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7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姚大榜盘踞的地方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
晃县地处湖南西部边陲，是通向大西南的咽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南、北三面都分别与贵州天柱、三穗、镇远、玉屏等县相邻。东与湖南芷江接壤，是一个以侗族为主有18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0%。县城解放后，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随即派赵振英、杨建培、肖林、王力(女)、张甦等同志带领35名干部到晃县，和驻军一道开辟新区工作。
土匪活动猖獗
晃县，同湘西其他县一样，是一个匪患严重、匪史长远的重灾区。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贵州叛军石敬成率400多人，由贵州镇远，三穗等地窜入晃县南部为匪，并在洞坪沙板溪安营扎寨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后来，匪首唐大王、唐二王、唐三王等，由抢得曹家溪厘金局的十几支枪起家，发展到2000多名匪徒、1000多支枪。1943年，他们在柳寨一带杀害百姓68人，烧毁民房325栋，国民党反动政府“清剿”不成，只好“招安”，将他们收编为晃县警备队，并委以团长、旅长、师长等官职。三、四十年代，晃县最大的匪首是姚大榜。此人从满清时代起，玩枪为匪近60年。20多岁时，他在湘黔大匪首唐二王部任连长。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招安”后，先后委以营长、团长、“晃县剿共义勇队”队长、“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副总队长等职，是湘西有名的老惯匪，阴险毒辣、奸诈狡猾、横行乡里、罪大恶极，群众恨之入骨。此外，还有充当姚大榜匪部高参的国民党特务舒竞成和贵州省天柱县县长、土匪团长姚周南等。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被灭亡的命运，把湘西作为他们阻挠解放大军解放西南各省的重要屏障。而晃县便成为他们经营的重点。这段时间的晃县，官匪合股，沆瀣一气，匪患更加严重。1949年8月，白崇禧窜到芷江，召开湘西“军政联席会议”，纠集国民党在湘西的军政头目和一批匪首，妄图在湘西设一道“人防长城”，阻止解放军西进。芷江匪首杨永清和姚大榜都参加了会议会后，杨永清则利用“楚汉帮”、“万寿帮”等封建帮会组织，网罗匪徒、扩充实力。杨永清为“楚汉宫”的寨主，姚大榜为“龙头大爷”。他们砍香拜把、歃血为盟。把活动在芷晃及黔东南的各股土匪统一编为“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队”。杨永清自封“司令”，并在各地扩大土匪武装，每个乡成立一个支队，由乡长任支队长;每个保成立一个中队，由保长任中队长，妄图进行垂死挣扎。到1950年8月，湘西和黔东南各地的股匪5000余人，纷纷向晃县的凉伞、三穗的雪洞一带流窜，并在凉伞拼凑匪县政府，由匪首杨德庄任县长，吴可观、吴子清任副县长，在凉伞、雪洞一带设立匪“兵工厂”、“被服厂”、“电台”等。直接与台湾蒋匪帮联系，自称是“小台湾”。他们在统治区内四处骚扰、烧杀抢掳、派粮派款、强迫群众为匪，与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重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晃县解放之初。我二野大军向西南挺进。四野47军140师419团进驻晃县剿匪。在我大军压境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有些股匪迫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难局面，纷纷向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如逃来晃县的黔阳潘壮飞和晃县的吴炳麟等，就曾率警察局、保安队投诚，交出长短枪120多支、机枪6挺。但是更多的股匪却龟缩各地、伺机反扑，其中活动猖獗、危害最大的是老惯匪姚大榜，他勾结芷江匪首杨永清，盘踞在晃县与玉屏、铜仁交界的六龙山一带。当我主力部队入川作战以后，这些股匪满以为反扑的时机已到，更是气焰嚣张，频繁出击。1950年2月28日，县城关区区长李长海、二区区长刘允生、县民政科干事徐建行、县文化馆干部姚源岗、二区干部张学哲和唐荣栋、张荣生等七位同志，在去二区新合乡木铎溪征粮时，被肖宗淮匪部包围后全部遇难。同年4月，县政府税务局长白新荣、稽查员夏瑾珊两同志赴芷江开会，回归途经筲箕湾时，遭土匪伏击遇难。