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三一年，区苏维埃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听到消息乐得我嘴都合勤务员。不上，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苏维埃报名参了军。参军后，我被分到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上级见我年纪小，便叫我给团政委当勤务员，我一听满口答应。反正是只要当红军，干啥都行!我被领到团部，领我的人指着一位首长说：“这就是李政委，往后你就跟着他。”他又向那位首长报告：“政委，这个小鬼给你当勤务。”我一看这位首长那么年轻，细长身材，很有精神，他和善地打量了我一下，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好!留下吧。”看着他满脸的微笑，刚才还有点紧张的心，顿时轻松了。这样，我就留在了李先念同志身边。
那时，我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啥都不懂。有些老同志告诉我：“你真有福气，跟了李政委。”我说：“都是首长，跟谁不一样呢?”别人说：“首长跟首长不一样，李政委脾气好，跟着他，你挨不着克!”当时我还不觉得，到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574，刚参军时，团政委在我眼里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官。我想，政委平时吃的穿的一定和当兵的不一样。谁知，第一次打饭就闹了个笑话。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兴冲冲地往炊事班跑。我猜想炊事班一定会给政委做点好吃的。政委嘛，理所应该比战士吃得好些。“打饭，两份。”我冲着炊事员说，手里的碗敲得“当当”响。炊事员接过碗，刷刷几勺子，麻利地把饭菜盛好了。我一看两份一样：稀饭外带一小撮烂咸菜。我呆住了，以为炊事员不知道是给政委打的饭，搞错了，就提醒他说：“我是给李政委打的饭。”炊事员不以为然地说：“已经打好了，端去就行了。”
“政委也吃这?”我惊奇地问。“对!今儿个煮的这，就吃这!”炊事员见我不走，笑着催我，“你还站在这儿干啥?快趁热端去，要不凉了，政委熊你!”看着他那副样子，像是在存心捉弄我。我心里想，你看我是新来的，欺负我不知道，想在首长面前出我的丑，让我挨熊。好!我就把这端去，要是首长怪罪，我就照实说，看我们谁挨熊!主意打定，我二话不说，端起饭就走。见了政委，我把饭放在他面前，也不说话，就等着他发火。哪知道政委没发火，端起碗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是那么香甜，我都看呆了。吃了几口，政委见我不吃饭，就问我：“你咋不吃饭?”我忍不住问：“政委，你也吃这个?”“这不挺好嘛!大家都是吃这。”“可你是政委呀?”“政委又怎样?”政委大概看出我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盘问我，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和想法一股脑儿的告诉了他。政委听后哈哈笑起来：“看来你才参军，还不懂得，在俺们这个队伍里，当官的当兵的都一样。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参加红军不是为了图吃喝，享清福来的，而是为了闹翻身，求解放!既是这样，大家就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一个锅里舀饭，谁也不能特别。只有这样大伙才能抱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听他这么一说，我开了窍，没想到就连吃饭也有这么大的学问。尽管有些道理我似懂非懂，但通过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直到后来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又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理解得更深了。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也是我军区别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先念同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拨正了我刚刚抬起的脚步，给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先念同志平时一向脾气温和，平易近人，无论对平级还是战士，都一样的和蔼可亲。那时，红军正在初创时期，还残存一些旧军队的恶习和影响。有些指挥员性情粗暴，下级一时不慎，稍出差错，就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骂，甚至掏枪打，弄得身边工作人员整天提心吊胆的。先念同志却不同，待我们都像亲兄弟一样，每当我们向他汇报隋况时，话说急了说不清，他就说：“不要慌，慢慢说。”若是忘了什么事，一时想不出来，他就说：“莫急，好好想想。”
