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部队接到当地苏维埃乡政府报告：六安府伪保安司令刘正华驻守在立煌县的一个团企图偷袭他们。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当机立断，命令一营打埋伏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凌晨，全营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赶到名叫葛藤山的山上，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道。营长迅速部署了阵地位置，全营摸黑抢筑工事。我们班的重机枪阵地设在山嘴子前，居高临下。当时，我们红军的武器是相当差的，一挺重机枪算是强大的火力，战斗中它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全营把它看成宝贝一样，因此，营长的指挥位置就在我们班的机枪旁，我当机枪手。
天渐渐亮了。但是这时却起了大雾，山上山下雾海茫茫，十米以外的树木、物体都看不清楚。大雾给战斗带来了极不利的因素，营长急得直搓手，传令给各连，让战士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要努力靠眼、耳观察敌情听着动静。战士们经过大半夜的行军，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夜间的露水浸透了衣服，尽管很疲劳，但丝毫没有影响战斗前的高昂情绪，只是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敌人前来送死。上午七八点时，浓雾中突然像幽灵似的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此时离我们阵地只有十多米了，营长立即下令开火，瞬间满山头传来激烈的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我手握着机枪随着营长的指挥向各个角度不停地扫射，打得敌人到处乱窜。因为雾气太大，只能发现哪有敌人就往哪儿开枪。狡猾的敌人大批地拥向我这边，企图打掉我方指挥员和机枪。无数的子弹带着尖啸声在我四周飞过，震耳的手榴弹爆炸声不时在我身边响起，飞起的石子土块打在脸上、头上和身上。突然我的左手腕感到被什么东西重重地一击，手指立即失去知觉，紧接着便是难忍的疼痛。我低头一看，原来是手腕被子弹打穿，鲜血往外直喷。这时一名战士接替了我，我被迫撤到后边。同时负伤的还有营部的通信班长，他的左胳膊被弹片掀去一块肉。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白匪对粮食、药品封锁得很紧，部队几乎没有什么药，只是替我们用布包住伤口扎紧，止住了血。
战斗很快结束了。全营打垮并俘虏了一批敌人，缴获了一部分弹药。打完这一仗后，部队紧接着要行军去湖北打罗田守敌，我们这些重伤员跟随部队是很不利的，因此，团部决定让我和通信班长留下就地养伤。就在这天的傍晚，团部派了一个班，将我和通信班长送到葛藤山的深山坳里，砍了一些树棍和茅草搭了两个草棚子，留下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卫生员(当时称“看护”)照顾我们，可惜的是我从没问过她的姓名，只知道她是六安府麻埠街人。
部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月的食粮：我们两个伤员，一个人各十五斤米、一斤盐、半斤猪油，女看护十斤米、半斤盐、二两半猪油。至于药品，除了几块纱布就是一点凡士林油捻子和少量的碘酒，另外还有一把镰刀，首长告诉我们一个月左右就会回来接我们，随后部队就出发了。看着部队走向远方，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感到十分凄凉，眼泪夺眶而出。
部队离开后，我和通信班长的治疗、生活全部靠女看护安排料理了。粮食只有那么多，为了能坚持下来，每天只喝两顿稀饭，每顿一人一茶缸。初舂山里的气候依然很冷，我们唯一的铺盖只有一条毛毯。我的左腕骨被子弹打断，韧带掉出伤口外二寸多长，由于缺乏药品，卫生条件极差，伤口又很快感染化脓，脓液积在肌肤中，肘关节以下肿得像小腿肚一样粗，肤色渐渐发红，发紫，发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用铁条穿上布捅进伤口把脓血引出来，再化点盐水洗洗伤口，这样的小手术常常痛得我满头冒汗，咬破嘴唇。浑身上下又长满虱子，像蚂蚁一样到处爬，随便抓一下就有几只。一下起雨来草棚里到处漏水，很快浑身就湿透了。
部队一离开，白匪和民团就闯进山下的几个村子，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凡是红军家属，不管老少都很难逃毒手，有的村子参加红军的数量多，整个村子的百姓都被杀害，房子烧光。不几日，敌人便探得红军有伤员留在山中养伤，就三天两头地搜山。葛藤山山高树密，山势险峻，满山古树参天，灌木成林，野兽出没，敌人害怕我们有武器，不敢搜进深山，于是就恶毒地用放火烧山的办法，企图烧死我们或将我们赶到明处。敌人的诡计是毒辣的，他们从山下放起火，山林枯叶朽木很干燥，大火很快蔓延起来，烧得野兔狐狸一些小动物满山乱窜，白匪们在到处打着枪，咋咋唬唬地号叫：“看到你们啦，快出来投降吧!”我们三人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烧死也决不背叛!女看护搀扶着我们避开烈火顺山沟向别处爬去。到处都是火，正在危急之时，女看护发现前面的石壁下有一条能下人的石缝。
于是她把我俩塞了进去，自己靠在洞口保护我俩。烈火很快烧到了洞口，烤得人脸滚烫，难以忍受，浓烟滚滚而来呛得人拼命地咳嗽，呼吸困难。我和通信班长已是筋疲力尽不能动弹，女看护就跪在石缝口用手和身体将缝前的枯枝叶推出去，将野草拔掉。我们看见她脸上、手上被烤起了一串串水泡，头发、衣服被烧焦却全然不顾，奋力与烈火搏斗，心中十分感动，革命部队同志的情义真是无比高尚!她把生留给同志，把危险留给自己。
一场大火过后，我们总算死里逃生。但是，在山中别的地方养伤的红军战士，有的在逃避烈火时被敌人发觉枪杀了，有的被敌人抓住砍了头，还有些红军战士被烈火活活烧死，我们侥幸活下来了。我们的草棚燃为灰烬，那床毛毯被从火中抢了出来，粮食也只剩下一点，生活更加艰难。女看护重新给我们搭了个小草棚，每天我们只吃一缸野菜稀饭，女看护自己却靠吃野菜和到小溪边掐野芹菜头来充饥。我和通信班长过意不去，一定要让她和我们吃一样的，可她执意不肯，总是劝我们不要管她。
一个月后粮食吃完了，部队还没回来，我们面临着饥饿的生死关头。一天，山头上住着的一位老婆婆发现了我们，谈话中得知她的儿子也随红军走了，老头也去世几年了，为了躲避白匪对红军家属的迫害，她只身一人进了深山，开了一小块荒地种点地瓜、青豆，饥一顿饿一顿地度日子。老婆婆看见我们后心里非常难过，她把我们当成亲儿女看待。从此后，她总是隔几天来我们住的山沟送点地瓜干、青豆什么的，给我们熬汤喝。在这位老婆婆的帮助下我们三人总算坚持下来了。
一个半月后，部队从湖北回来，在深山里见到我们时已不像人样，满头长发，骨瘦如柴，上身只有一件破棉衣，下身穿条单裤，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们心情却异常地高兴，因为我们又回互革命队伍怀抱了。不久，部队开始长征了，我和通信班长、女看护就此分手了。
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当年的情形，就想起和通信班长、女看护同甘共苦的日子，想起那位用地瓜干、青豆救我们的老妈妈。革命胜利几十年了，你们还健在吗?如今又在哪里呢?
浏览：54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