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向川北进军，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三年一月，省委又决定重新组建二十八军。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辖八十二师(没有师部)两个团，即二四四团、二四六团及一个军特务营、一个交通队，廖荣坤同志任军长、王平章同志任军政治委员，陈启波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
一天下午，在黄安七里坪附近的一个黄土岗上，举行了红二十八军成立大会。当时正值严冬，朔风呼啸，大雪飘飘，树枝上挂满了冰凌，田野里白茫茫的一片，天气十分寒冷，但战士们都没有棉衣，每个人身上披一条军毯，从四面八方走向集合场地，站在雪地上等待军长、政委讲话。军长政委到场后，分别给大家讲了话，说了成立红二十八军的重大意义和当时的形势。我记得王平章政委说，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到四川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去了，他们在老河口打了大胜仗，消灭了敌军好几个团。他还说，中央红军在“朱毛”领导下，一连打了很多胜仗，全国的革命形势大好，我们鄂豫皖苏区，眼下虽然被敌人占领了一些县城、集镇，但苏区的农村是广大的，我们除有红二十五军老大哥外，还有地方武装，所以鄂豫皖这块地方，决不会丢!大会结束后，部队仍回到原地休息，准备出发。我记得在行军前一天晚上，军长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从一个团的宣传队调来给廖军长当勤务员的，那时不满十五岁，还扛不动一根大枪。谈话后，军长给了我一支“八音子”手枪和十多发子弹，我得到这支手枪后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军长有两个警卫员，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军长都叫他们的绰号，一个叫“土地”，一个叫“农民”，年龄约十七八岁，都是黄安县人，农民出身，打起仗来非常勇敢。
我同“土地”、“农民”相处得很好，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处处照顾我，军长对我更是爱护。有一件小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就在那年冬天，部队向皖西进军途中，有一天深夜，军长、政委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我给军长洗了一件白衬衣，就对着火盆烘烤起来，由于太困了，烘着烘着竞打起盹来。军长散会后，正聚精会神看地图，兴许是闻到了糊味，一抬头见衬衣的一只袖子已经烧着了，猛然喊了一声“小鬼”，我一惊，醒了，但衬衣已经烧坏了，当时我又急又怕，要知道那时候弄一件衣服有多难哪!可军长一句也没训我，朝这边看了看，又伏下身子继续看地图。这时，“农民”见我挺难过，连忙安慰地说：“算了吧，等下次打土豪我再给军长弄一件就是了。”我心里又感激，又高兴，觉得军长和周围的同志对我真是太好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我们红二十八军挺进到皖西。这时，皖西苏区的斗争由道委领导，道委书记是郭述申同志，他对红二十八军到达皖西很关心，经常和廖荣坤、王平章同志研究红二十八军作战方针和部署部队的行动。当时皖西的局势虽比鄂东稍好些，但遭到的破坏也是很大的。国民党所到之处，都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田野里长满了荒草，成群的乌鸦在一座座土坟包上尖利地叫着，到处是一派凄凉苦难的景象。冬天，苏区的人民普遍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屋住。我们到皖西南溪、汤家会、斑竹园一带，看到不少群众饿死，许多村庄被烧，群众无家可归，只得住在棚子里，靠野菜、树皮充饥。
