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学迁至湖南长沙上课。当时，日寇侵略猖狂，华北大部失守，南京遭大屠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正在保卫大武汉，长沙也遭敌机空袭！偌大国土竟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热血青年能不义愤填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决心投笔从军，参加抗战。为砥砺抗战意志，学习杀敌本领，表明心迹，于1937年末更名卫国，考入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为培养抗日干部而扩大招生的黄埔军校第十四期，接受严格训练。
毕业后，被分配到军委会广州（后移桂林）行营参谋处工作。经见习后，分任行营所辖第三、四、九3个战区，即长江以至两广半壁河山抗日部队的驻地，调动和口令信号业务，曾编撰机密军事口令信号手册，翻译法文越南军用地图。1939年冬，日寇在我国南海北部登陆，进占钦州海防，沿邕铁公路北犯，侵占南宁，攻占昆仑关地区。我被派到桂林行营迁江县扶济村指挥所，从事指导收复昆仑关战役的参谋业务。此战役为敌我主力部队山区关隘争夺战，艰苦激烈异常！我方参战的主要是新编练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辖3个师：第二ΟΟ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在军长杜聿明中将、副军长郑洞国中将亲临指挥和友军、民众的协同下，三进两出，反复争夺，终于攻克天险要隘昆化关，歼灭日寇“钢军”第五师团包括指挥军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在内的5000余人（日本战后公布此战役班长以上军官85%以上，士兵4000余人死亡），取得了西南战场的辉煌胜利！粉碎了敌妄想切断我华南国际交通线，威胁我黔川大后方的企图。
当时我在行营指挥所参谋处负责部队驻地业务，日日夜夜守候在电话机旁，与第五军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前线部队些微进退或调动，都要及时了解，标示在敌我态势图上，必要时提出处置意见，即速报参谋处长吴石中将、白崇禧上将，以便指挥决策，并根据决策，草拟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此战役胜利后，我荣获陆海军一级奖章和干城一级奖章。1942年我被调到赣北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任中级作战参谋，参与指挥了许多抗日战役，受到第九战区长官部的嘉奖，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在第一集团军副总部参加8年对日艰苦抗战的最后一次战役——阻击从广西、湖南向江西、浙江回窜之敌不久，驻扎在江西上高县蒙山附近，听到日寇投降广播后，无比兴奋！此后前线战况沉寂，但敌军并无主动前来投降迹象。大约过了一两天，副司令孙渡中将亲自下令，指派我为联络官，口头传令防区当面的敌军，南昌一带数万日寇火速缴械投降，不得拖延。否则将大举进攻，严惩不贷。我奉命后，感到任务重大，义无反顾，立即整装乘吉普车驰向日军占领区。当时我年方29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以胜利者姿态，只身前往，单枪赴会。到达日军兵营，经通报后，出乎意料，来迎接我的却是一位年近半百，身材矮胖，自称叫岩尾的少尉军官。当我用在军中初学的日语质问他，为何派他这把年纪，军阶如此低的军官来接待我时，他用流利的汉语回答我说：“我在本国原是大学汉文教授，由于国内适龄兵源枯竭，去年被征调出来。因我精通中国语言，便于同贵方对话，奉鄙军首脑委派，前来迎接阁下，接受批示，请予谅解。”当他毕恭毕敬地将随身佩戴的军刀和日造九四式手枪解下来，双手呈送在我面前举行投降军礼时，我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默念我为保卫祖国、驱除日寇而投笔从戎的初衷即将实现了。以后我要求他将该部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装备等据实造册，呈报我军总部，定期前来投降。他惟惟称是，遵命转报上峰照办，并招待我共进日本餐后返回。数日后，总部举行接受日寇投降仪式，胜利完成受降任务。
从上述亲身经历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我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要接受血的教训，决不让历史重演。今后的世界应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发展经济，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日于大连（庞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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