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东征”，实际上只向东走了三百多里路。对于红军的东征，国民党军倾全力阻挠，皖西地区国民党四十六师等部六个旅共十二个团，自六安经苏家埠至霍山构成了一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我们行了五天军，刚进入安徽边界，就在六安县一个大山下面和陈调元的两个旅遭遇了，那时，我们少年宣传队常走在部队前面，调查土豪啦，没收老财的大米肥猪鸭蛋啦，所以接火那天的情况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大约是早晨十点钟左右，在一座大山顶上，我忽然看见前卫连卧倒了，向山下一看，一个个山峰越来越矮地排下去，再往后四五里外就是一望无边的大平原。就在这平原上，一堆堆的敌人正向丛山中运动着。
一会儿，师部的信到达了团长的手里，司号官吹起冲锋号，红军战士随着一面面红旗，立刻山洪一样地卷下山去。三个小时后，敌人溃退了，后面一个旅的敌人掉头就向合肥方向跑，我们就咬着敌人尾巴追了下去。那时真不知是怎样追的，似乎是连气也没喘，就一下子跑了六十里。但说实在的，也把陈调元这个部队给追得筋疲力尽了，到了苏家埠，他们就像耗子钻洞似的隐藏起来——或许是再也跑不动了。我们当时没有攻坚，就把这三百多户人家的苏家埠从四面八方牢牢地包围起来，围得连空气都不透。双方都忙着做工事，隔着长长的战壕对峙着，最近的地方相距不过一百米。
包围了七八天，前线没有什么战斗，敌人不打枪，也不打炮，一直看不出有突围的打算，陈调元的宝贝飞机也没有来过。只是偶然间，在红军向他们喊话时，他们才打过来几枪。政治处离前线很近，流弹有时可以穿过麻秆墙打进房子里，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少年宣传队每天仍是毫不隐蔽地满处跑来跑去，忙着打土豪，分老财的东西。这天，我们正在开会，忽然听见一串机枪声，细听听，是我们向敌人打的，敌人也打过枪来，子弹从墙壁穿了进来，我们都急忙趴下。我们每人都有一支汉阳造的小马枪，每次打仗都爱到连队里去凑热闹，这时我们又习惯地抓起枪来，跑出半里路，就进了交通壕，飞快地向前线跑去。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到达最前边的战壕时，老远就听见战士们的哄笑声，看见战士们围在那里又是拍手又是笑骂，一时倒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了。他们看见我们来，立刻揪住我们的衣服往前去，一个劲儿地用手指着前面。“快来看看热闹吧，小鬼!快来看看!想吃点野菜的，吃了黑枣了!这可不合算了!哈哈哈……”一个红军战士一把就把我拉到前边。“哈哈!在我们眼皮底下捡洋落儿，我们的机枪可就对不起啦!”机枪射手半真半假地撇着嘴，自傲地说。他绷住了笑，显然机枪是他打的。“怎么回事?不是敌人突围啊?”我还有点不明白。“突围?还有那个劲儿吗?”一个战士用力拍着肚子又笑起来，“这个不给使劲儿呀，哈哈……”我向前看去，战壕前面一处处青麻地，这时正是叶子圆了的时候，正好可以作为隐蔽物，只见左前方靠近敌人那边的地上，躺着四五个敌人，有的已经不动了，老远看去像一条灰布口袋，有的还在蠕动着，趴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着。看来，这就是那个机枪射手的“战绩”了。
我开始明白，苏家埠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围困了这么些天，敌人粮食没了，现在出来想找点野菜来充饥。这情况以前也听说了一些，但听说都是晚上溜出来，现在敌人敢在白天出来找东西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行为，冒险总是因为迫不得已吧?总是因为饿得厉害的缘故吧?我想到这里也不觉地笑了出来。“好啊!狗急了跳墙，人急了连命都不要了!”又一个红军战士打趣着说。我问：“饿得那么厉害吗?野菜顶什么饱!”立刻，所有的人都抢着说话，七嘴八舌地讲起来：“野菜顶什么饱?看看庄子里你就知道了!”他们又指给我看苏家埠，苏家埠像个死城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
