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三三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调来了几个团对我们河南罗山县韭菜崖一带大山实行搜剿。当时我们只有几十个人，而大部分又是红二十五军留下来的伤员，怎能抵挡敌人呢?只有分散进入山林隐蔽起来。我原在二十五军当过看护，掉队后去罗山，领导上仍叫我照顾伤员。开始我是和伤员在一起生活，后来因情况紧急，领导上便叫我和便衣队队员曾少元同志的家属(他婶母、妹妹、爱人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因被反动派迫害逃到山里来的)在一起隐蔽。在一起隐蔽的还有在地方上工作的吴香勤、小姜两个女同志。
一天夜里，曾少．元同志领着我们扶老携幼，望着天上的启明星攀藤踏草摸了一夜，天将拂晓时摸到了青龙沟。青龙沟就是一个大山洞，有二三十丈宽，十来丈深，沟东沟西是两架大山，山上是密林杂草，奇岭怪石，我们的伤员就隐蔽在沟东边一座大山里。曾少元同志走上山埂，背对着沟那边雾沉沉黑黝黝的群山，轻声地对我说：“那边大山里敌人很少到!即使到也是白天去，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转移过去……”他爱人心急，从他怀里把孩子接过催促着说：“那好!快走吧!”曾少元说：“我们要走下边才能过去，大家要准备好，走到下边不准吭声，不准掉队……”
我们拍拍身上的露水，刮刮脚上的沙泥，紧紧地闭着嘴，便顺着沟边悄悄地往下走去，正走着，忽听山脚下有人说话，我们借着微弱的晨光抬头一看，几十个匪兵背着大枪像灰狼一样摇头摆尾地正从沟嘴前往那边山上爬。曾少元同志一摆手我们连忙蹲下来了，吓得心扑通扑通直跳。还好，树蓬草棵稠，敌人没看到我们。我们本想等敌人过去再作打算，谁知那些匪兵，走到我们对过不走了，在沟那边山埂上设了岗哨，把住了山口，也把住了我们进退的道路，其他匪兵穿梭般地过来过去到处搜索，惊得宿在树林里的鸟雀喳喳乱飞。
一沟之隔，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从草棵、树蓬里看得清清楚楚，而我们要是动一动，甚至咳一声也会被在高处的敌人发现，没办法只好困在那里，动不敢动，哼不敢哼，吐痰咳嗽都要趴到地上扒个窝用双手捂着嘴。我们从太阳出坐到太阳当顶，累得腰酸腿痛。老天爷也好像有意与我们作对，太阳毒得像火炭，连一丝风也没有，热得我们头昏脑涨，饿得心发慌，有干粮吃不下，渴得嘴发裂，沟里有水也不能喝，最难受的是小便憋着不敢去解……看情形敌人晌午没走是要等到天黑方走了。
还有整整—下午，这多要命呀!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决心坚持下去，决不能让敌人把我们和背后几十个伤员都逮去!我们不敢说话，用手势、用指头在地上划字，互相告诉着“宁死一人，不死一群”的誓言，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时候是考验的时候了。太阳偏西了，我扭头看看太阳又看看对岸那个来回走动的敌人哨兵，然后低下头来对准躺在我身边的小姜的耳朵说：“再过一会儿就有我们的出头日子了。”小姜会心地苦笑了一下，这是我一天来看到她第一次苦笑。在那个时候看到同志的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温情地躺下去搂住她，脸贴住她的脸，停了一会儿我又咬着耳朵问她：“小姜，你说敌人万一要发现我们过来了怎么办?”“跳崖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活活地捉去……”
我们正说着，突然听到“哇!”的一声，正在熟睡的孩子刚又传到她妈妈的怀里惊醒了，当她张开小嘴又要哭第二声时，曾少元同志赶忙抢过去搂住孩子的头，用胳膊把嘴堵住了。对岸那个哨兵在沟边停住脚步听了听，山中只有山鸟喳喳地叫，山水哗哗地流，别无动静，慢慢晃荡晃荡地又向山埂走去，背后枪上的刺刀发出闪闪的白光，看样子敌人是没有听清，我们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千斤石一样，舒了一口气，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哪知道，那孩子没哭出来气憋得难受，乱蹬乱搓，曾少元同志抱不住，几蹬几搓，头又露出来了，我们的心里顿时又极度地紧张起来，都急得捏衣角，心里唠叨着：“再不能让孩子哭一声，不然几十个人都要完了!”焦急的目光，忽而射到对岸哨兵身上，忽而又射到曾少元夫妇和孩子身上，就在危急万分之际，曾少元同志心一横牙一咬，闪电似的扫了我们一眼，伸手一把将孩子的嘴紧紧地捂住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想叫孩子不哭一声，也确实只有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又怕孩子给捂坏了，就递了个眼色给坐在曾少元同志身旁的吴香勤同志，吴香勤同志好像也早就担心着这个问题，一看我们使眼色，便忙去抓住曾少元同志的胳膊，示意他把手放松些。这时只见孩子的两条小腿急剧地蹬了几下，就软绵绵地垂了下来，“不好!”吴香勤同志的脸惊恐得吓人，我们都一齐爬去，掀开手一看，孩子的鼻子、嘴全青了!她被捂死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被捂死了!妈妈扑过去要抱孩子，曾少元却紧紧地抱着死也不放，妈妈没有抱到孩子，趴在孩子身上“压抑”地抽泣起来。
我们眼一热都落泪了，曾少元也落泪了……太阳落下山去，匪兵们没有见到我们一个人影，又撤回去了，我们在松树旁掩埋了孩子，含泪穿过青龙沟，度过了艰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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