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靖甫,并不是父亲的原姓名,他原名叫蓝树荣。父亲曾跟我们提过改名大致的经过:大约是1943年后,他从部队转到地方公安系统工作,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化名保护自己,因此父亲改了姓名并一直沿用下来。靖甫是他选的名字,姓肖是为纪念一位曾救过他命的同姓老伯。
父亲是湖南华容县塔市镇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坎坷与悲壮是父亲童年的写照。祖父靠租种地主土地度日,在父亲2岁的时候,祖父被地主逼债,压力过大,得了一场大病,无钱医治。可以说,祖父是被活活逼死的。祖父去世后,与父亲一同生活的两个叔伯哥哥,先后做了学徒,后来参加了桃花山的游击队。父亲的姐姐因家境贫寒,过早就出嫁了,家里只剩下母亲、父亲,还有他的一个小弟弟。不幸还在继续,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们的叔叔,在5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也没了,短短几年一个完整的家庭分崩离析。
祖母、父亲,娘俩靠亲友接济度日。即使这样,我的祖母一个铜子掰两半花,仍供应父亲上学。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面对生活如此坚强,又如此有远见。父亲生前曾跟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些温暖的场面,父亲上学来回要走二十里路,细心的祖母每顿饭都要给他加一个鸡蛋,而鸡蛋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是换米、面用的。有一次父亲放学路上不小心绊在石头上,大脚趾甲都踢掉了,祖母就用茶叶、瓜瓤浸洗,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背着他一圈圈在镇上转。尽管我们没有见过祖母,但是对这样一个对命运不屈服的老人,心中充满了敬意。
“独打鼓,独撑船”,父亲加入红军
到底祖母还是走了。在父亲11岁那年,祖母因病去世,父亲成了孤儿。那是他最潦倒的时期,有时住在姐姐家,有时东家住一个月,西家住一个月,吃百家饭,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受,真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孩子是如何撑下来的。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记得父亲曾说,在他的弟弟去世那一年,祖母曾给父亲算过命,算命先生说父亲将来是要“独打鼓,独撑船”,意思是将来只能靠自己。短短几年,父亲身边的亲人相继离去,似乎也暗含了父亲若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
命运的转折点来自于第二年,也就是1930年。这一年红六军解放了塔市镇,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军,对于朝不保夕的父亲来说,跟部队走是一个绝佳的生存机会。父亲与我姑姑商量此事,姑姑起初并不想让她这个苦命的弟弟走这一步,因为参军就要面对战争,她不愿看到年仅12岁的弟弟“壮士一去不复返”的结果。但父亲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打定了主意难以更改,就此父亲“被逼上梁山”,走上了征途。
参军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父亲只有12岁,长得瘦小枯干,招兵的同志感觉他太年轻,不同意,父亲人小主意大,虚报了两岁的年龄,又说自己的两个叔伯哥哥同是军人,恳求对方留下自己。对方好奇问起父亲哥哥们的名字,其中还真有人认识。他们告诉父亲,一个哥哥在解放监利县时已经牺牲了。对方可怜父亲的身世,决定收下这个孩子。1930年七月,父亲加入了红军,“独打鼓、独撑船”的时刻开始了。
军旅一波三折,经历首长遇害
父亲在部队的生涯可谓是一波三折。1931年,时任红三军红9师师长的段德昌看到父亲人小鬼大,机灵勤快,很是喜欢,亲自点名父亲做他的警卫员。段德昌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指挥员、军事家,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2年,由于他坚决反对时任湘鄂西边区主席夏曦所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因此在第二年的“肃反”中遭诬陷,被抓了起来。
据父亲回忆,夏曦曾让段德昌承认错误,段师长提出要承认错误有三个条件:一、巩固和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二、执行毛主席路线,在有利条件下给敌人坚决回击,反对逃跑主义;三、派部分部队恢复洪湖根据地,因为丧失了洪湖,武汉就直接面临威胁。对此,夏曦一条也不承认,下令杀害了段师长,段师长死时年仅29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为其亲属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对于当时亲眼目睹首长遇害的父亲,我想他是非常悲愤的,为其遭遇鸣不平。
1933年,父亲参加了湖南李县攻坚战和龙山攻坚战,随后还参加了湖北沙市的
对敌作战,曾两次负伤。1934年10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5年9月,父亲成为红二方面军四师十团四连指导员。他在率连参加湖南永顺县攻坚战期间,因战功突出,被授予了“模范指导员”称号,而后任红二军二师团四师政治部宣传干事。
1935年长征期间,因空气稀薄断水断粮,不少人晕倒在地。父亲与四师十团总支部书记李杰良四处寻找粮食,后来居然真找到了,父亲用母亲留给自己的6块大洋交换下来,帮助全团(约几百人)走到了哈达铺,得以缓息。
