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春，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湖北，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随着湖北省农民协会的成立，全省各地到处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地处鄂北的黄安县也很快成立了各乡村农民协会。此时，反动地主阶级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纷纷伺机对农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黄安北乡镇箭河附近的一个大劣绅吴惠承——黄安县的“北霸天”，也蠢蠢欲动。河南省光山县与湖北黄安接壤。当地地主阶级，一方面对湖北农民运动发展来势迅猛感到震惊，另方面又暗地里盘算对策，相继组织起反动的武装“红枪会”，妄想阻止北伐军向河南北进。为了使黄安的农民运动不致影响光山，新集镇曾、刘两家大地主，与箭河的吴惠承秘密勾结起来，在箭河也办起了“红枪会”，以图用来对付农会和北伐军。
针对当时这种局势，中共鄂东特委要求黄安县特委采取相应对策，挫败吴惠承等大地主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选派得力干部打进“红枪会”，使之把“红枪会”办成受我党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力量。焕先同志就是在这非常时刻接受重任，担任了“红枪会”的教务主任。
焕先同志进入“红枪会”后，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做“争取”工作，向“红枪会”的广大青年农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地主反动阶级的罪恶与阴谋，使这个反动组织逐渐地变成我党掌握的农民武装力量。就在这年四月间，在焕先同志的周密计划下，逮捕和处决了吴惠承，这一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全县，人民群众听了人人拍手称快，经过焕先同志的努力，箭河的“红枪会”已变成了强大的农民自卫军武装。
光山县的反动地主深知这支农民武装对他们造成的威胁，于是，他们纠集财山堡等地反动“红枪会”数百人，向木城寨、箭河边界骚扰进犯，目的是要摧毁这支农民武装，但均遭到焕先同志率领的农民武装的有力打击。战后，焕先同志及时将战斗胜利情况向中共鄂东特委作了详细汇报。鄂东特委听了焕先同志的汇报，估计到反动地主武装决不会甘心失败，必然有更大的战斗在后头，于是鄂东特委增派了戴光敏、曹学阶等同志前来协助焕先同志工作，并从麻城调来了由王树声等同志领导的青壮年农民自卫军，同时，通过湖北
省委由武昌派来一个步兵营，一同前来箭河支援农军反击河南光山县反动“红枪会”的反扑。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光山的反动“红枪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斗争取得了胜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处在极端困难时期，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革命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快就从地下爬起来重新投入了战斗，这支农民武装最早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吴焕先同志，后来，这支农民武装成为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麻起义军的骨干力量，也是黄安县城农民军主力之一。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担任掩护任务而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共约五千余人以及当地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为适应当时的斗争需要，急需有一个统一的领导，鉴于这种情况，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的重任。
焕先同志身为一军之长，率领千军万马，英勇善战，处处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和广大官兵同甘共苦。记得当时在围攻七里坪守敌的战斗中，吴军长要七十五师姚家芳师长在龙王山构筑各种土木工事。工事筑成后，一天，吴军长要姚师长领他去视察工事，他一边查看工事一边对姚师长说：“我为什么要你们七十五师部队在此构筑各种类型的野战土木工事呢?原因是你是在黄埔军校受过专门的训练的红军师长。说实在的，我未进过军校的门，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所以，今天你就是我的军事教员，我是来向你学习的。”
一席话，说得姚师长脸上火辣辣的，姚师长不好意思地说：“军长，您说到哪里去了，你是上级首长，我怎么能当你的‘教官’呀?”吴军长又说：“家芳同志，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我最反对那种不懂装懂的不诚实的人。你是从军校出来的，学过不少军事知识，我没进军校学习过，现在来向你学习，你不能推辞呀!”在围攻七里坪的战斗中，我军损失很大，部队减员较多，加之当时粮食得不到补充，疾病又流行，我军的处境极其艰难。部队有近四十天没吃到食盐了，每天主要是以野菜充饥。
