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六时，我们出发了。这时天下着大雨，路又窄，泥又深，前面部队走不动，后面的战士们烦得叫起来。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一个山脚下。部队原地休息了。从前面来了一位老乡，我问：“老乡，前面是什么山?”“前面就是巴山。”“山有多高?山上有人家没有?”“山可高呢!上山七十里，中间七十里，下山还有七十里。我听说以前山上出土匪，谁也不敢从山上过。”这时前面传来了叫走的声音，我们就开始上山。
越往上走，山越陡。走在稀泥烂浆的路上，同志们的腿上都沾满了稀泥。大家冒着雨，边走边哼着民间小调儿，一直爬上了半山腰。从这儿还是看不见山顶。山又大，树林又深，越往上爬路越小，常常向前爬一步，一滑就向后退三步。于是，只好把带的干草垫在稀泥里，勉强向上爬。后来干草也垫完了，走到陡坡的地方，只好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向上爬。真是不凑巧，两个战士的鞋陷进泥里去了。大家只好帮他们扯掉衬衣袖筒，给他们把脚包上，鼓劲向上爬。我一个不小心滑倒在地上，滚了五六尺远，觉得头有些晕，用劲爬起来又走。八班长看见了叫我：“副排长，你头上流血了!”我用手一摸，可不是，头上划了一条大口子。但不知怎的，我并不觉得痛。天空不断地下着麻麻雨，浑身衣服都湿透了，肚子也饿了。在一个转弯处，看见我们连的三个战士，因身体不好，掉了队，坐在路边上。王有才、李信、周子兴三位同志看到他们，便自动地把枪和子弹接过来背上，扶着他们前进。病员同志也表现出顽强的意志，拼命地随着我们往上爬。
正午，快到山顶时，冷风吹到脸上，像针尖似的扎着痛。因为山顶很冷，天空下的已不是雨而是雪了。雪花落在身上，我们的湿衣服结了冰，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响，可是同志们的情绪还是那样的高昂。王有才、李信等同志喊着：“不怕刮多大的风，不怕下多大的雪，不论山有多高，也阻挡不了我们红军战士的前进!”同志们鼓起了勇气，一直爬上了山顶。
走完了上七十里，这时，大约是下午三点了。大家坐下来休息，拿出了冷包谷，包谷冻得像冰豆一样，嚼也嚼不动。嘴里渴极了，跑到树根前摘下冰条送进嘴里，像吃冰糖似的，嚼得格巴格巴地响。眼看天快黑了，我们爬起来又走。越走，鞋底越高，两条腿老是打晃荡，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坐下来一看，鞋底结了很厚的一层冰，打也打不掉。我心里想，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爬起来又走。这时，我突然发现路上有很多深红色的脚印。我问：“王有才，你和李信、周子兴脚下怎么有红印呢?”他们一看，鞋底的后半截都没有了，脚后跟冻得像西红柿一样，冰把脚后跟割了几条大口子，直流血。我说：“你们的脚流血了，还能走吗?”他们说：“我们的身体像钢铁一样，没关系，能走。”
又走了十多里路，天黑了，睁着眼睛看不见人，高一脚低一脚，非常吃力，不断的跌跤，扑通的跌倒了，赶快起来又走。同志们的身体跌痛了，手跌伤了，但都一声不吭，咬着牙往前赶。到了半夜，八班长说：“病人一点也不能迈步了，好人也实在走不到了。”我说：“这怎样办昵?一没有房子，二没有火烤，住在雪地上一晚上不就冻死了吗?”八班副说：“上边有棵大树，我们就在大树下蹲一晚上吧。”我说：“只好这样了。”我们到了大树底下把雪扒了一扒，两个人共用一床单子，把身子一蜷，挤得紧紧的。由于极度的疲劳，大家都似乎没有感到冷，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就听到王有才在叫：“天亮了，起来走吧!”大家睁开眼睛，你瞅着我，我瞅着你，都成了自胡子小老头了：头发、眉毛，全是一层冰霜。被单上积了很厚的一层白雪。我说：“好吧，起来走。”嘴说起来走，可是两条腿冻得像冰棒一样，就是怎样也爬不起来。王有才的身体很壮实，个子又大，他咬着牙用拳头就在腿上捶，他连捶了几下，扶着树爬起来了。他又把我们拉起来。那三个病人，脸色苍白，一点也站不住了。他们怕拖累我们，心里忍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说：“我们不走了，不要带我们，你们走吧。”我们说：“那怎么能行呢!你们在这里不是饿死就是冻死，我们一定要把你们背过山去。”我们一个人背两支枪，王、李、周他们三个人背着病号一起走。二十六小时内没有吃什么东西，忍受着饥饿与严寒的折磨继续前进，两条腿直打颤，走走歇歇。我说：“同志们，加把劲，要克服困难!翻过山就好了。”
快到中午，好容易又走完了中七十里。休息了一会儿，又走了七十里。走下坡路省劲得多，病号同志也不用背了。我们都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边走边谈着打仗的故事，不觉又走完了下七十里。
经过了两天多的时间，我们终于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饥饿、严寒与疾病的痛苦，战胜了三七二百一十里的大雪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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