面对这些困难的局面，军长、政委心如火燎，于是决定带部队到白区打游击。我记得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军长、政委对大家说，今年的春节到国民党占领区去过，同志们听了都非常高兴。我们从皖西老苏区出发，几天后就深入到六安、霍邱县一带，接连打了几仗。第一仗是打叶家集，正是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查明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团部及两个营驻在叶家集。于是，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拂晓时从南北两面包围了该集，天蒙蒙亮发起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就占领了叶家集，守敌大部被歼，俘虏了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几百支枪和很多弹药、粮食、衣服等，这是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叶家集一带休息两天，过春节。我们军部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地主家的人都跑光了，堂屋里还烧着香，供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部队在这里打了不少土豪，生活改善了。几天后，军长、政委决定部队向霍山、霍邱进发。很快，我们先后打下徐家集、丁家集，消灭了一批民团地方武装。我们这次行动，震惊了敌人。据当时得到的地方党的报告，合肥市、六安县的敌人正在调动部署兵力，因此军长、政委决定部队返回老苏区休整，并通知部队和跟着部队“打粮”的群众，要每人准备一个月的粮食带回苏区。
记得我们部队往回返时，在叶家集一条河里，没收了国民党官僚的两竹排物资，其中有粮食、布匹、油和很多腊鹅，还发给每人一只腊鹅。这些物资，除部分留给部队外，其余都分给了群众。通过这次行动，进一步扩大了部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补充了不少新战士，部队的武器弹药、被服、粮食得到了很大补充，战士们士气高涨。部队返回后，在金寨县斑竹园一带休整，这时，敌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驻地一带轰炸和撒传单。
几天之后，国民党剿共司令梁冠英二十五军一个师和安徽保安团进到金寨县汤家会、南溪一带，红二十八军两个团占领南溪北面门坎山、火把岭一带阵地，军部和特务营住在双河庙陈家楼房。当夜廖荣坤军长和王平章政委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要和进占南溪的敌人打一仗。
第二天一清早，军长、政委就带着特务营进入了门坎山阵地。这天上午，敌人两个团向我军阵地连续发起数次冲锋都被击退了。中午，敌人退到山下，我们部队在阵地上吃饭，我提了一壶茶和炊事员一起到阵地上给军长、政委送饭，他俩吃完饭后拿着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的动态。不一会儿，军长对政委说，敌人上午几次进攻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下午还会来，我们如果不击退这股敌人，很难转移。政委说，敌人伤亡惨重，我们居高临下，阵地对我们有利，敌人敢再来，我们就再狠狠揍他一顿。果然，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又向我们发起了猛攻，这次敌人出动的兵力比上午更多，满山遍野，灰压压的一片，鬼嚎狼叫地向我们阵地扑来，同时我们头顶上还有敌机不断轰炸扫射。但是红军指战员十分英勇顽强，个个像猛虎，当敌人逼到我军阵地前沿时，军长、政委一声令下，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军长、政委亲自带着交通队、特务营朝敌人冲锋，不一会儿，敌人的迫击炮集中向我们猛轰，此刻有一发炮弹正落在军政委身边爆炸了，政委负了重伤，警卫员和交通队战士迅速把政委抢下火线，但由于伤势过重，当晚政委就壮烈牺牲了。
经过一天的激战，我们终于把敌人全部击退，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丢下很多尸体和伤兵。我们还抓了不少俘虏，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我们虽然没有把敌人全部歼灭，但敌人死伤惨重，损失很大。当天，敌人退到南溪、汤家会一带，黄昏时我军也撤出了战斗。可最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军政委王平章同志牺牲了，这是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损失!
