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听有人说，红军前几天打开了南江城，昨天打开鬼门关镇，今天到了黄柏垭，很快就要来到我们蟒洞坝。因为国民党军队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所以，大家就都跑到老林里藏起来。红军到了蟒洞坝，亲自进老林叫我们回家。我们回到家里一看哪!院子扫得千干净净，屋里的家具什物放得整整齐齐，东西一样没少，红军待人很亲热和气，对老年人有礼貌地称呼，而且特别喜欢集合起青少年，教大家唱革命的歌儿。哥哥最爱红军。他形影不离地整天跟着红军到处跑，帮助红军做事情。红军在蟒洞坝开大会，给大家讲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军阀等等这些革命的道理，蟒洞坝成立了平分土地委员会，哥哥被推选为委员。他身上装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整天畦着平分土地的事情。由于哥哥努力工作，进步很快，不久又被提拔担任秘书工作。
秋天里一个早晨，哥哥从区上回来了，他告诉母亲说，白军要来“围剿”苏区，苏维埃和红军要转移。领导决定：在苏维埃工作的年轻干部随红军撤退。母亲要同哥哥一起随红军走。开始哥哥不同意，因为情况紧急，不能拖延，于是，哥哥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哥哥背了几件衣裳和干粮，嫂嫂背着侄娃子，母亲拖着我，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离开了家……自从离家以后，昼夜不停地在崇山峻岭异乡陌生的路上行走。走啊!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走了多少路，干粮吃完了，红军也不知到了何方?找不着红军，哥哥心里非常焦急。
一天，我们来到了一条大河岸上。这时河里正发大水，河边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抢着涉水过河，哥哥挽着母亲背着我，嫂嫂背着小孩，我们一同过河，忽然一个浪头把嫂嫂打倒卷走了。当时，母亲几次跌倒在水里，哥哥腾不出手来抢救她母子俩……过了河，母亲不离开河岸，她望着奔腾的激流，痛哭不止。哥哥苦劝很久，我们才离开河岸，随着慌乱的人群继续往前走。晚上，就在崖下露宿，哥哥拾来柴火和稻草生火给母亲烘干衣服，挨到天明，继续向前走。母亲因为悲伤、饥饿，耳朵里灌了水，得了重病，实在走不动了，哥哥向一家农民哀求借一间草棚住下来，又向房主要了一些干草铺在地上，让母亲睡在上面，母亲身上发烧，一夜不停地呻吟，没有睡觉。早晨，哥哥领我出去讨饭回来给妈妈吃，母亲说，她不想吃。这一天晚上，妈妈身上烧得滚烫!呻吟得很凄惨。黎明时分，妈妈稍微安静一些。哥哥端水来给她喝，妈妈说，她不想喝。
天明了，哥哥又和我出去讨饭，中午回来，我们看到草棚外面站着很多人，他们都悲切地望着哥哥和我，走进草棚，我连叫了几声妈妈，都没有听见妈妈应声。哥哥惊慌地走到母亲身旁，看见妈妈静静地睡着。哥哥跪下去要扶妈妈坐起来，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妈妈的身体冰冷僵直，屈不回来了。啊!妈妈死了!哥哥伏倒在母亲身上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哭了。房主人可怜我母亲，给了一个旧席卷了母亲的遗体，掩埋了。哥哥正在悲苦难言之际，房主人又叫给他请法师送鬼!我们哪有钱请法师?这时同乡中有人给哥哥出主意：偷跑!
