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我从小就敬重他，也知道他爱我。虽然他仅比我大十四岁，可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青年时代，他在老舅爷(他的舅父)的接济下，上过学堂，读过不少书。
一九二三年当我刚刚懂事时，他就从安庆省立师范毕业了。一天，母亲告诉我，他在外上学回来了。我急于知道大舅父什么样，就央求母亲带我到外婆家。一见面，他高兴地叫着我的小名，把我搂在怀里，脸颊紧紧地贴在我的脸蛋上。舅父的身材好魁梧呀，腰杆也挺得很直，方方正正的“国”字脸盘上挺着高鼻梁，黧黑的皮肤透着红光，一双大眼睛熠熠闪光。当时，我还真有点怯生呢。为了使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常常利用带我到外面玩耍的机会，对我进行教育。在春暧花开的季节，他常带我到他家房后的山上，去采摘小花朵、抽茅针。一次，我看见那全身纯绿的三角头螳螂，前脚像铡刀一样，还带刺，心里很害怕，连声喊舅父。他把它捉住放在手心上，对我说：“不要害怕，胆子要大点，它就不敢夹你了。”我说：“它夹我，我用脚踩它。”他又说：“那可不行，螳螂是好东西，专门吃害虫。”并要我玩一会儿就放走它。
门前场外边是舅父家的一个小菜园，每逢雨后，他总是带着我绕过菜园，到水沟旁去玩。绿油油的油菜，反射出钻石般灿烂的光，被惊起的一群蝴蝶绕着我们跟老远。我骑在他的脖子上，看着这一切，心里多高兴啊!到了水沟边上，他就教我做“水车”，用“狗儿刺”叶上的刺轧在高梁秆上，两头架在两个树枝权上，放人汩汩流淌的水沟里，“水车”顺着水转动，好玩得很。直到天色晚了，我俩才恋恋不合地离去。舅父还处处护着我。记得那次我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母亲看见了，伸出巴掌就要揍我，是舅父劝住她，又把我拉开的，舅父还亲切地告诉我：“以后小心点，别再淘气摔了碗。”我回到家里后，母亲也学着舅父的办法教育我，还总是念叨他领我玩的情景，使我更加深了记忆；父亲也经常用他的品行教育我，要我向他学习，做一个好人。所以，由于舅父的言传身教，我耳濡目染，在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印下了他高大的形象。那一年，我到外婆家，找不着舅父了，外婆对我说，他“到武汉谋事去了”。舅父不在家，我整天没着没落，就闹着向外婆要大舅，外婆难过地用衣袖擦擦湿润的眼睛，强作平静地对我说：“大舅过几天就回来了。”
舅父一去就是好几年，直到我七岁那年(一九二六年)秋天，才回到家里。我一听说舅父回来了，连忙把羊赶回家，拉起五岁的二弟，连鞋也没穿，就急儿麻火地到了外婆家。外婆见我们慌忙赶来，觉得奇怪，就问我：“谁带你来啦?”我说：“是我带着弟弟来的。”她又有点不解：“你们干什么来啦?”我说：“我们看大舅父来的!”外婆闻听这话，含着眼泪，把二弟抱了起来。这时，舅父从屋内急忙走出，将我抱起，亲了又亲，我双手紧紧搂着舅父的脖子：“大舅，我看你来了。”我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突然看见他的眼角也溢出了泪水。他夸奖我：“七岁的孩子，连鞋也没穿，走了十五六里路，没走错，还带来一个弟弟，了不起，有出息!”“大舅，别走了，你知道我们多想你呀!”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心里想的是这句话。后来才明白，他那时已经是党的人了，要为革命尽心，不能只顾小家庭。他所谓的到“武汉谋事”，后来才听说是到黄埔军校上学去了，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这次回到家乡，是党派他来搞农民运动的。
“大舅不走了，带你们玩。”他把我放在地上，掏出手绢揉揉眼睛，笑着对我说。我一听高兴极了，转过身来看看二弟，只见他张着小嘴，眯缝着眼也在笑。自从舅父“武汉谋事”回来后，娶了大舅妈，有了帮手，家里变了样。舅父是个勤快人，耕田、育苗、插秧等农活，样样都赶在别家前面，粮食有了好收成；菜园也种得很有功夫，经常是绿油油的一片；特别是起早贪黑地磨豌豆粉，养起了七八头猪，使乡亲们很羡慕，他们对外婆说：“你们家老大出息了，能干，又会治家，你要发财了。”外婆听了多高兴啊!然而家里并没有“发财”，辛勤的劳动，收入的增多，并没有用于改善自己家的生活和添置衣裳。家里吃的仍是茄子、豆角等蔬菜掺点大米面，再撒点盐，蒸成菜粑。到了农闲季节，就喝稀粥，或者就吃点红薯、芋头之类的东西。因为那时，家里客人很多，有文静端庄的“教书先生”，也有衣衫褴褛的“穷汉子”，有两鬓染霜的老人，也有嘴上无毛的青少年。
