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才有十三岁，参军却已有一年多了，在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一团二营当勤务员，师长是徐海东同志。部队由南向北运动时，路过英山附近，联系上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工人委员长(相当于现在的区委书记)，上级留下一个连给他，准备一方面在当地创立根据地，一方面牵制敌人，并且派我给这个工人委员长当勤务员。
工人委员长姓刘，我已忘记他的名字，还记得他大约有四十岁的样子，个儿很高，脸很黑，两只眼睛是通红的，待人和蔼可亲；打起仗来坚决、机智、有魄力。我们这一连人就留在英山、麻城一带坚持斗争。敌人围剿甚紧，我们只好躲在山上。白天不敢行动，只有晚上下山，去土豪劣绅家中搞些粮食吃，也时常打击敌人。
没多久，我们的行踪被敌人发觉了。一天黎明时候，我们刚准备吃饭，敌人就占领了我们周围的山头，把我们包围在一个小山沟里。敌人向我们喊话：“红军已经完了，你们还不投降?”工人委员长看情况严重，便命令同志们坚决抵抗，向外冲。他鼓舞着大家，激烈的战斗从天亮一直打到午后。但终因敌众我寡，我们没冲出去，连长和许多同志都牺牲了。
阵地上枪声渐渐稀少，敌人从山上下来，开始搜索了!我和工人委员长带着仅有的两支短枪，躲在山上岩石缝中。敌人一遍一遍地从我们身旁过去，当时我真想趁机一枪摞倒他们几个，可是一看工人委员长那张严肃的脸，我就不敢乱动了。最后，敌人没发现我们，听见他们正在外边集合，心想可没事啦，可是我紧握着短枪的手，都已经出汗了!
天近黄昏，外面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蟋蟀都“唧!唧!”地叫起来，我和工人委员长才从岩石缝中走出。天黑以后，陆续从各个角落出来几个同志，我们一共集合了四个战士，和一个姓李的班长。工人委员长对大家说：“情况越来越坏了，山下都是白匪军，我们只能在山上坚持斗争了!苦是苦，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等到大部队打回来。我们在山上也不能叫敌人安静，叫他们知道红军并没有完!”工人委员长声音大起来，我紧盯着他那两只通红的眼睛。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革命好比爬高山，有羊肠小道，也有悬崖陡壁。谁要没信心就登不上高峰，谁挺着胸膛，就能爬上去。现在咱们就准备爬这段悬崖峭壁吧!”工人委员长又吩咐大家分头找能吃的东西，可是谁也不准点火，怕的是暴露目标……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原始人的生活，到处找野果子、洋桃、五味子吃，有时也在晚上下山去弄一些半熟的稻子粒来，因为还青着呢，就晒在山旁，留着一顿一顿吃。在山上隐蔽了一个多月，工人委员长曾派了两个战士下山侦察，准备行动。可是他俩一去就再没回来。不久，李班长和剩下的两个战士也逃下山去了。那是在一天清早，我发现李班长和那两个战士不在，又发现晒的粮食没了，就急忙喊工人委员长起来，等我们跑到山崖向山下一望，果然他们三个背着粮食已经走下山去。工人委员长不禁地喊了一声：“叛徒!”接着打了两枪，他们三个很快隐没在树林里。
工人委员长立刻对我说：“走，小鬼!赶快转移。”我们一口气翻了两座山，躺在一个山洞中，隐居下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日子就更艰苦得多。我和工人委员长成天在山上找吃的东西，有时忙累一天，才采来一包野栗子和洋桃，真是饿极了，我砸开带刺儿的野栗子，连着青色的洋桃就往肚子里填。工人委员长看看我，笑着说：“小鬼!好吃吗?”“不太好吃，涩得很!”我一边说，一边活动着自己麻木了的舌头。过一会儿，工人委员长又对我说：“小鬼!你不想和李班长一块儿下山去吗?跟着我多受罪!”我听了工人委员长这话，不觉得一愣，放下手中的洋桃，望着他，真有说不出来的委屈，我费劲地说：“委员长，你怀疑我也会去向敌人投降吗? 我出来可是革命的，报仇的。我不怕受罪，也不怕死!”“革谁的命?给谁报仇?”“革土豪劣绅的命，给我爸爸报仇!”“你爸爸?”“我爸爸叫财主家折磨死了!”我立刻想到我家遭遇的苦难，向工人委员长诉说着。“小鬼!别难过，我刚才是和你说笑话，你就认真了?我是怕你受不了这苦。”