在他身边工作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渐渐地就把他的“官衔”忘了，从心里把他当成兄长一样看待。我跟随先念同志不久，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攻”斗争就开始了，敌军采取“追堵兼施”的战术，在鄂豫边布置合击，企图一举摧毁红军和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我军采用“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避开敌人主力的合击，东进皖西，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部队开始了急行军。头几天我还马马虎虎能对付，后来，渐渐地支持不住了，两条腿像棍打的一样酸疼，脚板痛得和刀扎一样。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吃过晚饭，我一头倒在铺上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起床，突然迷迷糊糊的听见政委叫我：“小陈，小陈，起来!执行任务。”要是在平时，我会一骨碌爬起来，可现在浑身像是散了架，动一下，哪都疼，加之平时政委对我好，没架子，心里不怕他，我就假装没听见，不理他，看他怎么办。政委见我不吭声，就走到我的铺前，轻轻地撩开被子，关心地问：“么搞的?是累了，是饿了，还是不得劲?”这么一来，问得我不好意思了，就嘟嘟囔囔地说：“腿疼!”说出实话又后悔，心想这下坏了，一定要挨批评了，哪能腿疼就不执行任务呢?我硬着头皮等着挨克，谁知政委没有批评我，反笑了起来，亲热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我当是啥事，快起来，跑跑溜溜就好了!”这一巴掌打得我热乎乎的，连我也跟着笑起来。我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务，上路了。事隔几十年，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仔细琢磨起来，觉得只有先念同志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先念同志平时善于关心体贴人，像一个忠厚慈祥的长者。可在军事行动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沉着镇静，勇猛果敢，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我是在一次遭遇战中，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军摆脱敌人的合击，穿过豫南皖西。皖西之敌四十六师、警备二旅和保安团共七个团的兵力深入皖西根据地，分别占领了独山、麻埠、诸佛庵等重镇，并准备进犯我豫南根据地。为了消灭敌人，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军决定迎战独山之敌。我们团奉命出发，先头部队刚到独山附近，前卫部队突然乱了起来，原来前面发现了敌情，敌人大部队向我们开来。由于情况太突然，加之前卫部队人数太少，很多人都慌了手脚。大伙意见不统一，争论起来：“依我看，往后撤，这几个人顶不了什么事。”“放屁!咱红军从来没打过这种仗，见了敌人调转屁股跑?”“那也得看情况，眼看着寡不敌众要吃亏，还能硬碰?”“拼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最多是个‘革命到底’!”无论哪种意见，有一点是大家都认识到了的，就是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道严厉的命令：“占领山头，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准乱动!”大家一看是先念同志赶到了，马上安静下来。
战士们一个个进入阵地待命。先念同志平时和善的面孔变得严肃了，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局势是很紧张，后续部队离我们又很远，一会儿两会儿赶不到。眼前的战斗人员这么少，要对付这么多的敌人，是有点悬!可如果丢开这个山头，敌人就会凭借这块高地，阻止我军的行动，将会给我军的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眼前的局面是丢也丢不得，守又无法守，真叫人捏了一把汗。担心是担心，但看先念同志那副神色，是非打不成了。事到临头，我啥也不想了，反正是豁出去了，就紧紧跟着政委，心里只抱着一个念头：活着，就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轰!轰轰轰!哒哒!哒哒!哒!”敌人开始发起进攻!阵地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战士们默默地做好战斗准备，子弹推上膛，手榴弹挂上了弦!乌黑的枪口对准了敌人……准备着和敌人血战一场。“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又是一道严厉的命令。“不准开枪!”正准备和敌人拼命的战士，听见这个命令愣住了，私下叽咕：“这叫打什么仗?”一个干部忍不住，刚想开口问，被政委铁青着脸堵回去了，“少废话，执行命令!”战士们从来没见政委发这么大的脾气，可是这是战场!谁也不敢作声，只好服从命令，静静盯着往上进攻的敌人。看着静静待命的战士，先念同志的口气才平和下来，他压低声音说：“敌人没发现我们，多争取～点时间，等敌人靠近再狠狠地打!”
