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最后一次，他把我卖给一个军阀的父亲做陪葬，我拼死逃了出来，在乱石岗上的破棺材里躲了七天，在爬满肉蛆散着恶臭味的死人身边保住一条命。从此，我开始了流浪生活……我报仇心切。
红军来了，我于一九三三年二月投奔了红军。参军的第一关是考试。发了一个挎包、一个米袋、十枚“手榴弹”、一支“枪”(实际是一根木棍)、一大把“子弹”，连长让我们上上下下捆了一身，然后她问大家：“如果遇上突围，需要轻装，这些东西应该丢什么?”“丢枪!”一个因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的富家女儿抢着说。“不，不能丢枪!要丢只能丢米袋、挎包。”我急着纠正。连长满意地对我点了点头，接着她在地下画了个“一”字让我认，这可难住了我，急得我直搓衣角。猛然，我发现地下的“一”字和手中的“枪”差不多，就举起木棍比划，逗得姐妹们转过身子偷偷地笑了。考试结束了，听说那个富家女儿被淘汰掉了。我们十多个穷姐妹当上了红军，早就盼望扛枪报仇的愿望实现了，大家别提有多高兴啦。
妇女连建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剪发、放脚。阆中、苍溪一带的女孩落地没有不裹脚的。孩子们痛苦死了，可大人们受封建思想毒害，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将来女孩长大了找不到婆家。这次连队叫剪发、放脚，有些姑娘们不愿意，有的人甚至躲了起来。我从小没有裹脚，但我觉得剪了头发，姑娘没个姑娘样儿!有些人想不通，任务没完成。连长把全连集合起来，她掏出大剪子朝我们走来，吓得我闭上了双眼，心里想，听天由命吧。听到“咔嚓”一声，我赶紧摸头，咦?辫子还在!睁眼一瞧，原来连长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我一阵难过，像干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不敢正眼看连长了，只听到连长说：“我们是红军战士，应该有个红军战士的样子，留着长发，缠着小脚，怎么能打仗?”连长这一颦一笑的动员可起了作用，姑娘们到底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剪去了辫子。奖励，谁都不陌生，可奖励裤头大家会感到太离奇了!这要从训练讲起。
妇女连刚开始训练时可真是够热闹的，姑娘们感到这也新奇那也好笑，叽叽喳喳吵个没完，走起路来你快我慢，动作不一致。连长忍不住了，板起面孔批评一顿后，训练场上再也没人嬉笑打闹了。训练走上了正轨，增加了射击、投弹、刺杀和单兵战术等项目。投弹真是个硬功夫，一个八卦弹两斤多重，拎在手里死沉死沉的。我人小力单，豁上全身力也投不过十五米。没练几天，我的胳膊就像发了酵的面团，看着肿起来，疼得吃饭胳膊不敢抬。我心里想着要报仇，硬是坚持下来了，一个月后连队考核，我投了三十五米。
训练结束后，连队进行“敢冲敢打，吃苦耐劳”评比，我受到四次表扬，并奖给我两条裤头。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奖两条裤头，既是很高的精神鼓励，又是优厚的物质奖励，姐妹们羡慕极了。
通江地区山高路险，荆棘丛生。妇女连活动在深山老林里，为前方兵站送粮，送弹药，往后方医院运送伤员。有一次，妇女连四个小姐妹——王桂华、赵新娥、司建玲和我抬送一个重伤员。穿过森林时下大雨了，烂泥腐叶没住脚背，累得我们走几步就得歇口气。山陡路窄，—上肩就不能休息。后面抬的同志危险大，稍不留神看错了路就会摔下悬崖深谷，前面抬的姐妹常常得跪着走，尖利的山石磨破双膝，留下许多血印。我们硬是咬着牙，把伤员抬到了目的地，肩上磨起了血泡。七月初的一天，我去医院护理伤员，一走进病房，就听见伤员们议论附近闹鬼的事。当晚，我护理完伤员下山回连，路经一片坟地时，突然刮来一阵风，头上“哗哗”地往下落土。
不一会儿，坟里钻出一个怪物，头大如斗，面黑如墨，发如乱麻，两只眼睛闪着阴森的凶光，舌头吊在胸前，足有一尺多长。“鬼”见我停住脚步，就恶狠狠地扑了过来，吓得我一口气跑回连队。姐妹们见我满头大汗，脸色苍白，都围拢过来，我哽咽了半天才说明缘故。从小我就听说过鬼吃人的故事，晚上出门时总是不敢回头，越走越快，听见什么响动就没命地跑。参加红军经过学习后，我渐渐地不信鬼神了，可不知咋的，见了那怪物我就想起了吃人的鬼，心里挺怕。老乡们都说鬼神通广大，它要吃你，你怎么也跑不脱。可这次鬼居然没有追上我!我心中疑问一团，于是就建议连长带人去看看。
第二天晚上，大家埋伏好后，我照原路通过坟地，“鬼”又如期赴“约”了。连长和战士们蓦地站了起来，大喝一声：不许动!那“鬼”见势不好，掉头就跑。连长枪法好，她砰一枪，打得那“鬼”一跤栽倒在地上“嗷嗷”怪叫，假头假舌摔出老远。我们借着月光一看，原来是当地一个姓陈的大地主。
过了一天，彭加岩工农民主政府枪毙了这个家伙。医院和附近湾子再也不闹“鬼”了，乡亲们陆续搬回原居。七月中旬，因为抓“鬼”有功，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浏览：67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