庄子外边几个打场的地方光溜溜的，在太阳光下呈现一片白色；菜园子也没有绿颜色了；黄色稻草盖的房子静静的，门板扣得紧紧的，不用说看不见人，就是一条狗也没有。半天，我看不出什么更多的问题，唯一令我惊讶的一点是，苏家埠里的几棵大树明显像枯死了一样，在这个初夏的季节里，一点树叶也没有了，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枝树干，像冬天似的。“唔……他们把树叶都吃了吗?”我没把握地问。“树叶!你再看看树皮!”“哎呀，真是的!”我不觉失声地叫了出来。细看过去，树皮真的发白了，像是白杨或是白果松那样的颜色，“敌人饿成这样，你们喊话没有?喊话他们一定能过来投降!”战士们都不太同意，并且还都有些气愤。“喊话他们不听，喊破嗓子他们也不吭气!他妈的!白天喊他们还打枪，你说可恨不可恨!”、“他们不听，出来找野菜我们就揍他!”“现在他们都鬼了!都是晚上才剥树皮，挖野菜，只有这几个傻小子白天来送命!”回来以后，我把这些情况都向政治处报告了。我总在想：喊话一定会有用处，随着饿得狠，一定愈来愈有用处。
我不知道陈调元部队有没有无线电，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苏家埠没有一个人能偷偷地通过我们的阵地去给合肥方向送信。已经饿到这个程度，为什么今天这个旅“固守待援”的想法还不动摇呢?为什么这个幻想还不破灭呢?他们的士兵饿成这样，为什么宁可冒险而不投降昵?我想不太通，不过，喊话从这天起确实进一步活跃起来了。少年宣传队也到前线参加喊话了，我们带着锣鼓，每到深夜十二点左右就开始喊起来，敲上一通锣鼓，唱上一段“穷人翻身歌”，接着就喊：“兄弟们，你们人那么多，还有吃的吗?饿不饿啊?”“你老婆在家等着你，你想不想啊?”“你们挨饿挨打是为了谁?弟兄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赶快过来吧!”那时因为我是副队长，喊话还是主角哩。夜间，分不出天地，就冲着黑暗用力地喊，声音在旷野上飘荡，我们也不知道能飘到多远。每次都是这样，没有回声，似乎只有我们自己听到我们的声音，可是，每夜我们还在喊，我们肯定敌人一定可以听到，而且我们认定我们喊的是真理，这个真理的声音一定可以飘过黑暗，甚至幻想苏家埠会真正地放出光明来。
大约在喊了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终于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由苏家埠东北角传来。我们大家像得到什么宝贝似的，一下都跑过去听。虽然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军阀的士兵，但我们还是抱着巨大的好奇心，就好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突然会说话了似的。等我们细听的时候却又没有声音了，谁也没听清刚才敌人喊了什么。“都没听清吗?我好像听见他们喊‘老总老总’……”我一时性急，转过身来又喊：“弟兄们!你们有什么话请讲吧!”我当时忘了隐蔽，探出了大半个身子。一个红军战士马上把我拉下来。“下来小鬼!不要命啦?小心敌人打枪揍你!换个地方喊安全些!”“别吵，别吵!听!”真有声音传来了，像从地里钻出来的声音似的——“老总，老总，你们能听见吗?”“我们——能听见——请说吧——弟兄们!”我高兴地大喊。“老总!——现在长官不在——我们才敢讲话——长官知道——要杀头的!听见了吗?”“你说吧——听见了——听见了!”“老总——我们长官说……你们都是……红头发，绿眼睛……每天要吃几个人——是吗?”