客人一来，舅父就带着人到取繇全集最后边他的住房里坐，由我来端茶、拿烟袋。一忙完，外婆就要把我支走，舅父却说：“我们在这搭嘴儿，你在门口玩吧，不要远去，来了不认识的人，先来屋里对我说。”吃饭时，他总让我陪客人吃饭，由他自己端菜，盛饭。往往有客人的饭比平常吃的好多了，除青菜外，总要加上炒鸡蛋、猪肉烧豆腐等。客人走时，他还常常送给人家一些钱。待客人走后，他就解释说：是什么朋友或同学，要出远门或做生意，盘缠不够了或者是本儿没带够等等，反正他总有理。
外婆重义气，讲情理，每逢遇到这些事，总帮舅父说话。大舅妈就不让了，客人一走，她就要埋怨舅父几句：“一家老小吃不到嘴里，穿不到身上，就为了朋友，送送送!每次卖了猪，一家人也花不上一条猪腿钱。”大舅妈唠叨一阵子，眼睛里还闪着泪花。我对这事也有点纳闷，一家老小省吃俭用，上有年迈的外婆，下有刚出世的小表弟，从没见过他给谁买过衣裳，可他却大把把钱硬往客人腰里塞，他跟他们毕竟是同学、朋友关系，难道比自己的亲骨肉还亲?还有点不理解的是，他一见客人，就紧紧地握手，然后是长时间交谈，热情招待吃饭，最后还慷慨解囊相助，可客人走时，他却连大门都不送出，这是为什么呀?以后我才知道，这些所谓的“同学”、“朋友”、“客人”，原来都是他的同志，他和他们一样，正在干着共同的事业。尽管生活贫穷，但只要舅父在家，家里就充满欢乐。
我记忆犹新的是家乡的夜晚，夏夜，月华似水，泻在宁静的夜空，大家都坐在场子上乘凉，斑众志成城驳的树影在地上绘出了种种图案，知了和纺纱虫的优美曲调，把一家人带人梦幻般的意境中。他给我们讲岳飞和((水浒》里的故事，还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神话，全家人都静静地坐在他周围听着，只有外婆不时“补充”几旬，小舅父总是“警告”外婆“不要打岔!”渐渐地，我连着打哈欠，趴在他腿上睡着了，他就把我抱到竹床上，摇着扇子为我驱赶蚊子；寒冷季节的夜晚，在微弱的灯光下，他又总要先教我认三个字，然后坐在我身边读书。那时，他还经常带我“串亲戚”。其实，我们串的是哪门子亲戚呀!记得我过生日那天，他带我走了两里路，特意到黄家坊姜氏祠堂去玩，那里有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是个瘦高个，白净脸，留着分头，穿着长褂子，看样子很文雅庄重。他一见我就问：“哎，你怎么来啦?”我礼貌地说：“我是同舅父一起来看望先生的。”先生称赞我说：“哎呀!这小孩了不起。老董，是不是你教的?”他也带着赞许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不是，我都没想到。”先生又夸奖我：“不错，是好样的，你是你舅舅的好学生!”他们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在祠堂读书的学生送来了凳子，这才解了围。祠堂里摆着姜氏家族的很多牌位，我问舅父：“这是什么呀?”他解释说：“这是牌位，上面写的都是已经死去的人，后代为了纪念他们，就立了这么些牌位。”在其中一排的中间，有一尊金身塑像，他们在塑像前默默肃立，我发现后问：“大舅，这里怎么还有个菩萨?”他低声说：“不是菩萨，他是姜叔叔，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为大家办好事，被坏人杀死了。大家为了纪念他，感激他，给他塑了一尊像。你长大了，要学姜叔叔，肯帮助别人，当个有出息的人。”我“嗯”了一声，心里升起崇敬和钦佩之情。后来得知，这个姜叔叔，原来就是在著名的“六二”学潮中，被反动军警连刺七刀，为革命牺牲的姜高奇烈士。在我参加革命之后才渐渐明白，舅父是以带我“串亲戚”为名，进行党的工作。
我十岁那年春天，中共英山县委与鄂东、鄂南特委取得了联系，不久，舅父接到党组织通知，赴皖西工作。家庭的温暖和睦，家乡的良宵美景，都没能使他迷恋。一天，他谁也没有告诉，就突然离开了家，再度奔赴前线去了。舅父你知道吗?你的突然离去，使家里无所依靠，外婆年岁已高，大舅妈又带着表弟，小舅父年幼，还不会磨粉、喂猪，所以只有把粉坊关了，把猪卖了，刚要“发财”的家庭之花又凋谢了。一九二九年秋末的一天，晨曦微露，我和母亲正在洗脸，看见从后山走来一个人，头上戴着大草帽，帽檐拉得很低，一进我家，就走进母亲的房里，还随手关上了门。尽管看不见脸，我还是从他个头和走路的姿势认出是舅父来了。于是，连脸也没顾上擦，就急忙跑进去。这时，父亲从房内走出，把我拦住了。我听见舅父轻轻地叫我一声，就连蹦带跳地跑了进去。他抚摸着我的头说：“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回来了。”我说：“我知道，不说。”我想，舅父肯定有什么大事情，就主动出去了。当我第二次进去时，舅父和父亲正在谈买子弹的事。我没吱声，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我珍藏的一个子弹壳交给舅父：“大舅，给你，子弹。”他连看也没看，就接过来说：“好，谢谢你。”那时，我是多想帮他做点儿事啊!他们一天都没出门，晚上，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吹得窗户纸“扑噜噜”响，一盏昏暗的油灯把他们的上身轮廓映在墙上，我听到他俩一直在谈话。这天，母亲和我一直守候在外面。夜深了，父亲送他出来，父亲开了大门先走，他却闪了一下，忽地躲在门后面，待父亲走了十几步远时，他才迅速地走了出去。这次到我家，来悄悄去匆匆，虽然没和我说上几句话，但我看到了他，心里还是很高兴。