一天，天刚破晓，新集之敌刘震华部倾巢出动，约有六个团兵力向令牌寨我军进攻。吴军长迅速赶到前线，亲自组织部队抗击来犯之敌。经过一整天浴血奋战，将敌“钢三团”、“铁四团”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直打到下午四时，才把敌人击退，而这一天，我们的部队是饿着肚皮作战的。那天，战斗刚结束，吴军长正从阵地上下来，警卫员端了一瓦罐稀饭送到军长面前，请军长吃。当时，部队粮食早已断绝，哪来的稀饭呢?原来在围攻七里坪撤退以后，吴军长的夫人在外地讨饭，讨到约五斤大米，冒着危险全拿来送给了吴军长，军长当时立刻命令警卫员将这几斤大米送给伤病员煮稀饭食用。有心的警卫员瞒着军长，悄悄地留下了几抓大米，这一瓦罐稀饭，就是用留下的仅有的一点大米做的。吴军长已经有好几天粒米未进了。正当他接过稀饭送到嘴边时，一副担架从他面前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映人他的眼帘。他叫两个战士放下担架，望着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一个跟随他战斗了多年的烈士的后代。吴军长蹲下身，将自己准备吃到嘴边的热稀饭，一口一口地喂给这个伤员吃。站在一旁的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和警卫员，望着眼前的一切，都感动得哭了，警卫员哭得最厉害，因为他最了解军长的为人啊!吴军长喂完稀饭，站起身来，温和地拉着警卫员的手说：“你、我、他们，和全体同志，都是饿着肚皮打仗的。这位伤员的父亲，是我办‘红枪会’时的战友，一起参加了黄麻起义，在撤出县城时他光荣牺牲了，现在他的儿子继承父亲未竞的事业，参加了红军的队伍，又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这是多么可敬可爱的战士啊!同志们，我们今天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同敌人战斗到底，一起把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的明天!”战士们听着军长的话，都默默地点着头……
红二十五军主力经过数次苦战，转移到了皖西地区。但敌人紧追不放，就在这年秋末冬初时节，我们又打回到鄂东北的天台山。十一月的一天，敌人四个团将我军所在的这座大山严密包围起来，我们正准备冲出重围时，吴军长的指挥位置又遭敌人重重包围，其他山头上的我军部队，见状都来全力解救军长。吴军长指挥着身边的分队与敌人激烈战斗，就在这时，他向在身边战斗的战士大声喊着：“同志们，冲啊!我们强大的‘预备队’来到了!”一位战士问军长：“预备队在哪里?”军长笑着用手往身后一指，原来在他们身后不远，有一座森林茂密的大山，军长的意思是我们马上可以撤退到那大山深处，脱离现在的不利战场，那山上树木满山遍野，就像埋伏有千军万马的预备队啊!战士们领悟后，都笑了，说：“咱们军长在这样危难之中，还有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哪!”军长的乐观无畏给了战士们无穷力量。队伍分成多路突出重围后，就来到了接应我们的“预备队”，分散在丛林之中。此时已接近黄昏，敌人经一天苦心追歼，所获得的只是我们红军的几副伙食挑子。除了当时战斗牺牲的同志外，敌人连我们一个伤员也未捉到，只好收兵回宣化店、七里坪等据点去了。这天夜里，吴军长站在一块荒芜的稻田中央，咳嗽了几声，同志们听到军长的声音，～队队地都很快来到稻田里集合。
部队到齐后，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说：“军长，请您给大家讲几句话吧!”吴军长站在队伍前，说：“同志们，这一年来，我们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受到很大的挫折。我们原来近万人的红军，现在只剩下我们这一千多人了。当然，别的地方还有我们的部队。作为一军之长的我，负有指挥失误的责任，请同志们批评我。经过这一年的苦战，大家仍然信任共产党的领导，百折不挠地为党、为中华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我向同志们致以谢意!你们忘我的牺牲精神，将永远载人中国革命的史册……”说到这里，队伍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又说：“同志们，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改变原来不灵活不机动的打法，要选择敌人薄弱之点去打击敌人。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是先要想办法使全体指战员能够吃饱饭，同时，从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子弹来补充我们。今晚，我们就去偷袭地主围寨……”
吴军长讲完话，就率领部队向北出发了。当晚，部队来到九里十八寨，一连袭击了三个地主围寨，缴获数千支梭镖、三十余支土造七九步枪和近千发子弹，粮食、食盐也弄到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战斗，局势发生了对我较为有利的变化，省委作出决定：命红二十五军竭尽全力冲出敌人封锁线，到皖西北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当吴军长率领全军一千多人，按照省委的指示行动，前进到河南光山县泼皮河西南之山地时，敌人大约二百多骑兵，紧紧地尾追我们不放，吴军长当机立断，在一个小山林内布下伏兵。当敌人进到我埋伏圈内，距我只有百把米时，我军四条轻机枪一齐向敌人突然猛射，使骄横的敌人惊慌失措，机枪射击一停下来，战士们就一齐呼喊着，手拿梭镖从左右两边冲杀出来，等敌人醒悟过来，已经都成了红军的俘虏。这次伏击仗，我方无一伤亡，缴获敌人万余发子弹，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这些战利品，使我军奇缺的弹药得到了添补。战后部队又急速向与红二十八军的会合地——皖西疾进。
一九三四年春，吴焕先同志带领的红二十五军与徐海东同志带领的红二十八军，在河南商城豹子岩胜利会合了。这两支钢铁的部队，在大别山腹地相会了，战士们个个有说不出的高兴!焕先同志与海东同志一见面，更是紧紧地拥抱着，久久不肯松手。焕先同志向海东同志说：“我受省委委托，率部前来与二十八军会合，现在，终于找到你们了，叫人多高兴啊……”当天下午，焕先同志与海东同志就在一问小屋内倾谈起来。焕先同志首先向海东同志传达了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的指示，准备把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把皖西地方武装编为红二十八军，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同时，他还告诉海东同志，泽民书记于去年十二月身患重病，因没条件治疗，又缺乏必要的饮食而去世了，遗职由徐宝珊同志接任。