“这是——你们长官欺骗你们——我们都是人——像你们～样——我们都是穷人——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红军的——不信，你过来看看……”“老总——听你们说话——也和我们一样……老总，告诉你——我们的粮食都吃光了——你们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弟兄们，我们有的是吃的——过来拿吧——过来拿吧!”“不行啊，老总!——快换哨了!明天再说吧，明天……”说完这一通，大家半天没说话。我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走了一趟，又好像和鬼说了半天话似的!当天晚上我们怀着极度的兴奋回到政治处报告了这个情况。光明开始出现了，真理的声音有了反响。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向宣传科长王代安同志“报喜”了，仅仅因为“敌人说话了”，就使我们这些小孩感到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按着宣传科长的指示，当天晚上，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准备了一些东西：用缴获的绿色军用饭盒装好饭菜，做了四五个饭盒；又用红绿纸做了些标语，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得解放!”“杀死你们的长官，掉转枪头投诚红军”等口号。
我们带着这些东西跑跑颠颠地又来到战壕，专等着深夜的到来，等着新的事情发生。十二点多钟，我们又开始喊话，但喊了很久，也没有人答应，对面又是哑然的漆黑一团。我想：或许是敌人的长官还没有入睡吧。正在这时，一个战士听见前面有些声音，我们立刻都屏住呼吸用一只耳朵去听。的确，是有声音，而且是有什么东西在爬!我判断着，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敌人来侦察我们的吗?是不是敌人以为我们喊话就麻痹了呢?不待我说，战士们早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我继续观察，渐渐地看清了一个人影，连他喘气的声音也愈来愈清楚了。
我又忽然转出了另一个念头，说不定是投诚的呢!真会有这个事吗?要是投诚的话，他应该离我们十来米的时候站起来才对，他为什么还不站起来呢?“谁?”一个战士很严厉地喝了一声。那个影子如我所希望的，真的站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另一只手里还有一支枪。一个战士敏捷地跳出战壕把他的枪夺了下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想抓住这支枪，又像浑身无力似的跌跌撞撞地被那个战士拉进战壕里来。他颤抖地想跪下去，又被战士们给拉了起来。“不用跪着，红军不杀你。只要你说，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战士直截了当地说。“红军老总饶命，我……”说着他喘着气又跪了下来，但是又被人连拉带喝地给拽起来了。他好像改不了脾气，两条腿像棉花似的总想跪下去。“我叫王德禄，我……我就是昨天……昨天和你们说话的……老总们听得出来吧?”我们都互相看了看，大家没说话，心里可乐开了花一样。大家好奇地看着他，他这时稍许镇定了一些，以大胆一些的眼光一个挨一个地看着我们。他的头上冒着汗，喘得很厉害，瘦削的脸上眼睛瞪得又大又直。他看着看着，忽然抓住了我的膀子浑身上下摸着，半天，笑了，用虚弱的声音说：“你们真的都是人啊!我们的长官骗了我们!你们不是……怪物!”“是啊，这回相信了吧?我们也是黑头发黑眼睛吧?”每个战士都高兴地笑起来了，这一笑就把这个王德禄的恐惧心给赶走了一大半。“老总，你们行行好吧……我来……是要点吃的……饿得我受不了啦!