时隔不久，到了大年初一，我起床很早，听人说，在店铺和社庙的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什么“打倒土豪劣绅”了，“工农团结闹翻身”了，“工农红军万岁”了等等，我也跑过去看，还听人们议论，不光我们金家敦贴了，全县都贴遍了。大伙还说，“红军就要打过来了”，“穷人要坐天下了”，还有人肯定地说：“这是董义奎带人干的!”一些平日为非作歹的坏人，连大年都没过，就躲起来了。我想，这次贴标语，肯定与舅父上次秘密地回来有关。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三O年)春季插秧时节，枪声响了一夜，第二天听说，是舅父他们打开了县城，赶跑了敌人，他已经带兵回到了家里。我立刻跑回去告诉父亲一声，就赶紧朝外婆家跑去。
到了外婆家，大舅妈对我说，舅父没回来，也没听说有这么回事，家里人都插秧去了。我一听就泄气了，茫然若失地靠在门框上，一步也不想动，大舅妈给我炒了点豌豆，我就沮丧地往回返，路边稻田里，青蛙嘲讽地呜叫着，大舅妈炒的豌豆，硬丁丁的，一个也咬不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突然，前方传来歌声，有一支队伍开过来了，为首的人还骑着大白马。我停住了脚步，好奇地站在路旁，睁大了眼睛紧盯着。还有很远，我就认出那骑马的人就是舅父。于是，就连声高喊着，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舅父听到喊声下了马，一手按着挎在身后的手枪，一手握着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小步跑来。“你干什么来啦?”他探着头问我。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好，走吧，我正要回家去。”我跟着他，又朝外婆家走去。队伍又前进了。我朝后望去，这支队伍总共有一百多人，人人都裹着绑腿，有的扛着土枪，也有的扛着洋枪，有的背着大刀，有的上身还斜挎着一条子弹袋。～个嗓音很高的人，领着唱起了歌子，我记得歌词里有这么两旬：“……爹也悦，娘也悦……”
大家都在起劲地唱，小青蛙也伴着歌声呜叫，好像还有点节奏；正在田里干活的乡亲们闻声赶来，站在道路两旁，欢迎远道归来的亲人。乡亲们听到歌声，都跑出来了，大伙争着向舅父打招呼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对大家讲：“我们英山第一次获得了解放，穷苦人的出头之日到了，我们再也不受欺负了!”舅父，你太忙了。检查部队工作，常常忙到深夜；与客人谈话，一谈就是大半天。吃饭没个准，甚至连小表弟咿呀着叫你，你都顾不上抱他一会儿，只是抱起来亲亲，就交给大舅妈。外婆忍不住劝你：“义奎，你在外边干队伍，我整天提心吊胆，回到家了，连给我说句话的时间也没有，‘大路不平大家踩’，不是孩子你一人尽心就能打天下了。”你听着外婆的话，总是笑笑又走开了。只有你说是“同学”的那个傅昆炎叔叔来时，你才真正陪着坐一整天。其实，那也是在谈工作。我跟你的饲养员玩熟了，只要你不骑马，我就跟他一起去放马。我问他：“我大舅是个多大的官?”他说，你是红军一大队的大队长。我又问：“大队长官有多大?”他说：“反正是大官，我也搞不清，你看，他还戴着‘千里眼’(望远镜)哩!”那时，你留给我的印象是：红军里当官的太辛苦了。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看到战士们在捆背包、上门板、归还借物，通信员跑进跑出的，一派繁忙景象，便紧张地问你：“大舅，你们是不是又要走呀?”你说：“是啊，又要去打仗了。”我拉上你的袖头，央求着要跟你去，你抚摸着我的手说：“你才十一岁，还小，先参加童子团，等长大了，我一定带你去当红军。”红军要转移了，乡亲们难合难分，争着往战士们身上塞鸡蛋和草鞋。外婆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拉着我；大舅妈拖着怀孕的笨身子，一直送到村头。大家默默地走着，连你怀里抱着的小表弟也不咿呀着喊叫了，一路上，你只是告诉我们，红军很快就会回来的。
