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历任黄安四区、三区、一区的区委书记及便衣队长。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配合红军主力展开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掩护伤病员，搜集情报，发展革命武装。后我调任城区区委书记不久，一天，鄂东道委书记陈守信同志带来指令，说最近黄安县城敌人的兵力调动频繁，还从武汉运来了大批粮食和枪支弹药，估计敌人又要进行新的军事“围剿”，要我们迅速侦察敌“围剿”的时间、地点、规模、步骤、兵力等等，以便道委及时制定对策。
我们接到任务后，队员们纷纷要求进城。但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后，认为这次任务关系重大，时间又如此紧迫，可不能出丝毫差错。于是，我将工作简单地交代了一下，决定自己亲自走一趟。
黄安县城是鄂东通往大别山的门户，又是湘鄂西根据地通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另外，黄安县城也是当时鄂东反动派的政治中心，敌人在这里驻有重兵，流氓、地痞集中在这里，土豪劣绅、反动财主也纷纷逃到这里栖身。我们在城区活动，离县城近在咫尺，每一步行动都必须格外小心。为了掌握敌人的动向，我们经常派人到县城里侦察敌情，了解逃亡地主、劣绅们的活动情况，趁他们偶尔溜出县城回家时，瞅准机会干掉他们。鄂东道委也经常指示我们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及时地向我们的红军大部队和道委会机关报告情况，以便我们红军大部队和道委后方机关适时地制定斗争的措施。但是，我们城区便衣队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后来参加进来的本地人，他们进城侦察时容易被人认出来，危险性大，有两次差点捅了娄子。鉴于这种情况，侦察的任务只有落在我和另外两个外地同志的身上。我是四区人，城区的熟人少。另外，我们在城内有个秘密的联络站叫如茂店堂，店堂的老板是我的族叔，他是联络站的负责人。我去接头，比较方便、保险，如茂店堂老板也信得过。
这天，我带着两个非常机灵的队员出发，我扮成商人，两个队员化装成挑夫，挑了两担货，我们将短枪藏在山货里，大摇大摆地进了黄安城。进城门时，我送给了守城门的士兵一人两只狐皮，所以他们只随便盘问了几句，就放我们三人进去了。可是，事情真是不巧，就在我们穿过巷口，正要拐进东门岗大街时，迎面走来了四个喝醉了酒的白军士兵。他们一见我们挑着的两担山货，上来就抢，其中一个队员心里一慌，绊跌了一跤，把一挑山货弄了个底朝天。这下子露馅了，藏在山货里的短枪掉在地上。四个匪兵一见手枪，吓得乱叫喊，拔腿就跑。我们一看事情不好，迅速抽出手枪，丢掉了两担山货，一个劲地直奔城门。我们担心四个匪兵回去报告，关城门戒严搜查，那我们就危险了。还算幸运，我们跑到城门口一看，未发现异常情况，说明守城门的敌人还未接到命令。我们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出了城门，守门的匪兵连问也没问一声。任务没完成，还得进城。
当天下午，我们通知地下党组织派人去探听一下黄安县城的敌人对我们上午进城的反应。探听隋况的同志回来说，城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点骚乱也没有。我们考虑，可能是那四个匪兵喝醉了酒，不敢到上司那里去报告在城里碰见我们的情况。于是，第二天我仍带着两个队员化装成小贩进城了。进城一看，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虽然如此，我还是反复提醒两个队员要格外小心，不能再有差错。我们三人夹在人群里，非常顺利地来到东门岗大街。
东门岗大街是黄安县城最繁华的一条大街，这里布满了店堂、杂坊，小摊小贩的叫声不绝于耳，街上川流的人群中，有戴礼帽、穿绫罗绸缎的富豪商人，有斜背大枪、歪戴帽子的兵痞霸道于市。我的族叔开的如茂店堂就在这条大街的正中间。我们想先到店堂里接上头，然后再四处转转。可是，就在我们三人快要走到店门口时，我警惕地向四面环视，在我转脸扫描后面的人群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鬼鬼祟祟地跟在我的后面。这时，我故意停住脚步，突然猛地一回头，有意和后面的那人打了个大照面。那人先是一惊，然后掉转身子就钻进了人群，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了。坏了，这个家伙是天台山脚下的一个逃亡地主，民愤很大，我们四区便衣队几次想捕杀他，都没捉到，没想到他也逃到县城里来了。刚才他肯定认出了我，偷偷地溜走了。他是向敌人报告去了呢?还是怕我们抓他吓跑了呢?不管如何，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我忙向两个队员丢了个眼色，拐进巷口撒开腿就跑，离开了这个危险之地。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便去联络站接头了。两进山城，皆因偶然的情况，没能达到目的，我真是又气又恼。我心想：事不过三，再进一次!
第三次进城，我只单身一人，这样，目标小，容易行动。另外，头两次进城时，我都发现，城里的居民以及匪军的伙夫都喜欢烧松树(松枝上带松毛的小柴)。这种松毛柴油脂多，非常好烧，市民们买的多。挑这种柴进城，守门的匪兵从来不检查。于是，我就要战士们在就近的山坡上砍了担很好的松树枝，我挑着进城了。未进城门，我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城门检查很严格，没有白军发的通行证，一律只准出，不准进。当我挑着一担松树枝刚到城门口，幸亏，被白军的一个老伙夫看中了，他要我跟他一道把柴挑送到军营里去。
我心里暗暗地高兴，想进去还愁着进不去哩，哪有这样的便宜，不过心里是这么想，嘴里却故意叽咕了一阵，装成不乐意的样子。这个白军的伙夫看出我不愿送，说愿意多出几个钱，我听他还要多出几个钱，立即借机表示愿意效劳。由于伙夫带头引路，军营里通行无阻。我想，老伙夫今天怎么只买我这一担柴就回来了呢?莫非里面有情况，我装着傻乎乎的样子问道：“军营里那么多人，老总只买我一担松毛柴，够一天烧的吗?要不够的话，我回头再送一担来。”老伙夫连忙说：“够了，够了。今天家里人不多。”老伙夫说完了这句话，回头看了看我，又向四围瞄了瞄，大概是他觉察刚才说话泄露了军事秘密。
进了军营后，我留意地四处看了看，偌大的一个军营里鸦雀无声，部队都开走了，怪不得今天全城戒严了呢。我心里有了底了。卖了柴，老伙夫也如数地给我付了钱。我故意再三地询问老伙夫还要不要柴，老伙夫急得直摇手，叫我赶快出去。我将绳子结成一个绳扣拴在扁担头上，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溜达。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就走进店堂里或在小摊贩旁，佯装买东西，躲过敌人巡逻队。
中午时分到了如茂店堂，我的族叔一见我，大吃一惊说：“今天全城戒严，你怎么敢进来?”我说：“越是形势紧张，就越要来了解情况。白军不戒严，我就没有来的必要了。”族叔望了望外面没有人监视，就将我拉到店堂后面，告诉我：“昨天夜里，城里的敌人全部开到了七里坪，准备会合七里坪、郭家河的敌人‘会剿’天台山。”族叔提供的情报与我侦察到的情况基本一样。
我回到驻地后将情报立即报告了道委会。道委会迅速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陈守信同志指示我们城区便衣队向城郊附近袭击骚扰，牵制敌人的兵力，减轻敌人对天台山地区红军便衣队、游击队的压力。这次由于我们获得了敌人详细可靠的情报，采取了应急的有力措施，使敌人“会剿”一无所获，相反却遭到了我便衣队和游击队的打击，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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