仅知识分子觉悟起来，而且广大农民和部分开明绅士也有了变革现实和抗日的要求。相继建立了许多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其中有于子元和我于1936年下半年建立的以菏泽县安陵集、曹县韩集为中心的农民抗日互助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子芳从菏泽五师学校回到家乡郭庙村。知道我们组织农民抗日互助会，要求参加，我和于子元都同意，并让他写个农民抗日互助会简章，我和于子元修改后，就油印出来，在群众中广泛散发。1937年8月，曹县刘岗村的刘齐滨从定陶的冉堌集回到家乡，路过李子芳的家（刘齐滨和李子芳是表兄弟），李子芳把农民抗日助助会的简章让他看了，刘齐滨表示同意，并马上找到我和于子元，愿意和我们一块干。刘齐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叫刘府海），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时都称他是鲁西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秀才”。他的参加，迅速扩大了农民抗日互助会的影响。当时安陵集的龚献亭、杨贵德、程广学、王金锁等都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力量。我们农民抗日互助会常在杨贵德家开会研究工作。1938年秋，有一天夜晚，我和王建民在杨贵德家院子里召开几个村的负责人会议，杨贵德肚子痛的厉害，痛得直打滚，我们只好休会。附近没有医院怎么办？一个党员万××说，自己学过扎针，大家都催他给杨贵德针灸治疗，但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技术水平低，万××往杨的心窝里扎下一针，针还没有拔出来，杨贵德同志就死了。杨贵德同志于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五师范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乡从事教育和抗日救亡工作，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他的不幸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在他牺牲后的一天夜晚，我和于子元、刘齐滨、王石钧、程广学、姜起旺等人，到杨贵德墓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振奋激励抗日救国精神。
农民抗日互助会这个组织反映了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发展很快，在安陵集、韩集一带近百个村庄都建立了农民抗日互助会。还有的村庄建立了联庄会、青年抗日救国会、联防自卫队等抗日组织。但是，各个组织各自为政，名称不一，互不联系，纪律松懈，形不成统一的抗日力量。鉴于这种情况，于子元、刘齐滨和我等党员骨干，分头做各个抗日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教育工作，讲清了利害关系，使大家逐步认清了形势，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时，我们又派在韩集、大张楼等地培训的党员到各个抗日组织中去做领导力量。例如，以安陵集为中心，西边以郭小湖为中心的白茅、大寨、桃园集等村的联庄会由郭心斋同志负责。安陵集一带的联庄会，由唐义山、杨维汉同志负责。杨集一带的杨花园、马集等村的联庄会，由张九如、杨永信同志负责。万家村、武城集、沙窝寺等村的联庄会，由郭炳章、张文山同志负责。这样，各村联庄会等抗日组织，都置于我们党组织领导之下，开展工作。
在我们组建联庄会等抗日组织的同时，东明县与菏泽县交界处的许寺村爱国民主人士杨履谦也组织了联庄会。他们还有以地主武装为基础的联庄自卫队，共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枪，活动在王浩屯、许寺一带。为争取团结这部分武装力量参加抗日，于子元同志派张耀汉同志（中共党员）到许寺村联庄做杨履谦的工作。张耀汉同志到许寺村联庄会后，积极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联合抗日的道理。于子元、刘齐滨和我也经常找杨履谦做说服教育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教育，杨履谦和大多数联庄会员都愿意跟共产党一起抗日，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组织。其他各村的抗日组织，也都同意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抗日组织，联合抗日。
三、建立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
1938年秋，在安陵集召开各抗日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商议研究联合统一抗日组织的有关事宜。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组织。县委提议这个组织的名称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大多数代表都表示同意，只有少数地主士绅代表不同意，他们提议命名为“忠义社”，其目的是想摆脱我党的领导。因命名一事，共开了五六次会，两方争论得厉害。最后，刘齐滨同志说：“为了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大家都要让点步。”结果在抗日救国总会前面加了上“忠义”两字，即“冀鲁豫边区忠义抗日救国总会”。最后，推选负责人，刘齐滨为总会长，我为副总会长，杜惠田为组织部长，杨友山为宣传部长，何克昌任情报部长，杨履谦任武装部长，寇孟笔任总务部长。总会会部设在安陵集寇家庄寇孟笔的院子里，抗日救国总会部的招牌也挂了出来。总会部人来人往，前往联系工作的不断。总会部下建立了中心村，每个中心村下辖10几个自然村，各村都建有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中心村建有村救国会，还有武装自卫队。总会把民间的枪支集中起来，还制造了长矛、大刀等武器。一村有难大家支援，抵御日伪、土杂的骚扰。为了配合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总会部办了个小报——《民生报》，由刘瑞呈、严会甫先后任编辑，刊登些抗日的消息和抗日救国总会活动的文章，县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党员也纷纷发表文章，激励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当时，我家和程广学、姜起旺家，也成了救国总会活动的的场所。我们3家都在家陵集南门里住，是一墙之隔的邻居。我家住在程广学家东边，姜起旺家在程广学家西边。我祖母和父母与程广学、姜起旺的母亲很要好。所以救国会的人到他们家去，他们都很支持。于子元同志常在我家。他有空就在我家院子里玩魔术，一会儿就围很多人，他乘此机会向大家宣传抗日，很受青少年的欢迎。程广学在安陵集是个孩子王，他能歌善舞，说拉弹唱都行，他走到哪里身后总是跟着一群青少年孩子，这是他开展工作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到他家找他的也很多，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秘密发展党员，他于1938年初，在安陵集发展了马德修、杨文合、姜起旺、马义忠、马百勋、张新喜等人入党。姜起旺家住的靠西边一点，比较隐蔽些，从外地来的女同志都住在他家，戴晓东同志的家属就住在他家，住的时间最长，所以妇女干部到他家去的多。当时，把不准走出家门的青年妇女动员出来参加妇救会，难度是很大的。首先父母、公婆这一关就很难过，其次是丈夫关也不容易过，再就是社会风俗关。谁家的大姑娘和青年媳妇，如果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到处跑着开会，将被认为是“风流”，缺少“家教”。吕钊同志是做妇救会工作的，她在安陵集一带开展工作时，首先把救国总会干部的家属动员出来参加妇救会。当时我祖母、母亲和家属、程广学的母亲、姜起旺的母亲和家属都被动员出来参加妇救会；其次是动员青年女学生出来参加妇救会的工作，如安陵集的张玉芳、程玉亭等。她还在安陵集张玉芳家办了妇女识字班，以教妇女认字，学唱抗日歌曲的方式，动员青年妇女出来参加救国会的工作。把妇女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抗日救国总会建立了，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些负责同志主动捐粮捐款。有些开明士绅也捐粮捐款，如安陵集的韩凌雨，一次捐款200块大洋，总会为他挂了一块“慷慨解囊”的匾，敲锣打鼓送到他家，对他的捐赠给予鼓励，他感到很高兴。
中共曹县县委会和三区委员会，为了加强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也搬进了救国总会团部，对外仍以抗日救国总会的名义进行工作。对于靠近党组织的会员，经过考察培养，又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抗日骨干力量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随着形势的不断深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日救国总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越来越真心拥护。由于抗日救国总会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确确实实进行抗日活动，所以人民群众就把抗日救国总会与共产党视为一体，说共产党就是抗日救国总会，抗日救国总会就是共产党。原来对抗日救国总会名称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通过抗日工作的实践，人们已自然而然地将“忠义”二字去掉，习惯地称之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由于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主要是在鲁西南一带活动，所以，后来人民群众又把她叫做“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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