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同志们送我出发，有的说：“向咱们老首长问个好吧!”有的讲：“捎个话给老刘，就说咱盼望他能来组里住几天。”辛玉生一句话也不说，他走到我身边，把一块红布包着的“枪”，悄悄地掖在我的裤带上，我也没来得及打开看看，就和同志们分手了。
打不响的枪
在家的时候，我父亲曾说过：“娃啊，论辈分，你该叫刘志丹老大爷。”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我就喊他“老大爷”。他笑着说：“别叫老大爷，叫同志吧。”我就改口喊他“刘同志”。可是，有时还是失口叫出一声“老大爷”，他总是拍拍我的肩头，笑着批评我太“顽固”。参加革命后，刘志丹同志常到我们工作组住一两天，有时就带着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赤卫军……
他见谁都有说有笑，和他在一起，同志们的干劲特别大，样样工作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在刘志丹同志身边，我发现他的“家底”就是一支手枪、一个望远镜和两个书包。布做的那个书包大些，装着一般文件，用洗脸手巾缝的书包小些，大概放着重要文件，他随时都不离手，睡觉就用它当枕头。除此之外，他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一天晚上，我给刘志丹去送开水，不知怎么的，他发现了我的“枪”。“你还有一支枪呀?带它干什么，交给游击队去吧。”听刘志丹同志这么一说，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嘴也像给什么东西粘着似的，张不开了。“给我看看。”刘志丹笑着伸出手来。“这……”
我硬着头皮，把“枪”递给刘志丹同志，他接过红布包着的“枪”，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破扫把头，就哈哈哈笑得前仰后合，这时，我的心更慌了，也就极不自然地跟着笑了两声。虽然我装出一副笑脸，可心里好一顿埋怨自己，真丢人，怎么不早些把它扔掉呢。刘志丹同志看到我这副难为情的样子，就顺手把他的枪递给我说：“咱们俩的枪一样，都打不响啊。”我接过他的枪一看，是—支真枪，那他为什么说和我的“枪”一样呢?“枪里没有子弹啊。”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可是，他的枪里为什么不放子弹昵?我一时还琢磨不透。几天后，我才弄清楚。原来刘志丹有很多子弹，游击队、赤卫军的同志都跟他要，谁要他都给，就这样他把最后一粒子弹也送给同志们了。
不久，刘志丹把他的枪也送给了游击队员，这回我可实在憋不住了，就很不高兴地对他说：“没有枪保护自己怎么行!”刘志丹笑了笑说：“干革命就是危险嘛。游击队多一发子弹，就多消灭一个敌人，要是多一支枪，这支枪能打出多少发子弹、消灭多少敌人呢?这个账你算过吗?”我的“枪”漏了馅，刘志丹同志的枪又送给了游击队员。为了刘志丹同志的安全，我弄到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在裹腿里。匕首的把上，系着原来包“枪”的那块红布。刘志丹看到我的武器，笑着说：“给我看看。”我把匕首递给他，他看着匕首大概又想起了以前我那支“枪”，一边笑一边对我说：“很好，遇到敌人，它可比破扫把头强多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这回我笑得是那么自然，那么开心，笑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没法穿的衣裳
这年秋天，赤卫军打土豪，把没收来的衣服送给我们几十件。这时候，谁都想有一两件衣服好过冬，大家围着衣服，高高兴兴地分起来。同志们选了几件好一点的给刘志丹同志，我看那几件差不多都合他的身。可是，他看了看却说：“我穿太小了，老张穿一定合适。”就这样，把稍好一些的衣服又都给大家分了，最后，只剩下一件女人穿的红花大褂没人要。有个同志把它披在身上扭来扭去，逗得大家把肚子都快笑破了。
“你做出这副怪模样，更没有人要它啦。”有人在旁边说。“真没人要，就算分给我的吧，染一染，改一改，就是件好衣服嘛。”刘志丹同志边说边把那件花大褂拿起来。开始，大家还以为刘志丹同志说着玩，后来一看，他当真要那件花衣服，就争着把自己分到的衣服换给他，可刘志丹怎么也不同意，仍然坚持要那件花大褂。第二天，我用黄土当染料，把衣服给染了。这一染，红花大褂就变成棕色的了，上面还是带着微黑的斑斑点点。晚上，我找来针线，想把衣服改—下，可是我从来没干过这门活儿，不知从哪里下手。正在发愁的时候，刘志丹同志来了，他说：“不会做吧?”就从我手里把衣服接过去了。他东剪西补的，费了小半夜时间，改成了一件小褂。他穿在身上试了试，自己还左看右看，笑着问我：“好不好?”我一看，一件大褂在他手里三下两下就改成了一件合身的小褂，心里真有说不出的佩服和高兴，连声说：“好，好。”从这以后，刘志丹同志才算有了一件换洗的衣服。
唱不完的歌
男女闹革命，
心里畅快得很，
大人娃娃一条心
革命要成功……
不论啥时候一听到家乡的歌，我的耳边就响起了刘志丹同志的歌声。那年冬天，我们支队被敌人重重包围在甘南冰天雪地的深山里。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同志决定把支队分散开，分别插向陕南。我们六个同志和刘志丹一个组。突围后，日夜爬雪山、走荒甸子，那会儿大家穿的衣服都很单薄，谁也没有棉衣。要能找到一块羊皮裹在胸前，那可太好了，但到哪里去找昵，我们走的地区，都是游击队、工作组没有到过的地方，对当地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白天怕被敌人发现，晚上又不敢靠近村子，寒冷和饥饿总是缠着我们。
走了不几天，我们一个个不是冻坏了手脚，就是冻坏了耳朵、鼻子。大家只好在沿途找些干草，塞在胸前背后，再用草绳捆着，多少能挡着点寒气。那时，刘志丹同志的两个脚指头冻得又大又亮，耳朵也冻得直淌黄水，黄水流到脖子上，都结成了冰。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刘志丹同志仍然有说有笑，没见他皱过一下眉头。一路上，他总是问问这个能走不?那个饿不饿?同志们看看刘志丹，又看看自己，都说“不冷”，“不饿”，继续坚持行军。这天，我们又要翻越一座雪山。当大家爬到山腰时，一个个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刘志丹同志看看我们，十分关心地说：“又冷又饿啊，对吧?”“不!”我们还是不说冷和饿。“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刘志丹笑着说。我们扒开积雪，大家围成一团坐着，谁也不说话，都看着刘志丹。“唱个家乡歌吧。”刘志丹同志说后，就低声唱起来。他一唱，我们大家也就跟着唱了起来：人人来宣传，妇女召集全，革命的话儿好好听一起闹革命。小脚跑不动，大脚快如风，辫子剪成短毛盖，好像来了女交通…大家唱着唱着，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起劲，歌声也越来越高。
雪山上的积雪，都好像被歌声震得哗哗响，四处的回声，像几十人、几百人在一齐唱着。我们走着、唱着，就好像红军战士行军那样，一个个精神饱满，饥饿、寒冷、疲劳都忘记了。不久，我们就到了陕南。那时，雪已融化，春天就要来了。可是雪山上刘志丹同志的歌，就像永远唱不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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