红军前脚走，土匪韩杰的队伍后脚就到了。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英山遭受了一场浩劫。乡亲们望着你们开拔时走去的路，念叨着：“义奎，快带着红军回来吧!”相隔一个月后，红军消灭了韩匪，又一次解放了英山，你带着几个战士又回来了，据说大部队到西边防守去了。人一少，你更忙了，整天找人谈话，动员青年人参军。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乡亲们认为你人品好，走的是正道，都纷纷把子弟送来，交给你带去当红军。我记得仅落令河一带，一次就有十几个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扩大了，工作又顺利，你高兴极了，经常考试似的向我提问一些“深奥”的问题：“红军什么地方好?”“青年们为什么要求参加红军?”“你让我带你参军的目的是什么?”直到我鼻尖上冒汗了，才笑着给我解释。一天晚上，你告诉父亲。中秋节要到了，红军要“打开武汉过中秋节”。我感到惊奇和不安，就问你：“你们还要去打仗呀?为什么呀?”你好像一点离愁别绪也没有，很自豪地说：“是呀，为了你们这一代人能过上好日子，不受欺负，大舅不把那些白军消灭光，是不甘心的!”“为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虽然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我默默地思索着，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原来，你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才去奔波、作战和流血牺牲的呀!谁知，这句话竟成了你最后留给我的遗言。
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红军突然走了。乡亲们几经生离死别的考验，习惯了，没有引起大的震动，只是盼着红军早日凯旋归来。可是，外婆家里却不同了，老的太老，小的又太小，再没有人能撑起来这个家。外婆常常倚门而立，一次次翘首远望，盼着你快点回来。特别是临产的大舅妈，失去了你的照顾和安慰，经常凭窗默坐，闷闷不乐。一年过去了，没有你的音信，外婆一见我就流泪。我为了让外婆高兴，总是讲一些吉利话：“外婆，今天清早，我看到柿子树上有几只喜鹊，直朝着我们的房子‘喳喳’叫，准是我大舅要回来了。”开始，她还信以为真，说的多了，她听后总是抬起怅惘的眼睛，不经意地“嗯”上一声。舅父，你知道吗?一九三一年，红军一支队伍路过贺家桥，外婆听说了，拉着我的手，一口气走了六七里，来到大路上，眼盯着行进中的队伍逐个人地辨认，队伍过了一天，她靠着一棵树站着看了一天。队伍过完了，老人家绝望地坐在地上，叫着你的名字痛哭起来。我蹲在地上，不断给她擦去泪水，又安慰了她很久，她才拄着拐棍往回走。一路上，北风呜咽，树枝凄楚地摇晃着，树叶飘摇着落了满地。老人家哭泣着，多么凄惨呀!又一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你的音信。全家人在悲愁和绝望之中生活着。外婆想你想得像是得了神经病，眼睛都哭坏了，不过几年时间她就苍老憔悴了，脸上的皱纹又深又长；你未见过面的女儿，由于生病无钱医治，仅活了三个春秋；性情绵软的大舅妈，等了好几年，无奈地嫁人了……
一个曾经充满期望和欢乐、人称要“发财”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舅父，你作战去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呼唤你、寻找你，每逢遇到同你年纪相仿、容貌相似的老革命家，我都希望能从乡音和举止上辨认出你的踪影。我始终期望着，有那么一天，你能偶然得到我的信息，或者在某一个节日，你会突然地出现。今年一月，英山县委党史编写办公室给我寄来了你的简历，才知道你早已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在安徽丁家埠与敌作战中，光荣牺牲了。多少年来的希望，终于成了泡影，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为了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下一代人能过上好日子，无数革命先烈抛家别子、义无反顾走上战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舅父，你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您依然还在为革命事业忙碌着、战斗着，您永远地活着，而且永远是那么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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