“你能受，我就能受。我相信你的话是对的。”“什么话?”“革命能成功的话，我爬着也要跟着你找到咱们的部队。”工人委员长对我笑了。接着，他一面抚摸着我的光脑袋，一面给我讲他们打土豪救穷人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也懂得了些革命的道理。月亮已经冒出山头。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忽然感到身上动了一下，睁眼一看，只见工人委员长正给我盖上他那件土布短褂子。我立刻爬起，把衣服还给他，他坚持叫我盖上，说我人小受凉会闹病的。我听了真感动，当时觉得只有工人委员长才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工人委员长很喜欢抽烟，可是在荒山上过了一个多月，哪里还有烟。有时我见着他时常拿着小旱烟袋在石头上磕打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知道这是他的烟瘾犯了。山上有些桐子树，树叶落下来，晒干了，焦黄的和烟叶差不多。我拾了一些，送给工人委员长，他看了可真高兴：“嗬!这玩意儿，还真顶用呢!”于是，他把衣服上的补丁撕下一块，搓成绒毛，用小火镰打着了，就抽起这种特制的“烟叶”。我看着他吐出一口口的烟圈儿，比吃一顿饱饭还过瘾哪!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我们一边找着吃的，一边也储存一些“粮食”，以备更艰苦的时候用。所谓粮食，不过是些野果子、洋桃、五味子和些半熟的稻粒。可是山下的敌人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一天早上，工人委员长对我说：“小鬼，叫你到山下去侦察一下，你敢去吗?”“我早想下去看看情况，怕你不让我去，我一直没敢说。山下到底啥样啦?咱们得活动活动才是呀!不能总在山上坚持。”“是啊!我还不是和你一样着急，可光着急能行吗?李班长投敌啦，敌人一定想要抓我们，所以那几天我想先避一避。这几天山下没动静，你可以下去探探消息，问问红军的情况了。”于是，工人委员长告诉我该如何隐蔽自己，如何应付盘问的人，如何从人们口中探知红军的消息。另外，他叫我化装成要饭花子。其实用不着化装，我们已经两个多月没剃过头、洗过脸，浑身破破烂烂，人家一看就会相信我是个花子的。
临行时工人委员长又叮嘱我一番，让把我的手枪留下，怕遇见人搜查暴露了真相。沿着崎岖的小路，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山下。这时已经将近中午。因为肚子饿，我摘了几个生辣椒吃了。在不远处，我看见有座小茅屋，孤零零的没有左右邻居，我四外看了一会儿，也没有其他人活动，我就靠近大门口，想喊房里人出来。一想，自己是来要饭的，加上当时肚子也真饿的慌，就很自然地喊了声：“大爷大娘!给点饭吃啊!”话没说完，一条大黄狗跑出来，疯狂地向我就扑。我一时隋急，用一个粪筐挡住，忍不住地掉下了眼泪。一个白发老大娘出来了，看见我褴褛不堪的样子，同情地说：“哎呀!看这孩子多可怜哪!你等着，我给你盛碗饭去。”不一会儿，老大娘端出一碗南瓜白米稀饭。我接在手中，饭还热烘烘地冒热气呢!我感激地望着老大娘，说不出一句话，愣在那里。老大娘可急啦：“瞧你这孩子，还不快点吃了，饭都要凉了!”嗬，真香啊!多少日子没见到米啦!吃到嘴里，顾不上嚼烂就滚到肚子里去。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眼泪又一下子涌出来，我怕老大娘看见，低下头，叫眼泪掉在饭碗里。
这时，又出来一位老大爷，他问我：“孩子，你是哪儿的人哪?”“河南光山县的。”“你还是苏区的人哪!”老大爷说到苏区，就把声音压低，四处看了一下接着说，“你咋出来的呀?”“家中叫白匪烧光了，我是逃难出来的。”我一见两个老年人都是穷苦人家，老大爷又透露出对苏区的认识，我才敢这样回答。老大娘见我吃完了，接过碗去又要给我再去盛，我不好意思地推辞着，老大爷又开了腔：“天下穷人帮穷人，你是逃难的，一路上受尽了罪，就在咱家吃顿饱饭吧!”说着，他又叫我进到他的外屋。我就又吃着第二碗，一边还与老大爷攀谈，想知道些情况。我问：“老大爷，我想回家，你说路上好走吗?”