于是哥哥半夜里领我到母亲坟上哭了一场，就离开了。哥哥领着我茫然走去。一路上不住地饮泣流泪，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哥哥定住神，一边讨饭，一边暗暗打听红军的消息。我兄妹俩白天讨饭，主要是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赶路，晚上，就在人家屋檐下或是堆放柴草的茅屋里睡一觉，天明了继续向前走。哥哥看见我身上的衣服实在烂得穿不成了，他把那些烂成絮絮串串的破布条儿仔细地打量，边往一块拼对边流泪思索：能不能把它们缀到一块JL?对了半天，因为没有针线和布，只好放下。有一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一条大河边。哥哥领我到河边洗脸后回到岸上歇一歇，他果望着滚滚激流，暗自伤心流泪，忽然，一条棍子打在哥哥的肩膀上!回头一看，原来是灰棒佬儿(我们家乡人管土匪叫“棒佬儿”，称国民党军队“灰棒佬儿”)!灰棒佬儿强迫哥哥给他们当挑夫，不由分说，就把一担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哥哥肩上一搁，用棍子打着哥哥的光腿杆，强迫他挑起沉重的担子跟他们走，没办法，哥哥忍着愤怒，饿着肚子给这群灰棒佬儿挑行李。他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手里还要拖着我。肩膀给担子压得肿起多高，腿杆被打得到处是伤。白军看守很严，哥哥无法逃脱。
这一天晚上，哥哥听到同房被关的民夫们说，红军就在前头不远的山里跟白军打仗，半夜里，哥哥乘灰棒佬儿打盹儿的机会，背上我偷偷地跑了。一口气跑了两天，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哥哥领我到河边僻静处准备背我游过河去，正在张望之际，忽然看到斜对岸河湾里有一只小船，船上有位老人，哥哥背我飞跑到与那老人相对岸处，压低声音，隔河喊道：“大爷!行行好，大爷!”老人早已看出我们的意思了。老人送我们过了河，哥哥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铜元掏出来给他的时候，他却一个也没有要。并且，指给哥哥远处山坡上那个小庙说：“到了那里躲避一时，等到天黑才能上山。到了那个山上就是……噢!”老人的话，我们听明白了。按照老人的指点，我们果真找到了红军，见到了帽子上有红星的战士。“同志哎!我可找到你们了。”两位红军战士已走到了哥哥面前，他们紧紧握住哥哥的手，当发现我正在哥哥的背上望着他们的时候，便惊奇地指着我说：“这个娃JL?”“她是我的妹妹嘛!我一家五口人逃出来，死的死，散的散!现在就只剩下我兄妹两人了哇!”这时，泪水塞住了声音，哥哥泣不成声了。
红军战士们带我和哥哥去见了连长，连长让人给我们打来热水，哥哥和我洗完脸，一位背着挎包的红军战士来到棚子，他笑嘻嘻地从挎包里取出药瓶、药棉和镊子，细心而熟练地给哥哥和我的伤口擦了碘酒。“哪个有多余的衣服，先拿出来给他们换一换。”连长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小背包里搜寻着。立刻有许多人争相拿出自己的衣服并亲手给我和哥哥穿到身上，哥哥穿起军衣戴上军帽很匀称得体，显得很英武。可是没有我能穿的衣服，连长就亲自拿着针线把衣袖和裤腿长出的部分卷起来缝住，然后给我穿。衣服刚收拾好，饭就端来了。连长接过饭，递给哥哥和我连声喊道：“快吃饭!快吃饭!”哥哥和我接住饭，坐在草铺上急忙吃起来。连长把同样两碗肉菜端来放到我们面前，看着我们吃饭。这雪白的大米干饭，肥美的肉菜，热腾腾，香喷喷!使我兄妹饥饿已久的肚肠顿时饱享洪福，使我兄妹如同回到了慈母的怀抱!饭后，哥哥和我被招呼到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棚子里休息。地上铺了厚厚的干草，干草上面已经铺好了毯子。一会儿又拿来了一条灰色军毯。这时棚子里挤满了人，哥哥让我先盖上毯子睡了，他和大家坐在草铺上说话。大家亲热地问哥哥一路上所受的艰难困苦，对我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都深表同情，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当知道哥哥曾在苏维埃担任过工作时，大家对他益加敬重，热情地谈论着，久久不肯散去。
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出发了，连队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头。我们连队仍驻守在前沿阵地，同白军对峙。哥哥和连长把我送到后面山坡连队的炊事班。从此，我只有跟着年长的同志去前面送饭才能看到哥哥。分给我的工作是我最熟悉的，如拾柴、捡菜、拾蘑菇。后来，快到送饭的时候，总要分配点儿工作要我做，不等我做完事情，他们就背起饭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大人们担心我往前面送饭有危险。那几天，我非常想念哥哥。有一天，我看见饭菜都准备好了正要走，赶紧扛起饭铲前面先跑了。我走在两位炊事员中间，前面一位是背饭的，后面一位挑的是菜和开水。
走到离阵地不远处，前面传来了“注意隐蔽!”的警告声。话音未落，忽然响起一阵枪声，只听见走在我后面的那位同志“哎哟”了一声，我猛回头看见他身子向后一闪，扁担从肩上滑下来，盛开水的那只桶正往交通沟里滚。在这一瞬间，他猛推我一把，我也跌进了交通沟。他抱着一桶菜滑溜下来，右腿肚子被打穿，右脚上的那只鞋灌满了鲜血，穿不住，滑掉了。大家都跑过来看我们，帮助负伤的同志包扎伤口。哥哥急忙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埋怨道：“哪个叫你跑到这里来的嘛!”见到了哥哥，我什么也不怕了。高兴地又是跳又是蹦!可哥哥生气地批评了我一通，说我违反了红军的纪律，还给大人添了很多麻烦。连长也帮哥哥说：“红军是有铁的纪律的，每一个人都得遵守。”从这天起，我安心我的工作，拾柴生火、捡菜、搬木耳，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炮火连天的战斗生活。
这以后，我很少见到哥哥，只听人说哥哥作战很勇敢，这其间负了两次伤，有一次还住了院。过了不久，部队出发了。由于年龄小的原因，当时对于时间、方向、人名、地名的记忆是很模糊的，只听见年长的同志说：今天是向东，向西或是向北；现在经过哪儿，今天宿营地是哪儿，要过什么节日了，我只是跟着部队行进在青山碧水之间。这其问和哥哥在行军途中偶尔相遇，只够说上几句话，又分别了!