老总，无论给我点什么剩饭剩菜……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不用说这些，吃的我们早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呢!”说着我们就把饭盒拿了过来，王德禄用颤抖而贪婪的双手接了过去。当他慌忙地打开饭盒的时候，一阵饭香发散出来，连我们都有点馋了，这个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很久的人，早已忘了筷子，用手抓着就呼噜呼噜地吃起来了。“老总……”吃到半路，他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别笑我，我实在是快饿死了!”“你们现在一点东西也吃不着吗?”“瞎，老总不知道，”他好像无限感慨地说，“但凡能吃的都吃了，狗叫我们吃了，牲口叫我们吃光了，现在树皮都叫我们吃光了，还有什么……”“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过来呢?红军这里有的是大块肥猪肉，过来不就饿不死了吗?”我很简单地问。“是啊，老总，要都这样想不就好了?不是……都不那么想吗……老总，行行好，让我给弟兄们带点回去吧，他们都快饿死了，你们可怜可怜他们吧……”这时，我们才明白：他并不是来投诚，而是来要饭的“代表”!“没问题!”我说，“你把这些都带回去吧。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只管过来，红军还给你们路费，叫你们回家去大家团圆!”从那天起，前线的工作就更有趣了。有时在战壕里要接待好几次来吃饭的“客人”，陆陆续续地也有投诚的了。我们少年宣传队就又接受了教育俘虏的任务。过了几天，政治处的力量不够，师政治部也派人来帮助了。
一天一天过去，算起来围困苏家埠的敌人已经有半个月，敌人一点也没有突围的希望，我们就等待着敌人弹尽粮绝自动投降的那一天。这一天，我和宣传队的同志正在团部门口闲谈，忽然看见一个背着手提式发报机的通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奔团长办公室去。我们宣传队的小鬼向来和首长是不拘束的，看见这个，也一拥而上地堵在办公室的门口。通信员报告：侦察部队发现敌人调两个团增援苏家埠，师命令二十九团马上跑步沿合肥公路消灭这股敌人。我们都看着桌子后面团长的脸色，团长就招呼两个通信员分头到二、三营去传达命令。我们一看，知道要打仗了，回头就往家跑，背起武器集合就走出了庄子。跑到公路上正遇见穿黑衣服、打绿绑腿的学生兵，一个个小学兵身后马刀上的红布穗子一动一动地非常好看。我们和他们一块跑着，跑出了十五里路，就听见前面枪声响了，二营部队已经沿着我们左侧向敌人冲去。敌人卧倒了，就地组织抵抗。这里是在苏家埠的东北，我们和学兵连从正面上去了，但子弹封锁住我们的去路。宣传队王代亮同志负伤了，学兵连也有几个小同志倒下了。我们急忙甩出一阵手榴弹，端起枪一个冲锋把敌人压下去，敌人有的跪下缴枪，有的拼命地跑，我和学兵连三个小同志一直向前追了很远，俘虏了两个敌人。战斗进行了四五个小时，敌人溃败了，我们俘虏了两三千人。敌人的第一次增援失败了。少年宣传队又忙着把这些俘虏集中在几个村庄里，组织起来，讲给他们一些粗浅的道理。在俘虏的驻地是最热闹的，人多，另外也因为经常可以听到杀猪的猪叫声，猪叫声虽然是最不好听的一种声音，可是在俘虏驻地则显出一种特殊的招待气氛。
七八天以后，每个俘虏都拿到五块八块白花花的银洋，抱着与妻子孩儿团聚的渴望，高高兴兴地走了。敌人极力想为苏家埠这一个旅解围，但是终未成功。在以后的半个月中，我们又战斗过两次，击溃了敌人两个旅。俘虏愈来愈多了，总得和他们谈话，害得我参加不了战斗。在与这些俘虏的接触中，常碰到一些油腔滑调的俘虏兵：“副队长，你还认识我吗?”俘虏竟知道我的职务。我不认识他，但又好像见过。“你怎么又干起来了?还想打我们吗?”“没办法啊，回不到家就又被抓回来了!回来了又打仗，打仗我就又回到这儿来了，呵呵呵……”“来了也好，再听听道理吧!”“老总，都听过了!干脆直接给几块大洋回家算啦!”