老大爷考虑了一下说：“原来我们这一带也是苏区，如今叫白匪占了。你要回家可不容易。既然你没家了，还不如到苏区去。听说……”老大爷悄悄说，“听说麻城西北宣化店一带就有红军。”我听说离此不远就有红军，心中高兴得一失神把筷子掉在地上。老大爷要给我换一支，我告诉他我已经吃完了。老大爷还想留我住下，我说山上还有一个同伴眼坏了，不能走路，我得去照顾他。老大爷听了，就叫我带点饭，我一看稀饭也拿不了，也不好再扰人家，就拒绝了，只要了老大爷一点烟叶和一小块火石，准备给工人委员长用。于是，我就道谢辞出。我离开茅屋故意转了一个圈子才转回到上山去的路。
刚翻上第一个山头，在一条小路的拐弯处，突然有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呀!真是大吃一惊!原来正是李班长!真是冤家路窄，不料他竞在这里等我。我恨自己没带枪，不然，我非和他拼了不可。“小鬼!工人委员长在哪里住着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不说我非枪毙你不可。”他狡诈地盯着我。“你们下山了，工人委员长抛下我也走了。我下山给人家做短工活着呢!”“你上山干什么?”“给人家送烟叶。”因为我身上只有烟叶被他翻出，就借口编着说。“别骗我，小鬼!你明明下山找吃的来了，这是给工人委员长带的烟叶，你不说出他在哪里，我带你进城关起你，进监狱!”我一听他真投了敌，还想害我们，我真恨死叛徒了，难怪工人委员长想打死他们。这时我就想，怎么对付他昵?只有先跑掉。这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从身上掏出一盒烟卷儿，又说：“小鬼!怎么样?红军完了，你们和我们一块去，有吃的有喝的有抽的比受那罪强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想点火吸烟。
我当时坐在脚跟上，一看他要划火柴，我乘机一蹬脚，拐下山去就跑。等他站起我已拐过山角十几步远。听到他连放几枪，也没打着我，一口气我又跑回老大爷家。翻过短墙，我先藏在后院草垛中，直到天黑，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变化，才从草垛里出来。我喊了一声老大爷，他俩老人家一见是我，就问出了什么事?我说碰见白匪想害我，老人家就叫我睡在他家明天再走。老大娘把我带到下屋去睡，可是心中有事睡不着，我心中一直惦记着山上的工人委员长，也惦记着叛徒是否会再来搜查我。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没到夜深时，外面有狗咬声，由远而近，我想准是叛徒带人来抓我了。我立刻起来在院内巡视了一下，见墙角处有一个大鸡窝，没有鸡在里边，就试探着钻进去了。不久就有打门声，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大爷出来了，好像在院内站了一会儿才去开的门，又听见白匪们进来问他看见一个小孩儿没有，老大爷一口说没看见。又听见白匪们翻腾、搜查一遍，一无所获地就走了。
大爷关上门，大娘就问：“那小孩儿跑哪儿去啦?”“是啊!我刚才出来看了他一下，见屋没人我才开的门，谁知道他藏哪儿去啦!这孩子倒很机灵。”我听他们这么一说，就从鸡窝中出来了。老人家看见我可高兴了，老大爷拉着我的手就往屋里走，一边小声问：“你是红军吧?”“是，大爷!”我坦率地向老人家说我们想找部队，山上还有一个同志。老人家居然答应我，由他想法领路护送我们去找部队。
很快地我去找到了工人委员长，然后我们在大爷家议定，由大爷为我们带路去找部队，我们用了一天一夜时间穿过敌占区沿着麻城西北方向到了宣化店，找到了我们久别的部队。
师长徐海东同志这时已经是二十五军的军长，参谋长戴季英同志还接见了工人委员长和我，并给了老大爷几十块银圆，感谢老人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对部队的无私帮助。参谋长并对我们说：“你们这一段经历太有意义了，将来部队打回英山，你们再到山洞中把你储存的‘粮食’找出来，叫大家看看，看看红军是如何战胜苦难和敌人作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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