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界首！我的心不禁一震！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巧合，又把我带回了十五年前在这里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江兼程前进，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遂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追，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迅速地打过江去！
行至交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送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的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墟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墟前进。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先敌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阵地上。这里，离湘江约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墟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把十五团布置在左翼，十四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两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侦察员便来报告，敌广西军第七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墟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四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们都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为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墟！”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他们正沿着大路疾进，一看就知道想快些赶到新墟，来控制我们渡河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前沿阵地猛扑。指挥所离前沿不过三里路，在望远镜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了。敌人整营整连毫不隐蔽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这时，“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起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力不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攻击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的身旁抬到后面去。
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而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我们的后方机关实在是太庞大了。第五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都带上，仓促地转入长征，使我们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但不能主动歼敌，而且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点—他们走快一点，这里的伤亡就减少一点啊！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了。”我说：“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参谋长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接着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的一次反击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他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和黄团长，接着，又向黄团长谈了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他那一句：“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墟！”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
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了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们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立刻就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也越来越多……第三天情况更加险恶了，但是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仍然被拦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
下午四点多钟，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
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一面等待着六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了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狂、强大，想要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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