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鹤峰县红土溪打给养的战斗中，为掩护贺炳炎团长突围负了令重伤，后来住进麻水军部医院治疗。那是一九三三年农历五月，正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肃反高潮的时候，自从中央代表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分会工作以来，在“纠正立三路线”、“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和“肃清改组派”的口号下，他把革命队伍内部犯有认识错误和一般工作错误的同志，以及反对过或者不同意他们的路线的同志，都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帽子，当做“肃反”对象。许多无辜的同志被杀害了。“肃反”运动再加上敌人的军事“围剿”，使二万五千多人的队伍锐减为三千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在我们这支．红军队伍濒临崩溃的时候，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战场上，我们又奉命展开“火线肃反”。就在几天前，段德昌师长也被枪杀了。段师长从洪湖突围后，面对着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围追，带着部队千里转战，在经受了七个昼夜艰苦奋战之后，他满带一身炮火硝烟刚翻身下马，就被扣上“改组派”的罪名，被捆绑逮捕起来。我们熟悉、敬重段师长，他有勇有谋，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也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战场上，他使敌人闻风丧胆，在革命队伍里，他对同志犹如兄长，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段师长被害的消息传来，许多同志失声痛哭，悲痛欲绝，尤其是我们这些跟随段师长战斗多年的同志更感到切肤之痛。段德昌同志的死，对部队的士气是一个空前沉重的打击，大家情绪低落，军心浮动。本来在“肃反”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解恨，认为把那些混进红军里的奸细杀尽除绝，这是对革命负责，是必要的。可是，后来越杀越多，我们连长被杀了，排长被砍了头，甚至连个别战士也被怀疑为“改组派”，惨遭处决。这不分青红皂白的肃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19危，这一切使我感到不可理解了。红军内部怎么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呢?那些我非常熟悉的战友怎么也成了反革命?难道还有在战场上端着枪冲锋陷阵，向国民党反动派勇猛冲杀而毫不畏惧的“反革命”吗?这严酷的现实，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似的。渐渐地，我熟悉的领导和战友越来越少了，直至段师长含冤被杀，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我们一腔盛怒深深地埋在心里，跳动的心在淌血。尽管那时还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凭着朴素的感情，凭着直觉，痛切地感到中央代表这样搞是错误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我从纷乱的思绪中惊醒。我一看，贺老总大步走进了病房。我们挣扎着想坐起来，贺老总连忙招呼大家躺着别动，他亲切地挨个询问了伤员的情况，挨个地安慰大家。看到我们的贺老总，听着他那浓重湖南口音的亲切问候，我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他，竟说不上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贺老总转身看到了我，疾步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深情地问道：“李娃子，你好哇。”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热乎乎的亲切话语了，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连忙回答说：“老总好!”贺龙同志高兴地回过头向同来的关政委介绍说：“这就是当年天门李市乡暴动的乡赤卫大队大队长，他们用四把大刀缴了四条‘汉阳造’。”那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的事了，可贺老总还记得那么清楚。贺老总说完后，又俯下头仔细地查看了我的伤口。我的左眼被敌人的开花弹打了一个大口子，由于医疗条件差，伤口仍未愈合。贺老总在我的伤口周围抚摸了一会儿，抬起头向关政委详细地讲了我负伤后坚持爬着找部队的经过。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找到部队时，伤口已经恶化腐烂了，长满了蛆。由于情况紧急，部队就要转移，贺老总亲自派了担架把我抬走，临走前还指示经理处，要他们发给我一套绿哔叽军装。贺老总说完又转身问我：“伤口还痛吗?”我再也忍不住了，双眼望着贺老总哽咽着说：“伤口倒是不痛，可就是心痛哇!”贺龙同志猛一敛神，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缓缓地抬起头，微微闭上眼，他的嘴角不听使唤地在抽搐着，看得出他是想说点什么，可是沉默半晌，他依然没有作声。我意识到我的话深深地触痛了他的心，他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啊!整个病房陷入了沉默，只有不平静的心在跳动。贺老总烦躁地踱了几步，强压着内心的感情，面对着大家说：“同志们负伤是光荣的，大家好好养伤，争取早臼重返前线，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天明的!”说完，他用深沉而坚定的目光久久地扫视整个病房。他那灼热的目光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坚强的信念、感情，传给了我们。他那句“总有一天会天明的”心声，强烈地鼓舞了大家坚持斗争的信心。贺老总这句话虽然说得很含蓄，可我们都听得明白。因为那时肃反扩大化搞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干部战士之间在一起喝杯茶，吸袋烟，借把扇子，都会招来横祸，被扣上什么“喝茶会”、“碰头会”、“扇子会”、“兄弟会”等等罪名给抓去杀掉。贺龙同志在那种环境下，尽管没有明说，但话中的含义却毫不含糊。贺老总I临走时，又一次挨个和同志们握手道别。当他再一次来到我的身边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说：“好同志，要有信心，总有一天会天明的，多保重。”我含着泪，用力摇撼着他的手臂，泣不成声地回答说：“老总，你……你自己也要多加保重啊。”“总有一天会天明的。”果然，云开雾散见光明，我们渴望着的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了，会师后，批判和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从而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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