时间就是胜利!在这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时刻，战士们懂得了先念同志的意思。看着政委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样的沉着冷静，战士们紧张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敌人见山上没有反应，误以为山上没有红军，就放下心来，进攻的速度放慢了，一个个一摇三摆地慢慢往山上爬。山头阵地上仍然是一片静悄悄的。敌人越来越近了，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八十米……近了!连敌人的装束都看得一清二楚了。“打!”先念同志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开火，子弹像急风暴雨一样向敌人射去。一刹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在突然的打击下慌成一团，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连滚带爬往山下跑。过了一会儿，敌人清醒过来了，重新组织了进攻，又喊叫着往山上冲。
战斗在激烈进行。敌人仗着人多火力强，一步步地向我阵地逼近，情况万分危急。先念同志眼里像是着了火，大声喊道：“吹冲锋号!反冲锋!”“嘀哒哒……”急骤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跃出了阵地，向敌人扑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铺天盖地。前面敌人挡不住，慌忙往后撤，敌人开始乱了，败退而逃。政委见敌人败退，急令停止追击，回守阵地。就这样，敌人一连组织了多次进攻，都被先念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一直坚持到大部队赶到，我军全线出击，敌人见势不妙，还没来得及溜走，就被我军包歼。
战斗结束后，看到缴获的一堆堆战利品和一群群垂头丧气的俘虏，战士们那高兴劲就别提了。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一种敬意在战士们心中油然而生：如果不是政委冷静沉着地分析敌情，不是那样坚定果断、正确的指挥，就不会有这样的胜利!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激战，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形势好转，部队也在不断地扩大，许多地方上的同志参加了红军，还有从白军中解放过来的战士，红军人数增加了。由于各种成分都有，部队的思想也比较复杂，大部分战士都是贫苦人出身，对革命比较坚定，但也有些战士对革命缺乏认识和了解，在环境艰苦和斗争严峻的形势下，一时思想想不开，发生了一些问题。一天，连队的战士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连队来人向政委报告，说有个战士想家，私自开了小差，现在叫截住了，押在连部里，连里请示团首长如何处治。先念同志听了报告后，又问了这个战士的情况，半晌没有说话。我觉得有些怪，这事有啥为难的，要叫别的首长，批个枪毙就完了。我记得，这种事我也看过，部队整队集合，把逃兵押到队前，首长讲几句话，然后问大家，“这个人当了可耻的逃兵，对他应该怎么办哪?”战士们就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杀!”这样既惩戒了逃兵，又教育了大家。可是先念同志还是不做声，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他想了足有一个多钟头，然后才说：“我看不要枪毙他吧，农民有个家庭观念，要问清楚他是为什么跑，革命嘛，不是靠捆着绑着的。”这话说出来，不光我有些吃惊，就连连队干部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政委见他们不理解，又耐心地说：“当然，开小差这个错误是不能允许的，但杀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着重思想教育。乡亲们敲锣打鼓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队伍里来，我们有责任培养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让他们诚心诚意地干革命，人都难免出错，如果一出错就杀，我们怎么对得起乡亲们呢?……”
这话很恳切真挚，使连队干部们心悦诚服，这个战士就没有杀，教育了一通释放了，后来这个战士在作战中很勇敢。这件事对部队震动很大。那时正是张国焘“左”倾路线在鄂豫皖根据地猖獗的时候，部队胡乱杀人的现象很严重，除了以“肃反”的名义，杀了大批优秀的红军、苏维埃干部外，一些有点过失和错误的同志也被杀掉。面对这些情况，很少有人在处理问题时，能好好地沉思一下，是否做得恰当。而先念同志对一个“逃兵”都能网开一面，并勇敢的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那种不容怀疑的“习惯做法”，挽救了一个犯错误的同志。
一九三一年冬，上级调我到少共国际团学习，我便离开了先念同志。虽然我在先念同志身边度过的日子很短，但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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