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红军在军事上步步被动、节节失利，不得不分批突围，撤离坚守多年的红色根据地。我和父亲俩那时都是地方基层干部，父亲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我是少先队队长。红军主力撤出洪湖苏区后，敌人进占了根据地，好端端的苏区遍地狼烟，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熄灭了，坚守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后方党政机关都遭受了很大损失。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扶老携幼，都“避白跑反”了，地方干部也被迫随红军一起东奔西走。那时，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很多，跟在部队后边行动，目标很大，很多地方干部和群众都要求参加红军，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
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和红军中占了统治地位，红军部队不仅不扩大自己的武装，反而拒绝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参加红军，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政策不理解，好多同志伤心得抱头痛哭，我和父亲为当不上红军，也十分悲愤。当时，父亲想回到家乡，重新组织群众同反动派拼个你死我活。我对父亲说：“现在群众都‘跑反’了，根据地也被敌人摧毁了，回去没有群众基础能组织得起来吗?我们不能回去白白送死，要死，我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父亲听后说，好吧，那我去找本地万家台的同乡。这个同乡叫万正诰，在红军独立师一团一营一连当司务长。父亲找到这个司务长，说明了我们要求参加红军的愿望，司务长很同情，才答应我们就在他那个连里当兵。
参加红军后，父亲被分到炊事班当炊事员，我在连队当战士。一九三二年九月，我们部队进到荆(门)、当(阳)、远(安)苏区住了一段时间，就奉命向湘鄂边的恩施地区进发。在行军途中，不时发生一些大小战斗，部队流动性很大，正如贺龙同志后来在二、六军团会师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根据地就在脚板心上。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部队在恩施等地停下来了，“左”倾路线的代表便开始了所谓的“清党”、“肃反”活动。那时，我们搞不清什么叫“清党”、“肃反”，只知道天天有人被抓走，被杀掉，这些被抓被杀的人都是工农出身的好干部、好党员和同志，却被扣上什么“改组派”、“AB团”、“CC”、“新国民党”、“第三党”、“复兴社”、“蓝衣社”等等罪名而杀害。记得有一天，部队集合进行“清党”，全体人员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当天我得了伤寒病，那天我亲眼看见不仅把排以上干部绑走了，而且把个别的班长和副班长都捆起来带走了，被抓去的人都是在晚间被杀害的。 连深孚众望、对革命有重大贡献的段德昌师长，都在这期间被诬为“改组派”而遭到残杀。还有通信员刘秋香同志(就是电影《曙光》中描写的小高)，当时只有十五六岁，也被说成是“改组派”，被绑到刑场，正准备枪杀，幸而贺龙同志来到。贺龙同志十分气愤地说：“他从小就参加革命，一个小鬼，也成了‘改组派’，胡搞!赶快把他放了!”在贺龙同志的气愤劝说下，刘秋香同志才免遭毒手。
这时部队不仅没有扩大，而且越来越缩小，大军变成了小军，大团变成了小团。当时因“左”倾路线的代理人在党内、军内大搞“肃反”政策扩大化，在部队中形成了严重的恐怖状态，上下级之间，相互之间，直至行军打仗、站岗放哨，几个人在一块儿连话都不敢说，就连吃饭大家都是闷不作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成了“哑巴兵”。如果有三两个人在一起说过话，晚上就可能会被绑走。
红军中党的组织被解散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取消了，整个部队死气沉沉，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生死难测，空气十分紧张恐惧。后来，把未被杀掉的同志释放出来，每团编成一个连，叫“改组派”连，他们虽然受了那样的冤屈，却仍然忠实于党和人民，在战斗中都很勇敢，没有一个人逃跑、叛变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仍然怀有一个信念：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劳苦大众才有出路。因此，尽管看到不少同志被错误地抓走，被杀头，也宁可死在红军队伍里，不愿离开。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境内和任弼时、萧克等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了。会师以后，改组了党的领导，红三军恢复了原来红二军团的番号，二、六军团在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开始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在这个时期，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恢复了。我所在的四师十二团从六军团调来了一个新政治委员方理明同志。方政委来后不久，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加入党组织。我当时对会师后的政策搞不清楚，心里很害怕，怕入党后，又像以前一样被“清党”杀掉。于是，我很干脆地说，报告政委，请你放心，我入党也为革命奋斗到底，不入党也为革命奋斗到底。
第一次党组织吸收我入党的事，就这样被我拒绝了。过了不久，总支书记潘选才同志又找我谈入党的事，因为我们都很熟悉，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过去把党员杀掉不少，现在又叫我入党，我才不干呢!你今后也不要再找我谈这件事了。第三次是公开吸收党员。团政治委员方理明同志集合全团讲话，号召大家入党，当时，只要谁报了名，谁就是共产党员了。那个时敬酾全集桑植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候，我依然没有打算立即入党，因为我还要观察部队会师以后发生的变化，我们党究竟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还是正确路线。
两支部队会合后，虽然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恢复加强了，士气比以前高涨，相互之间也亲密些了，行动起来比较团结和统一，但是，两年来的现实生活在我脑子里打下的烙印太深刻了，肃反时I参遭杀害的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不时在我心中浮现，我担心会师后的形势会好景不长，所以仍心有余悸。因此，在公开吸收党员时，我还是没有报名。
时间又过了半年，以往的“左”倾错误路线得到了彻底清算和纠正，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记得在湖南，我们连续歼敌三个师(五十八师、四十一师、八十三师)一个旅(周矮子旅)，活捉了两个敌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和八十三师师长谢彬)，我们还把其中一个敌师长带着走完了长征，这个师长后来在抗大当过教员。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对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党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余悸终于得以消除。
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排长刘忠宝同志找我谈话，他是我们连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介绍下，我终于加入了党的组织。从此以后，我在党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回首这段往事，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我们的党和红军曾经几次遭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教训是深刻的。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错误路线导致了洪湖根据地的失败和损失，并把红三军带进一个空前艰苦困难的境地，至今仍感到极为痛心，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一定要牢牢的汲取党的历史上这些血的教训，决不要让它们再度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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