有一天宿营早，哥哥来看我了，他笑着把我抱起来，我埋怨哥哥老是躲起来不见我，哥哥笑着对我解释说，他不是躲着我，也没有受伤，而是工作有变动，他被调到另外一个连队去工作了。我提出跟哥哥到新连队去。他劝我说，还是在原来连队好，人熟好招呼，比较方便，即使我俩在一起，因为工作忙，他也照管不了我。我想：哥哥说的话是很对的。他虽然没有明说，然而从他的谈话中我听出来他是调到新的连队担任领导工作了。我已经长大了，我是红军战士，难道还要人专门来照管吗?哥哥看出我听懂了他的话，非常高兴，很放心地走了。春夏之间，部队打了一路恶仗，过了许多江河，来到了藏族地区。在这里，部队进行休整，准备过雪山。哥哥有时来看我，给我带来他亲手为我编的小草鞋，再三叮咛要我爱护身体，要经常洗脚，他保证经常来看我。
部队走过了天全、芦山，和二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其间哥哥来看过我。有一次，哥哥又提到要改名字的事。这件事，母亲去世后，他曾经说过。他说，母亲一生很可怜，又死得那样凄惨，为了纪念母亲，我们就随母亲姓。母亲娘家是兴马坎胡家人，他改名叫胡少南，给我改叫胡秀英，后来我一直到延安都是叫这名字。会师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甘孜草原万里无云，红旗似火，人流如海，二、四方面军战友相逢，情绪热烈之极，大家互相热烈握手，拥抱，掷帽子!人们尽情地狂欢跳跃，开大会，领导讲话，表演文艺节目，杀牛宰羊大会餐。会师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有一天，哥哥来看我，他领我在草原里走了一会儿，然后，坐在草地上帮助我补衣服和修理草鞋。哥哥肤色黑里透红，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得更大更沉静了。他比原来消瘦多了，然而，越发显得干练和充满青春的活力。哥哥一边给我补衣服缀纽扣，一边问我的生活情况。他仔细地看着我笑一笑，好像要说什么，但是，又什么也没说。就这样，他给我穿好衣服，扣好纽扣，扎好皮带，端正了帽子，送我回到连队宿营地，他走了。
紧接这次会面不久，哥哥又来看我，当时我想不到，这是兄妹最后的一次会面。同哥哥一起来的是一位政治委员。政委说话很和气，看上去很慈祥，他的年龄比哥哥大得多，因为作战负伤，门牙被子弹打掉了一颗，所以，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豁牙政委”，我也这么称呼他，他一点都不见怪。政委和哥哥领我在草原里走了很久。他们边走边说着话，我跟着他们跑前跑后采野花玩，有时也仰起头望一望高深莫测的天空，我们南江、巴山、蟒洞坝就在那望不见尽头的天边呢!什么时候，我和哥哥还能都回到美丽可爱的大巴山?到那时，我们就和亲人团圆了，也许嫂嫂和小孩早已回到家里了，我还想：妈妈也许也回家去了，她并没有死，而是因为年高体衰，不能参加红军，回家了……在我正想得入神的时候，哥哥和政委回头招呼我一声，我就跑步跟上去，继续在草原上漫步。我们回到了宿营地附近，在一片干净的草坪坐下来。哥哥像往常一样，又叮嘱了我许多事情。他要我把准备的干粮、过雪山要用的姜面、辣椒面保存好；他给我编的几双小草鞋，要我不敢丢掉；不要喝生水，不要吃脏东西，行军过后晚上要洗脚，遵守纪律，不要自由行动，千万不能掉队。最后，他告诉我，他要调到新的部队去工作，我也要调到另外一个新单位去，但是，不是哥哥要去的单位。他用手指着前面不远处几个正在洗衣服的同志说：“以后你就跟他们行动。有事情就找张排长。你认识他，原来也是我们连里的，因为负重伤才调到这里来的。”
我请求跟哥哥到新部队去，这使他很为难。政委帮哥哥说话：“那可不行啊!你哥哥要率领部队打仗，要亲自指挥战斗啊!又是骑兵部队，怎么能够招呼得了你哟!”政委说话的山气是够肯定的，然而，他的态度却是温和的，我想：也许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严重，再犟一犟，说不定哥哥会答应的。“怎么不行?他指挥，我听他指挥，不就行了!骑兵又怎么样?你们以为我学不会骑马?再说，我是红军战士，用不着谁来招呼。”他俩对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捂嘴笑起来。他们这一笑，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如果嫌我参加战斗还差一点儿，做饭该行了?这些工作我早就会做了。”“哎呀!月娃子……”哥哥自知着急失口，正想改口弥补，但是已经迟了，给我造成了有利机会。“哪个是月娃子?我是胡秀英同志!”哥哥看到我倔犟的样子，就像往常一样，转怒为喜地蹲下来，把我拉到他的面前，握着我的手温存地轻轻摆动了几下。“妹妹，妹妹你听我说呀!这一回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暂时留下来随后方部队行动，你在这里有熟人照护，我也好放心。你说好吗?”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红绒线拴着的小铜佛像给我戴在脖颈上。“这是一位乡亲要我带给你的，你戴上玩吧。”听到这里，我意识到再犟也没有用了。眼看着哥哥立刻就要和我分别了!忍不住泪水涌流，我哭了……政委和哥哥劝我不要哭。他们都沉默下来等着我。“要是不能跟哥哥在一起，我就哪儿也不去，还留在连里……”“那好吧，如果你觉得原来连队好，就哪儿也不去了。”“到了那边，早点调我到你们部队去哟。”哥哥和政委齐声满口答应着我这最后的请求。