8月23日，五区公安员王立桥赴长沙参加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晃芷公路途中遭土匪杀害。各区乡农民协会建立以后，一些农协主席，农民代表和民兵，积极分子也先后遭到土匪杀害。仅据1950年统计，全县被土匪杀害的国家干部10人，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36人，被土匪抢走赋谷39万多斤，烧毁民房320多栋，他们还在城关区暗设特务据点，刺探我军政情报，散布谣言、扰乱人心，有的则伪装积极，打入我农会和民兵组织，策动不坚定的分子拖枪叛变。1950年3月9日，乘晃县城内兵力空虚之际，土匪纠集六、七百名围攻县城，我419团副团长王满仓，当即亲自架起枪炮连的六O炮，轰击占据龙溪口各山头的土匪。经过我军民奋勇抗击，围城的土匪被击溃。由此可见，这段时间土匪的骚扰破坏，成为阻挠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主要障碍。
全力围歼股匪
为了加强对剿匪的领导，经县委研究决定，成立晃县剿匪指挥部。先后由县委书记赵振英、杨建培任政治委员，419团三营营长李玉春任指挥长，县大队队长鲍海成、县公安局长张甦任副指挥长，负责统一指挥全县的剿匪斗争，并对全县剿匪作战作了统一全面部署。一方面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扩大地方武装县大队和各区区中队，发展各乡的民兵武装，彼此协同作战。在全县范围内对各地所有股匪展开全面进剿;另一方面，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实行政策攻心，分化瓦解匪众，孤立打击首恶，共印发剿匪宣传资料数千份，广泛宣传我党和政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表明我军“不剿灭土匪不下山，不剿灭土匪不收兵”和“捉尽匪首、收尽匪枪、挖尽匪根、为民除害”的决心，指明“土匪只有改邪归正，悔过自新才是唯一的出路”。并教育和动员土匪的亲属规劝为匪的亲人向人民政府悔过自首，弃暗投明。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县大队和各区中队等地方武装，挑选几百名基干民兵，配合解放军419团2营、3营等主力部队和团直一部份武装力量，先后进行了“中寨前哨战”、“ 水伏击战”和“边境围歼战”等几次大的围歼，打垮了姚大榜等股匪，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一、中寨前哨战。中寨位于晃县的西南部，被姚大榜股匪的杨伯南、彭际佑、杨仲权等部盘踞着，我们组织远距离奔袭中寨，实际上是围歼姚大榜股匪的开始，是一次前哨战。12月6日，县委书记赵振英、指挥长李玉春和3营副营长王清元等，率领五个连队，分别从李树、禾滩、祥冲、碧朗等地出发，远距离奔袭中寨。7日拂晓，2营部队从芷江碧朗奔袭过来，先头占领了中寨后山高地，接着3营部队从计寨、降溪一带压过来，形成对中寨的大包围圈，盘踞在中寨的杨伯南等股匪，全部处于包围圈中，眼看招架不住，放了几枪之后就立刻四散逃命。我军顺利地占领了中寨。县委和县政府随即派孟宪辉同志带领一批干部进驻中寨，建立6区人民政府，开展新区工作。12月8日，县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追击姚大榜股匪。一路由王清元带领3营9连、机炮连一部和2营4连等，从中寨出发，穿过琴堂，进剿盘踞在新寨的姚大榜匪指挥部，另一路由李玉春带领3营7连、8连及旧德、新寨的民兵，从扶罗出发，包围龙寨的姚应金、吴子清、杨相珍等股匪。同时，我二野部队从贵州天柱县八阳直奔青铜坳。形成对姚匪的四面夹攻，激战四小时。姚大榜的三儿子、土匪营长姚应金被击毙，共打死土匪40多人，俘匪团长杨应珍、姚大榜的老婆和女婿等5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快慢机手枪1支、子弹1000多发，银元数千块，只有姚大榜率残匪潜逃。接着我军发扬勇猛顽强和连续作战的好作风，12月10日奔袭偏洞沟姚源勋股匪;12日夜袭琴堂乡股匪，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二、 水伏击战。这是全歼姚大榜匪部的决定性战斗。1950年12月25日，姚大榜率残部500多人和吴可观、姚芳菲等股匪会合一起，从新寨过贡溪窜到中寨，被419团3营9连、7连发现后紧追不放。同时，我二野部队又从贵州省天柱县压过来，姚匪见势不好，急忙从中寨经禾滩窜到十家坪，策划于当晚半夜在蒋家溪、酒店塘一带偷渡 水河，再逃往贵州六龙山老窝。他们一面派匪徒去搞船，一面派匪支队长吴国栋、胡光中先过河侦察情况。吴、胡二匪几天没吃饭，饥饿难耐，便背了一袋生红薯，偷渡 水河后，摸到鲤鱼溪张华生家找饭吃，张华生急中生计，一面殷勤接待，给匪徒热饭吃，吓唬他们说：“这一带解放军经常来查夜，你们在这里很危险，我屋后有个红薯窖，你们躲到那里安全些，我把红薯蒸好给你们送来。”