险些丧命,被总指挥贺龙救下
更惊心动魄的经历还在后面。1935年,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将队伍拉至西康。一天,父亲和战友陈盛银突然被五花大绑,关了禁闭。父亲闹不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拷打、审问,多日后他才弄清,原来自己说了句“部队西进,不晓得前途会怎样,还不如北上去找毛主席”。这本是当时大家心里的由衷之言,却被扣上瓦解部队,欲逃跑的罪名,对方不容申辩,将父亲判处死刑。第二天早上,守卫给父亲送了一顿断头饭,拉出去马上就要行刑。就在这生死存亡时刻,可巧贺龙总指挥来到宿营地,贺老总本有别的公务,但看到被行刑的人不过是个十六七的红小鬼时,大吃一惊,连忙制止,然后老总与师保卫部进行交涉说:我不相信一个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会逃跑?就这样在枪口下救了父亲。当父亲得知是贺龙总指挥救下了他,泪如泉涌,他想见总指挥感谢救命之恩,但总指挥早已离开了营地。这也是父亲一生很遗憾的事,没有机会当面向贺老总致谢。
从士兵到干部,父亲从头再来
父亲命是保住了,但是受处分无法避免,他被解除了职务,开除了党籍。至此,他从营职干部降为士兵,直到1950年才彻底平反。其实早在1938年,晋绥120师就做出了取消处分并恢复党籍的决定,并下了通令,但父亲当时在游击区,战争条件下未参加会议,上级单位和他本人也未接到通知。
尽管父亲受了处分,成为普通士兵,但并没有影响他对革命队伍的忠诚,他一步一个脚印,凭着自己的能力,从士兵成为干部。1938年5月,父亲重新入党,当年7月任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四连连长、指导员,并带领全连参加了五台山包围战和岚县突击战。1939年又成为三五八旅新兵营教导员。1941年,父亲被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选入中共晋绥分局党校学习。两年后,成为公安总局审讯员。解放战争初期,做过平鲁、大同、左云等县的公安局长,参加土改运动,后来重新回到部队,任晋绥军区八纵队六十七团政委、六十八团代团长,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和绥远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师政委,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河北省军区顾问等职。其实我想说的是,父亲在受了处分之后,没有失去信心,在被冤枉的情况下,能够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顾全大局,靠自身努力重新获得认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此可见父亲的内心多么强大和坚强。
生活中的父亲严格教导我们
生活中的父亲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平时他工作忙,顾不上照顾孩子们,但只要他在家,就会通过言行给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
父亲要求我们学会节俭,不要浪费。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碗里边的饭吃得特别干净,一粒米也不剩。我记得有一回吃饭,碗里面没扒拉干净,还被他训斥了一顿。这个习惯我们现在一直在保持。
对父亲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从来不让我们有一种特权感。父亲在省军区工作时,单位给他配用专车。他从来不让我们乘坐,即便是我们同路出门想搭个车也不行。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们:“车是工作用的,是国家给配备的,你们不能乘坐。”
父亲还非常注重我们的艰苦锻炼,记得当时家在保定,大哥有一次去北京,他让大哥步行走到北京,当时大哥也就十三四岁。父亲坚持让我们当兵,父亲说经历过部队的磨练,对以后的人生道路很有利。我们几个子女都有当兵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话非常有道理。
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享年65岁。父亲这一生,曲折坎坷,这也造就了他坚强的信念。父亲就像一部“书”,值得我们细细地阅读、学习,只是他老人家过早去世,再也没有与他相处谈心的机会了,这也是我们子女们的遗憾。近日,遵从母亲的意愿,将父亲的骨灰从华北烈士陵园迁移到双凤山陵园红军墓园安葬。
真正是:少小命多舛,仗剑出湘关。投身革命路,四海扬征帆。机缘遇贺龙,枪下险生还。负重忍辱路,忠诚照青天。英雄多磨难,军魂代代传。
家史概括
父母双亡,肖靖甫11岁成为孤儿,历经坎坷的童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切只能靠自己,肖靖甫在部队中成长、成熟,即便是身受错误对待,依然踏实工作。他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一个出色军人内心的无比强大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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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你是否还能记得你的父辈、祖辈们,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他们的为人处世,人生智慧又是如何传承影响着你和后人,如果你愿意倾诉,请分享你家族的历史。□文/图 本报记者 丛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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