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 ，是剿匪反霸、镇反运动、土地改革、开辟新区、建设新生人民政权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建培首长和县委领导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完成了晃县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任务，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开创了新区工作的新局面。耳濡目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他那艰苦朴素，深入群众，不怕牺牲，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晃县是一个大山区，山高坡陡，崎岖难行，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开始还可以骑马，后来马也没有了，全靠赤脚草鞋，翻山越岭，带着两个干部和通讯员，每人带上一支长枪，一支短枪，下到农村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当时由于部队集中到中心区剿匪，边缘区晃县只留下少量部队机关人员和刚组建的地方武装。从1950年春到冬天，土匪一度猖獗，城区、一、二、三、五区区公所所在地为我们所有，四、六区和其他地区都是土匪盘踞和经常骚扰的地方，有时城区也有暗藏的敌特土匪活动。像离县城十多里的二区木铎溪，我下乡征粮的二区区长和城关区区长及四名干部就被土匪杀害了。下乡会经常遇到匪情，是很危险的。可建培首长有一次带领干部深入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二区乌木溪、龙洞一带，发动和领导群众对匪首姚芳菲的兄弟杀害农会主席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斗争。还有一次带着干部深入到三区啸天洞，发动群众斗争了恶霸匪首，有力的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农会组织，开辟了新区工作。
1950年冬，解放军开始向边缘区清剿，与贵州二野部队组织合围，晃县四、五、六区土匪纷纷逃窜，为了加强对剿匪的领导，县委和部队一道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建培首长任政治委员，亲自组织领导了中寨前哨战、 水伏击战和边境围歼战三大战役。特别是舞水伏击战，1950年12月25日，晃县大匪首姚大榜残部500余人，被我419团3营部队和二野部队从中寨和贵州天柱围剿过来，姚匪企图从禾滩窜到十家坪偷渡过舞水河往六龙山逃窜。建培首长从一区区长郑希侨那里获悉这情报，连夜布置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十家坪堵截，并亲自打电话通知指挥二、三、五区区中队和民兵赶到 水河岸围剿，当姚匪过河时，四面八方集中火力向船上猛射，土匪纷纷落水，姚匪被击毙，这个称霸一方，横行一时的老顽匪结束了可耻的一生，其余匪部土崩瓦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至此，晃县土匪基本肃清。
二是他那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惊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党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理论、学习经济工作，提高理论水平，布置干部要学9本书。建培首长身体力行，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我们那时认为学理论是领导干部的事，我们学不懂，干点实事算了，他针对我的思想多次讲，理论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实际经验的总结;学习理论，开阔眼界，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用于指导实践，要求我们克服轻视理论、畏惧理论和没时间学的思想。他学习《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我们讲解书中的要点，联系实际学习。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直到他离休后，仍孜孜不倦，用所学的体会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导读》等四本书，用大量的实例和数据来回答问题。在他的帮助教育下，我先后阅读了《列宁主义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书，使自己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也逐步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
三是他那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的高尚品格。熟悉他的人都了解建培首长虽身居领导地位，对待同志总是热忱和蔼，诚恳待人，关心和爱护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出身不好而有思想包袱，建培和王力首长经常给我们讲党的宗旨和党的基本知识，讲解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用党的历史上许多事例来开导我们，鼓励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也毫不留情，当面批评和帮助，鼓励我们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到实践中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这些对我后来一生都是很好的鞭策和激励，使我懂得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懂得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走好人生之路。建培首长更是严于律己，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1987年我去北京送审一个材料，住在他们家20多天，每天晚饭后，建培、王力和我三人从北池子48号，沿着护城河经故宫附近、南池子、天安门，再从故宫、东华门回来。三月的北京，寒风料峭，我们三人回忆在新晃那段艰苦的战斗生活，那段真挚的革命情谊，回忆几十年的革命历程，回忆几十年的人生旅程，我方更多的了解建培首长的为人。一是他几十年的工作、学习、写作，但从不抽烟，我问为什么?他说在新晃时一次招待苏联专家，用了水果、高级香烟和好一点的饭菜，因为那时是艰苦的年代，机关整风时，有人提他当领导陪专家，也抽高级香烟，沾了公家的便宜，不应该。建培首长严格要求自己，不仅改了而且终身不再抽烟。二是在延安整风时怀疑他是混进来的特务，被人用皮带抽打，受了不少苦。王力首长说：几十年了，从来没听你说过，他坦然说：运动中左的东西说他做什么。1962年，刘少奇同志到长沙天华大队搞调查，他当时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参与了具体接待等工作。“文革”中，为此被批斗挨整，下放到东北最边远的地方，零下几十度，他说那地方真冷啊。因身体不好，在劳动中还被马踢伤，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心脏也不好，但一直坚持劳动5年才回京治病。我听了这些，觉得他这一生，多么不容易啊!可他却经常说：要相信党、坚信党的信念，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这反映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四是他那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培首长经常深入农村，亲自领导剿匪反霸、土改、镇反运动，回到机关，他就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总结，及时向上级汇报，这些材料绝大部分都是由我复写、刻印的。他写的材料概括性、逻辑性很强，很有条理，语言流畅，连分段、标点都很细致，严格要求。他的材料总要经过反复思考和修改，有时我正复写，他又要修改、补充。我觉得他对工作真是认真细致，严格要求，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对我启发教育很大。那时纸张、油墨、复写纸张都很困难，一张复写纸要用到复不出字来才扔掉，油墨是用土红加点煤油调匀就用来印，电灯也不能保证，就用蜡烛或煤油灯，为了赶时间，我总是加班加点，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在这些抄抄写写中，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87年他和王力首长审查修改后的资料，回长沙时，他嘱我一份送给省党史办、一份送谌鸿章(原晃县县委书记)、冯志安(原晃县县长)审阅，征求意见，两位领导看了后说：经过建培、王力同志审查修改的，没有意见，他是一个很细心、很负责人的人。冯志安同志当时身患绝症，留我吃午饭，他边看边哭，仿佛又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晃的日子，他说新晃有一批好同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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