一面纠邻居吴言清立即到我区政府报告。当时一区区长郑希侨获悉，马上派曹家溪的武装委员邓光明带领10多名民兵将吴、胡二匪捉来，经审讯得知姚匪准备偷渡的情况，立即打电话向我(杨建培)报告，我接到情报后，立即进行全面布置，先是命令邓光阳带领一区区中队和民兵从波洲上去，作好战斗准备，坚决进行堵击，绝不让姚匪偷渡。接着与419团领导研究，组织两个班的兵力，带着冲锋枪沿公路下来，在 水河岸边堵击姚匪，随后又给城关区及二、三、五区打电话，要各区迅速组织区中队和民兵，立即赶到姚匪准备渡河的两个地点埋伏好，当晚11点钟左右，姚大榜带着匪徒到达 水岸边。自己先率领一部分土匪乘船过河。这时，我事先布置好的堵截队伍，立即从四面八方集中火力向船上猛击，船上的土匪乱成一团，由于船小匪多，颠簸摇晃，结果船翻了，土匪纷纷落水。后面的土匪见势不妙，转身往回跑向山上，四散躲藏逃命，匪首姚大榜被击中淹死在 水河中。这个称霸一方、横行一世的老惯匪，在我军民的铁拳重击下，结束了可耻的一生，他那苦心经营多年的土匪队伍也随即瓦解。
三、边境围歼战。这是进驻湘黔边境的部队和民兵共同组织的“雪(洞)凉(伞)合围”的一部分，是全歼杨永清匪部的最后一次大的合围。1950年8月，芷江大匪首杨永清在我中心区遭到接连围剿，无处藏身的情况下，带着残部逃窜到湘黔边境的凉伞一带。随即把先后逃来凉伞附近的贵州玉屏龙相池匪部、晃县的姚大榜匪部、岑巩的黄九仪匪部、镇远邹志权匪部、杨汉章匪部等10多股残匪纠集起来，组成所谓“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司令部”，推杨永清为总司令，姚大榜、杨德庄为副总司令，共网罗匪众5000多人，企图苟延残喘、负隅顽抗。1950年10月中旬，我边缘区剿匪会战开始。12月上旬，贵州镇远军分区和湖南会同军分区共同组织20多个连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共3000多人，对盘踞在贵州的雪洞、晃县凉伞一带的杨永清等股匪进行围剿。从12月7日开始，到1951年1月初结束，历时1个来月，共歼匪5878名，缴获长铳枪1959支，子弹23011发，活捉匪总司令杨永清。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傅太和和“第二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杨德庄、“第八纵队”司令汪昌仁、副司令龙相池、“第12纵队”副司令杨汉章等匪首100多名，击毙姚大榜等匪首几十名。12月8日，杨永清匪部在凉伞尖峰坡被我军击溃以后，带着几个心腹逃向登丰乡的一个深山老林藏身。当时，没弄清杨匪逃窜的去向。后来，镇远军分区直属侦察连副连长龚谦让，带领便衣班俘虏了十几名曾跟随杨永清一道逃跑的匪徒，从中了解到杨永清的下落，立即派焦志林小组假扮成匪“12纵队”司令邹志权的部下，到凳寨一带搜索。有一天，他们发现一妇人提着一篮热腾腾的红薯，从村寨出来往山上走，便略施小计，骗取了信任，从言谈中得知这个妇人名叫姚桂桂，是杨永清的小老婆，去给躲在山里的杨匪送红薯吃。于是焦志林等便佯称：“我们是12纵队邹志权司令的人，他派我们给杨司令带来一封信”，并尾随她上山顺利地通过了土匪岗哨，钻进一片松林，来到一个草棚前，智擒了大匪首杨永清，当即由部队将杨匪押解回芷江。10月26日，在芷江县城召开了芷江、黔阳、晃县等6个县，6000多名人民代表参加的公审大会，当这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誓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的土匪魔王被押上审判台时，全场群众无不充满愤怒和仇恨。被害家属和群众代表，痛哭流涕地控诉这个匪首的滔天罪行。我会同军分区临时人民法庭接受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当场将杨匪处决。
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元月，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三次围歼股匪的大战斗，基本肃清晃县境内的股匪。
依靠群众清匪
成股的土匪被打垮，被解除武装，只是剿匪胜利的一个方面，并不等于晃县匪患的彻底根除。相反，被打散后四处逃窜的匪徒，有的还在顽抗，还在暗地里继续为害人民。特别是做为土匪“生探”的一些表面为民的匪霸，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因此，在围歼成股土匪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结合开展各项工作深挖匪特，以逐步根绝匪患。