四年以后，即一九四O年春天，在延安为从新疆归来的干部举办的欢迎大会上，我们剧团为大会演出。事先我们已经知道：今晚欢迎的是当年西路军失败、千辛万苦到了新疆、又被老军阀政客盛世才关进监牢、在监狱里进行了英勇斗争的英雄们。我心里想：也许这下能见到哥哥了。大会开始，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以后，演出文艺节目。我参加跳舞。忽然，我看见豁牙政委坐在观众席前排离中央领导同志不远的位置上。看到政委就一定能看到我哥哥。这么想着，我的心要从口里跳出来了!差点儿乱了舞步，等到我的节目演完，我就跳下舞台，跑到政委面前。他还认得我，记得第一句话是他先开口说的，确切地说：是喊叫。“噫!是你呀!小妹……胡秀英同志。”
“啊!我哥哥，我哥哥他坐在哪儿?”政委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刻正面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热情地招呼我坐边上，从他面前茶桌上的盘子里抓了两把从新疆带回来的方块白糖，给我装到衣兜里，问了我的工作和学习情况，然后说：“你哥哥他因为工作忙没有来……”我打断了政委的话，一股劲儿在问：“他在哪里工作?现在他在叨IUL?”当时，我感觉到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的胸膛上，使我喘不过气来，头脑里像是雷鸣一般震响着，看政委的神色和吞吞吐吐的言语，哥哥十有八九是牺牲了。“你不要哭，不要哭……你能参加文艺宣传工作这很了不起哟!我们要去中央党校学习，以后星期天常来玩。有什么困难找我。”
这一天出席欢迎会的还有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讲了话。豁牙政委就坐在离毛主席不远的位子上。政委和我说话的时候，毛主席转过脸来朝我点头微笑，并示意要我坐在他身旁的空位子上。因为我经常去看望康妈妈和朱总司令，有时也能看到毛主席，没有一点拘束的感觉，我就坐在毛主席身旁，政委看到毛主席招呼我坐下了，走过来向毛主席报告：“她是我的同事胡少南同志的妹妹胡秀英。
甘孜会师后，她哥哥和我一同调到骑兵部队去工作，她留在原来她哥哥工作过的连队，到现在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毛主席听了，关切地点点头，警卫员又给我拿了许多方块白糖。后来，我经常去党校看望政委。有一次我去党校玩，看见他正在收拾行李，说是要上前线，明天就出发。听他明天就上前线，而我哥哥仍无下落，我心如刀绞，我就请他到了前线首先帮我把哥哥找着。政委早看透了我的心思，不等我说他先开口了：“胡秀英同志，关于你哥哥的情况，我不能再继续瞒着你了……
你不要-伤心，不要哭，要像你哥哥那样勇敢坚强。自从我们一同调到骑兵部队工作，一路行军作战都在一起。出了草地渡河西征以后，和敌人骑兵作战。当时我们人困马乏，经过多天连续作战，直打到弹尽粮绝!我们的同志英勇奋战，大部分光荣牺牲了。你哥哥最后牺牲的情况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在战斗中他指挥作战机智勇敢。我们失散以后，有同志看见他身负重伤，仍浴血奋战!坚持战斗到最后……”
他劝我不要哭，可是自己却流泪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知道了哥哥的消息，我还是忍不住哭了，豁牙政委又说了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那以后没有一天我不想念哥哥，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哥哥还活着，一切在长征路上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都活着，一切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过的英雄们都活着，英雄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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