有一天，我到政治处去禀报，正碰上宣传科长和五个俘虏谈话，从谈话中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增援部队的俘虏，而是从苏家埠过来投诚的。苏家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围困已经三十天了，这些天他们又是怎样过的呢?很多人都在奇怪。宣传科长问：“你们知道我们最近和你们打仗吗?”几个投诚的一齐抢着说：“长官，我们听见枪声了，我们长官也说了，说是我们就要回合肥了!”宣传科长问：“你们看，你们能回合肥吗?”一个高个子士兵站了起来，菜色的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心急口快地说：“长官!能回去个屁!弟兄们都饿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什么解围，什么回合肥，全是放屁!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逼得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坐着等死吗?”他愈说声音愈大，“长官!有的兄弟们实在饿得没办法……没办法，就吃……吃……饿死的弟兄啊!长官，那个人肉……”说着，他呜呜地哭了起来，另几个也都低下了头。“啊……”我不觉失声叫了出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说人吃人的事情。我从前也听说过这种传闻，但一直认为这不过是哄小孩子罢了，是不可能的事。不料，我今天竞亲眼看见了吃过人的人!可以想象，苏家埠已经成了什么样的魔鬼世界，但是敌人还是不顾士兵的死活，仍抱着“固守待援”的幻想藏在苏家埠里。
在我们打垮敌人第四次增援以后，苏家埠仍然没有投降。大约是在围困的第四十天光景上，敌人又来了增援部队，当时宣传科长王代安同志到九连做指导员，我在九连帮助工作，所以战斗中我就一直和王代安同志在一起。和敌人接火以后，我们很快就把敌人压住了。我们发觉敌人在还击，枪声不断，但是我们却听不到头顶上有子弹划过的声音。“敌人子弹都打到天上去了!”王代安同志笑着对我说，我也笑了起来。这样的战斗真有趣：枪声固然可怕，但打不着人，就一点也不可怕了。离敌人三十米的时候，王代安同志举起盒子炮连放三枪，高喊着：“冲啊!”九连就像巨浪一样朝敌人扑去，敌人溃退了，我们立刻在平原奋力追击，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跑。一路上很少有同志伤亡，大家都在高亢地喊着：“缴枪不杀!”正冲着，王代安同志用力地戳了我的肩膀一下，用手指着叫我看前面。看他神气我知道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我仔细用眼搜索，也噗哧地大笑起来：我们看见敌人一个轻机枪射手趴在地上，竟是屁股朝着我们，端起机枪向天空射击，他们当然知道，红军是没有飞机的。我们没有去收他的枪，继续向前面追去，直追到敌人群里。敌人慢慢地都站下了，回头镇定地看着我们，有的把枪扔在了地下。“不要打了，老总，不要打了!”有人在喊。“站下吧，弟兄们，别跑了，还打什么劲!”有一个胖子敌军士兵满脸笑容地说：“老总，枪拿去吧!我这是第五次缴枪了!”旁边一个人给他补充，同时又像讨好我们似的说：“他说的是实话，一点不假!他光拿路费就拿了二十元了!”有一个红军问：“你们了解红军，为什么还打枪?”立刻，周围几个敌军士兵都辩白说：“老总，我们都是向天上放枪啊，没向老总身上打一枪啊!我们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战斗结束以后，我和王指导员并肩地走下战场。这次战斗心里特别舒畅，不知怎的，我们两个人总是笑。在我们两边，走着长长的俘虏行列，中间还有一些特殊的行列，那是群众支援红军的担架队，他们肩膀上担着重重的担架，但是他们仍然用快步跑着，担架上那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子弹箱什么的，哗啦哗啦响着，响遍了旷野。“你看，”王指导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每次我们都准备很多担架抬伤员，可是这两回净是抬战利品了!”我军耻笑敌人是“运输大队长”这个名词，从那时就开始有了。
又过了几天，苏家埠敌人“固守待援”的幻想终于破灭，向红军投降了。苏家埠复活了，一队队瘦瘦的敌人都像害过一场伤寒似的，你瘸我拐地走出了苏家埠。苏家埠外面我们树立着一个个小牌，敌人按着“步枪”、“机枪”……等等小牌把自己的武器丢在那里，向村庄走去。各个村庄一下热闹起来，敌人在村里用手、用帽子、用各种不讲究的东西来抢红军给他们做好的饭，直抢得把饭洒了一地。
这天，是围困苏家埠的第四十八天。苏家埠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俘敌总指挥一人，旅长五人，团长十二人，营以下官兵一万八千余人，缴获枪支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炮四十四门，电台五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漂亮的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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