一是发动群众清剿。成股的土匪被歼灭以后，立即化整为零，隐藏乡间，继续为害人民。对付这样的小股散匪，我们主要是发动群众，依靠广大民兵和地方武装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土匪活动到哪里，就消灭在哪里。如五区旧德乡的民兵扛起土枪，有时配合部队进剿土匪，有时单独与土匪作战。1950年8月11日，中寨匪首杨序修率200余名土匪到旧德乡抢劫，民兵们立即与区武工队配合作战，打死匪首杨序修等8人，缴获武器和一本花名册。从7月到8月的一个多月时间，该乡民兵出动剿匪10多次，活捉中队长以上匪首14名，匪探6名;打死匪分队长1名、匪徒8名;动员悔过自首的匪分队长2名、班长2名、匪兵30多名;缴获土炮一门、土枪两支、手榴弹3枚、大刀2把，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扬。一区波州乡四村的治安小组，一个月争取30多名土匪投降后回家生产。1950年8月16日，三区天和乡十一村发现土匪200多人，正在大地主江文杰家里杀猪宰羊吃中饭，我广大民兵和群众立即通报区中队和武工队，并主动配合部队全歼了这股散匪。许多事实证明，依靠群众清剿散匪，既能掌握准确情报，又能做到歼灭及时。
二是组织群众搜山抓匪。这是以人海战术的办法，捕捉那些以洞穴栖身的少量匪徒。“ 水河伏击战”之后，姚大榜的散匪逃往山里，我们立即布置各区组织群众搜山。其中二、三区组织4000余人，从酒店塘到江口40多华里的山上搜索;五区组织2000多人从新寨、扶罗、李树搜索;一区组织2000余人从江口、柳寨至洞坪搜索，共计近万名群众，手持土枪、大刀、梭标，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所有山谷、山洞、溪沟全部搜尽，连续搜了三天三夜，使土匪无藏身之地，纷纷落网被擒。如禾滩乡民兵吴培珍等人，捉拿匪首，匪副县长吴可观，县人民政府奖给他们一万斤稻谷;东村6个妇女活捉两名匪首，缴获短枪2支;儿童团长、12岁看牛娃杨建国智擒匪支队副、大恶霸地主杨长源，缴获步枪一支，短枪一支，子弹40发，县人民政府奖给他一匹马，给他戴上大红花，骑马游街。通过搜山抓匪，战果辉煌，仅据一区统计，活捉土匪2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子弹几百发，还活捉了伪乡长，匪支队长吴国栋，匪大队长邓光泽等。
三是结合减租反霸，深挖匪根。散布在晃县广大城乡的恶霸分子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都跟土匪有着密切的联系，凡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奸淫妇女，高利盘剥，霸占良田的恶霸分子，大都是以土匪武装为依托，有的勾结土匪，坐地分赃，为非作歹。如三区大仁乡恶霸地主杨树钦，本身系团总队长，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先后在岑朗坡、姜春界等地拦路抢劫，杀害客商二人，并取食其心肝。1948年，他谋杀农民杨荣康，将其尸焚烧，并抄掳杨家全部财产和强奸妇女。1950年元月，他勾结匪特姚炳南，杀鸡吃血酒结盟。同年8月，又勾结大匪首姚大榜，在五区天堂坡打死我解放军和民兵两人，血债累累，群众痛根至极，还有五区旧德乡的姚周南，兴隆乡大恶霸地主姚芳菲等，都是“匪、霸合一”的人物。因此，我们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的同时，结合清匪挖枪，取得了反霸、清匪双丰收。仅据全县中心区57个村统计，在减租反霸中，共清出潜逃的土匪35名，并挖出了大量的手枪、步枪、子弹、手榴弹、刺刀等武器。
四是结合土地改革，从经济上彻底铲除匪霸地主赖以生存的土地私有制。凡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多数是依仗玩枪为匪发家的，如晃县有名的大匪霸地主姚大榜，其罪恶的发家史靠四条：一靠为匪到处抢劫;二靠横行敲诈勒索;三靠霸占农民田地，重租剥削;四靠发放高利贷，高利盘剥。有些大地主依靠土匪势力的支持发财囤粮。又以囤积的粮食养匪，互为补充，互相利用。如三区天和乡大地主江文杰，依靠勾结土匪横行乡里。对农民进行重租剥削和高利盘剥，几年内霸占农民大量田土，同时，他又用剥削来的钱粮买枪养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注意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匪霸地主罪恶的发家史，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土地还家”。这样，不仅有利于从经济上铲除土匪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且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匪霸地主的憎恨，有利于进一步挖匪找匪，根绝匪患。
经过群众性的清匪剿匪，全县共歼灭土匪2808名，至此，晃县百年匪患得以基本肃清，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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