全军指战员得知军政委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大家都哭了。军长从战场上回来，痛哭流泪，连晚饭也没有吃，他是为失去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而垂泪。从红二十八军成立那天起，我经常看到军长、政委俩人无事不商量，经常深夜在一起看地图，研究敌情，确定部队的行动，俩人配合默契，情同手足，政委的牺牲，无疑使军长的担子更重了。
门坎山战斗后，为了把进攻苏区的敌军“调出苏区”，廖荣坤军长和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决定部队向河南商城、固始一带转移，打击“清区”的顽匪。“清区”这个名称，是国民党封的所谓反共“模范区”，这个地区的顽匪约千余人，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地主民团武装，他们的首领是固金枝。这些顽匪，经常袭击我苏区，他们见到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当遇到我们大部队时，就化整为零，分散到森林里藏起来，部队一走，又下山活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次我们红二十八军扫荡这股顽匪，采取的办法是围剿，来回拉网，经过几天的扫荡，消灭了一部分顽匪，群众非常高兴。打了几仗后，不久，红二十八军又回到了皖西苏区。
这时，新的变化又来了，大约是一九三三年的四月间，省委要红二十八军主力回师鄂东，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围攻黄安七里坪。部队从皖西回师鄂东，有好几百里路的行程，中间可能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拦截，要随时准备打仗，军长关心部队的伤病员，决定将不能随部队行动的重伤员都送到皖西医院。我因为在“清区”剿匪中，夜间渡河受寒，得了伤寒病。军长看我病得很重，决定把我也留在皖西医院。我当时听说要离开军长就哭了起来。在我跟军长一起的半年时间里，他时刻关心我，有时急行军，一天走一百多里路，我走不动，军长就叫我骑他的马；有时晚上睡觉，军长怕我冻着，就拿来自己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回想这些，我哪里肯去住医院、肯离开军长呢?但没有办法。一天晚上，军部管理科沈科长组织了一批担架，军长指示要连夜把这批伤病员送到葛藤山医院。军长还叫沈科长给了我一袋干粮和一盒白糖，并给伤病员送了几袋子大米、黄豆和一些咸盐，就这样，我和其他伤病员一起，依依告别了我们的军长，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永诀!也不知一路上走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和几十名伤病员被担架抬到皖西医院，我晕晕糊糊地躺在担架上，到天亮时才发现我和其他伤病员已睡在一个小山沟的草棚内，这个医院是皖西道委的医院，坐落在葛藤山深谷中的一个小村庄里，比较隐蔽，里面有一百多名伤病员，都是从红二十八军下来的。我记得医院里大约有十几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位看护班长叫耿静，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姑娘，她是六安人。她照顾伤病员非常热心，经常得到大家的夸奖。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伤病员都住在草棚里，十多个人睡一个大通铺，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同志们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斗争中，产生了深厚的阶级情谊，睡觉时都是几个人合盖一条毯子，有的伤员把自己带的干粮和白糖分给大家吃，有的重伤员大小便不能自理，能走动的同志就主动搀扶他，就这样，互相体贴，互相关心，谁也不觉得苦。医院的物资条件是困难的，但这个山区的风景却十分优美。
四月份，正是南方桃红柳绿的季节，舂光明媚，杜鹃花开遍山冈，兰花清香扑鼻，清清的河水映着蔚蓝的天空，那幽静的环境真叫人心旷神怡。住了一段时间，廖军长派人送来的大米、黄豆、咸盐都快吃完了，于是医院决定把剩下来的一点东西留给重伤病员吃，轻伤员和工作人员上山挖野菜吃。春天，山里的野菜遍地都是，如地菜、苦菜、珍珠菜、野芹菜等，还有榆树的皮、叶、葛藤根，都可以充饥。除了缺少粮食外，药品也极缺，仅有的一点药品只能给重伤员用，轻伤员主要靠草药治疗，用盐水洗伤口。离开部队久了，同志们都特别想念首长和战友，惦念前线的情况，盼望着能早日归队。
一九三三年八月的一天，我们忽然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同志从鄂东带领一部分红军到皖西苏区了，大家喜出望外，一股暖流充溢全身，伤病员们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不久，徐海东军长派人到医院来看望伤病员，并将一批治疗痊愈的伤病员接回部队，由医院的马指导员带领，我也随这批伤病员出院了。医院的工作人员送了一程又一程，大家难含难分，挥泪握别，我回到红二十五军军部后，被分配到交通队当通信员，
在我归队后，才知道我们敬爱的廖军长，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率红二十八军到鄂东和红二十五军合编后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时，已在这年七月被“肃反”错误路线所杀害。当时，大家听了，无比震惊，谁也不相信廖军长会是什么“反革命”，他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民浴血奋战，功勋卓著，有口皆碑，廖军长虽然蒙冤去世，但他的名字，他为党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会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些老二十八军战士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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