焕先同志向海东同志分析了敌我局势，并对过去一段战斗的经验教训做了总结，将失误主动承担到自己肩上，焕先同志并向海东同志传达了省委指示：合并后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海东同志听了焕先同志这一席肺腑的话语，激动极了，海东同志说：“说实在的，原先我是对你有意见的。但刚才经你这么一说，我什么意见也没有了……说真的，我一向从内心里是尊敬你的，你担任军政委，全军同志都会高兴的。好吧，让我们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共同把红二十五军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干得比过去更好!”这一夜，吴政委和徐军长推心置腹地一直谈到天亮。
自从吴焕先同志担任军政治委员起，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起色，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格外高昂。不久，红二十五军奇袭湖北罗田县城，几乎将国民党集团军司令郝梦龄活捉，缴获到近万元银圆。当部队主动撤出战斗时，吴政委发现徐军长仍然带着部队在城内与敌人巷战，吴政委当即亲自率领手枪队和一个步兵营，复又冲进城内，将徐军长和他指挥的队伍接应出城，得以安全脱险。事后，徐军长对吴政委说：“如果没有你及时接应，我可能就在罗田县城里‘革命到底’了。”
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令，“清剿”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及红军各地方武装。四月八日，我红二十五军进到河南新县高山寨宿营，得知有敌人尾追我们，七十四师一部即埋伏在山上森林内，当敌人进到我埋伏地区时，我军迅速发起冲击，敌人大部被歼，缴获捷克式轻机枪十二挺，马步枪二百余支，子弹数万发等。红二十五军第一次有了新式轻机关枪，战士们极为高兴，俘虏到的敌人，都是东北军一。九师的。战后，吴政委亲自找被俘的一个副营长和一些连排军官谈话，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吴政委说：“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我们东北的大好河山，你们丢掉了家乡，不思报仇，不打日本人，反而来打红军，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你们的父母知道了一定会责怪你们的……”这些被俘的军官，听了吴政委的一番话，全都流泪了。过了一会儿，有的俘虏问吴政委：“红军长官，我们被贵军俘虏了，您打算把我们如何处理昵?”吴政委说：“全部释放你们回家。”接着，吴政委问政治部管俘虏的干部，俘虏兵都吃过饭没有，当得知俘虏都吃过饭后，就叫将全部俘虏集合起来，然后由他讲话。只听见他在队伍前大着嗓子说：“东北军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害怕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你们也是穷人的子弟。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压迫我们穷人的富人和外国侵略者。你们东北军是上当受骗的，是蒋介石骗了你们，更骗了你们的少帅张学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骂东北军和你们的少帅。其实这是蒋介石的阴谋，是蒋介石把你们骗到关内的。你们应该记住，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盼望你们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收复我们东北的大好河山……”俘虏兵们听了吴政委的讲话，许多人都内疚得哭了起来。吴政委接着说：“你们谁愿意回家，我们放你们回去，还给你们发路费。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这次战斗，我们从你们手里缴获了一批捷克式轻机枪，由于我们红军原来没有这些新式武器，所以还不会使用这些新式武器，你们当中有谁能教教我们这些武器如何拆卸和射击吗?”话音刚落，俘虏兵中一个负了轻伤的副营长就站起来向吴政委说：“长官放心，我保证叫我们在座的轻机枪射手教会贵军弟兄……”当天晚上，除几个机枪射手暂留下来外，其余的俘虏兵，每人发给两块银圆，把他们全释放了。这些俘虏兵在离开我们营地时，都主动向红军战士握手告别，表情上一点敌意也没有。这些，都是吴政委做思想工作的结果。
七月七日，长岭岗战斗胜利，歼敌东北军一O五师，俘敌两千多人，其中有敌团级军官两名，营、连、排军官百多名。吴政委又亲自对这些俘虏进行教育，除绝大部分释放外，又在自愿的基础上，留下七十余人当了红军轻机枪教练。吴政委对党内的错误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了不少被冤屈的同志。
十一月七日，部队到达斛山寨，正准备宿营。不料又遭敌四个师兵力对我围击，空中还有五架敌机参战。我部队指战员奋勇作战。在战斗打得最激烈时，吴政委来到斛山寨阵地上。当时，守在寨南门的一个连队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二十多人在战斗，情况很危急。这时，吴政委无意中看到原来任过少共团委书记的漆承先同志也在阵地上，就问他：“承先，你也在这里?”承先同志说：“我犯了错误，他们说我是‘AB团’，现在连队当伙夫。”吴政委把他拉到寨墙脚下，对他说：“承先同志，我了解你，你不是什么反革命AB团，你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我任命你担任这个连的连长，一定要守住寨门!”漆承先同志在危难之中遇知己，顿时精神倍增，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带领战士们浴血奋战。阵地守住了，在这次战斗中该连俘敌三百多名，还缴获了一大批机枪、步枪、子弹等战利品。