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开始后，对我们苏区实行了“碉堡政策”，敌人每到一处就筑起碉堡，堡与堡之间又用木桩修起了鹿砦，连成了一条有形的封锁线，包围着苏区，最后连靠近山的村庄也都烧毁了。敌人企图把我们和人民隔绝开来，把我们红军饿死、困死。医院本来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了。医药缺少，有伤病就用土办法治疗，盐水成了消毒伤口的唯一药品。记得我脚上的那个伤口，因为天气热，长了蛆，但没有药，我用晾过的开水洗了洗，就拿一片树叶子贴上，用绑腿一缠就算了，直到伤口自己长好。
住的地方，就是在山上用树枝树叶盖起来的棚子，这些棚子在秋天还好一些，冬天一下雪，顶上落了雪，雪一化，棚内直漏水；再往后敌人经常大剿小剿，进行搜山，我们要经常转移，连这样的棚子也没有了，只得在崖石下、大树底下歇歇。至于吃的东西，油盐根本见不上，吃红薯根、野菜是经常的，有时还煮些嫩树叶吃。当时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的部队仍坚持在苏区，一旦部队来了能供给点粮食熬点稀饭喝，大家比过年时还高兴。到后来，敌人围得紧，连给病员烧点开水也不能在原地烧，因为一冒烟敌人就发现了，所以我们往往得跑到几里路外去烧水煮饭。总之，生活是困难的，粮食就更困难。
有一次，大概是九月间，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地主们非常狡猾，把粮食都藏得很隐蔽，一旦风声大了就容易惊动敌人，在附近往往搞不到粮，所以我们就和县委会(县委会机关和我们医院一直在一起)的保卫队，还有跟着我们逃上山的群众一起，组织了六七十个人，二十几条枪，到安徽省境内的红庙子去筹粮。
红庙子在叶集东南，离我们有百余里地。路程虽远一点，但不出去就要饿肚子。到红庙子，必须经过叶集的大沙河，河这边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梁冠英部队的封锁线。头一天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形和徒涉点，只好隐蔽在山里。
当夜，我们钻过了封锁线，找了一段浅水处徒涉了过去，河水不深，只到脖子。到了红庙子，我们点着火把，看见是地主的房子就进去，有粮食就用布袋、箩筐装。其实那里的地主也很狡猾，把粮食都藏起来了，米很少，就是谷子也不多，把谷子拿回根据地是不行的，所以搞到谷子又得当即将谷子去壳舂成米。就这样，跟着来的群众许多还没能找到粮食。我们六七十个人，打着火把到地主家里去找粮食，声势浩大，不久就被驻在周围的民团发现了。红庙子附近到处都是稻田、小土坡，根本没有山林，白天非得暴露不可，所以趁天还没黑我们就退了出来，往回跑。去的时候是空着手，而现在大都有粮食，有的还挑着箩筐、背着布袋，黑夜又看不见路，在田埂上走，脚一滑跌到田里去，都不吭不响地爬起来就走。紧走慢走，东方渐渐发白了，我们距河边还有六七里地时，发现民团追来了。
为了避免敌人掌握我们的路线，我们没有从原路回去。到河边，只找到一只无主的小船，这么多人，哪能都过去，只好先过去七八个人。因为忙着帮先过去的同志将粮食装到船上，等到船开走了，才发觉敌人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这时，周围只剩下六七个同志(其他一部分同志，直到后来我回到医院才知道，他们到河边前就分散上山了)，是不能抵抗了，幸好河边是一片茂密的芦苇和灌木林，在这紧急关头，唯一的办法就是躲藏起来。于是我就指挥几个同志和我一起潜在紧靠河边的芦苇丛中的水里。敌人来到河边就乱喊乱嚷，到处搜索，并向对岸打枪。河床有两里宽，过去的船，眼看只有两三丈远就要靠岸时，却被敌人打穿了，船慢慢地向下沉，真急死人，这时我忽然看见一个同志跳下水，幸好水不深，他们八个人就撇了小船背着粮食上岸了。我们七个人，全身都泡在水里，各人把粮食顶在头上，这样实在不好受。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还都背着步枪，渐渐地我浑身麻木觉得就快支持不住了，但粮食是多么的珍贵，特别是想起医院里的伤员们，暗自下定决心：只有死才能丢掉粮食。所以我们忍受着一切，静静地浸在水里，等待敌人退走。
敌人咆哮着，向可疑处乱放枪，直到下午也没有找到我们，最后只好怏怏地走了。天黑了下来，这时天公也不配合，下开了雨；我们在水里蹲了一天，又饿了一天一夜，实在累得很，想从这深水涉河过去已经是不行了，只好沿河边向上游走，再设法过河。半夜，听到河里的水被划得哗哗响，我们几个人悄悄地商议了一下，觉得与其再往上走，又摸不清情况，倒不如碰碰运气，就大胆地问话。原来是根据地的一家老百姓载运木柴去卖的一个木筏子，我们本来就相识，经过一说，他们就靠了岸。我们几个人上了筏子，顺着河水漂流，斜划着很快就到了对岸。过河后，我们找到早晨乘船过来的七八个同志和从下游过来的一部分同志，一共有三十几个人。
下半夜，我们回到了根据地的山下。脱离根据地已经几天了，现在的情况又不明白，看看天又快亮了，大家认为还不如明天白天回去好找些，反正是根据地了，地形熟，树林多好隐蔽，因此就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大家都很饿了，却没有一个人提起吃粮食。是的，背回来的粮食本来就不多，经过敌人这一追赶，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也失去了一部分粮食，粮食就愈发显得珍贵，所以同志们宁肯忍受着饥饿，只摘了一些嫩叶子拌着冷水吃下去。
白天上了路，大概离医院还有四十里路的样子，我们发现山上有个穿便衣的人晃过来晃过去，当我们和那个便衣相距有七百米左右时就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自己人。越来越近了，大概只剩下五百米时，我们从山崖下的一条小路过去。头一个同志过去了，第二个接着也过去了，这时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像一片火网似的向我们扫来，这时，我们才知道山上是敌人。幸好我们还没有完全暴露在火网下，就迅速地脱离了险境，但这一下我们又牺牲了三个同志，也丢了三袋粮。
这一天，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医院和县委机关，就转移到另一座山上。粮食少了，也就更合不得吃，就在山上挖了一些野菜生吃起来。大家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第二天，多数同志在原地不动，先派了几个同志分头出去找。
下午，终于找到了医院和机关。原来在敌人上山“围剿”时，我们的医院又转移了。因为是先派人找到了医院后我们才回去的，所以院长李云春和其他同志都出来欢迎我们，甚至有的少胳膊少腿的伤员同志也出来欢迎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我觉得有一股看不见的热流温暖了我的心头，泪珠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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