可是，新任的连长漆承先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也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为革命光荣地牺牲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转移长征，当部队进到独树镇的当晚，焕先政委叫来政治部主任和科长刘华清，对刘科长说：“你今晚刻一下钢板，把《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刻印出来以便好张贴宣传。”刘科长回答说：“我刻不了钢板，陈鹤桥能刻。”吴政委问：“陈鹤桥呢?”“在保卫队押着。”吴政委当面训斥政治部主任：“你什么人都押，就你一个人革命?快将陈鹤桥放出来，由他负责刻印。”这样，陈鹤桥同志才被释放出来，经以后查实，陈鹤桥同志没有任何问题。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我红二十五军胜利进入陕西洛南县景村镇，全歼陕军四十二师二四八团第三营。十日上午，省委正在开会研究在鄂豫陕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这时敌六十师尾追上来，’我军展开了激战，仗打了一整天，军首长都一齐上山，到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在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身负重伤，只剩吴政委一个人指挥部队。一直打到天黑，才把敌人击溃。敌人死伤八百多人，我军伤亡二百多人。战后，部队到蔡家屯整编。这时，领导整个部队的重担全压在焕先政委一个人身上了。在这段时间里，部队天天行军，每天都有仗打，转战在商县、洛南广大山区。十二月二十九日，部队出发前，吴政委向手枪团政委宋兴国等交代新任务，决定手枪团二分队留下来，在商洛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任命本地 “红枪会”首领刘宗通、岳锡名分别担任抗一军正、副司令员，宋兴国任抗一军政治委员。同时，组织中共商洛特委会，宋兴国同志任书记，分队陈政指任组织委员，军政治部张干事任宣传委员，我任中共商洛特委少共书记。交代完任务后，焕先政委就带领主力向南开拔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早晨，我们这支新组建的队伍突然遭到商、洛、商南三县保安团三千多人袭击，队伍给打散了，只有手枪团二分队分两路突出重围。宋兴国政委在突出重围的当天晚上自杀了，分队全体同志要我担任队长。以后这支小分队就在商洛山区坚持斗争，直到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攻克洛南，我率领的二分队才于四月二十三日与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景村会合。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红二十五军由陕南向陕北行动。当我军快进到回民地区兴隆镇时，吴焕先政委集合全军部队，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很快就要进到回民区了。在通过回民区时，我们要向回民同胞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大家要自觉遵守‘三大禁条’、‘四项注意’。”接着，他解释说：“‘三大禁条’是：禁止在回民家内吃大荤；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民土豪。‘四项注意’是：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到回民家里要讲卫生；不许与回民青年妇女讲话；打井水必须事先得到回民同意。”由于部队按吴政委的要求去做了，结果很得民心，部队到达兴隆镇时，全镇的回民都没逃走。他们看到红军战士对回民和蔼，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都很佩服。街上很快地活跃起来了，不久，所有的商店都开门营业，在红军进驻该镇一个小时后，回民们从四面八方陆续不断地来到街上买卖，镇上到处挤满了摊贩，我们部队也用银圆在街上购买了不少粮食、柴火、蔬菜、食油等物品。中午时，焕先政委和徐海东副军长组织了十多名司号员用军号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亲自去给清真寺赠送了匾额和八个大元宝铸块。清真寺的阿訇在当天下午回送了数只大肥羊和其他食物礼品到军部，并滔滔不绝地称赞红军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阿訇还说：“以前西北军曾经欺压过回民。我们听说红军也是到处杀人放火，特别是对回民更不客气。我们原来打算为保卫家乡，还准备与红军较量一番呢!现在看来这些传说都是谣言，我们是受骗了。红军确实是一支真正的‘仁义之师’。”
八月二十一日，西征的红二十五军在四坡村又一次遭遇国民党军突袭，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敬爱的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却在战斗中牺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全军上下悲痛无比。自从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焕先同志作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参加重建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各个阶段的斗争中，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焕先同志生前对党赤胆忠诚，密切联系群众，作战英勇善战，在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的不幸牺牲，是处在胜利前进中的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整个红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吴焕先同志永远活在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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