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党重点围剿我红二、六军团，我主力部队为了寻找战机，向桑植方向转移。当时我十七岁，在四师十二团当传令员。因为我年龄小、个子矮，团首长和同志们都爱抚地叫我的小名一尼姑。这次转移我们是前卫团，要开辟通路，还要抗住对面来的敌人，因此，部队走得很急，一会儿爬山，一会儿走田坎，连夜前进，天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走窄路就更难了，那一夜可以说不是走过来的，而是跌跤跌过来的。可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还是活蹦乱跳地执行首长给我的任务。
天刚晓，部队进到陈家河以西山区，就跟东路来的敌人一陈耀汗部五十八师接火了。卢冬生师长命令我团顶住敌人，等待主力，好把草包陈耀汗吃掉，于是，激烈的高地争夺战就展开了。下午，天下起了细雨。敌人占领了我们撤出的山沟北面的高地，自以为得势，又继续攻击我们山沟南面的高地。这时，卢师长命令我团和十团从两侧出击，把敌人反击到山沟里去，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它。实在说，一天来我们早就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冲锋号一响，大家就跟离了弦的箭一样，直向敌人扑去。我们团长、政委腿快，跑到最前边去了。我们团部这三个直属班一警卫、通信、侦察班也没有一个落后，紧跟着首长前进。虽然敌人火力很猛，但我们很快就冲到了半山腰。
当靠近敌人时，我们向敌群投了一排手榴弹，炸得敌人号叫，我们的劲头更高了，趁着烟雾就向上冲，正在这时，我的左臂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扭到背后去了，手里握着的一颗手榴弹也掉在地上。政委警卫员喊：“尼姑，你负伤了。”这时我才感到胳膊有些麻木。我本想把它从背后移过来，但它一点也不听使唤了，政委警卫员跑过来，帮我把胳膊扭到前面。
这时我感到胳膊像刀剜一样地痛。看到伤口泉眼似的往外冒血，我意识到这一定是骨头被打碎了，动脉管被打破了。政委警卫员立刻从我腿上解下绑带，给我包扎起来。开始，我还咬着牙忍受着，再后来眼前一黑就人事不知了。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听不到枪声，也听不到炮声，更听不到我熟悉的同志们的喊杀声，周围寂静得很，好像连空气也都凝住了。我无力地张开眼，看到直射进来的阳光，不得不又把眼皮紧闭起来。我意识到，天晴了，战斗大概也早已结束了。但我马上又想到为什么这里没一个人呢，难道同志们都走了吗?我不禁战栗了一下，又勉强地把眼睛张开了。
我躺在一张大床上，床是红油漆的，亮得可以照进人去，室内很零乱，但一些东西很讲究。我估计这一定是个老财家，是担架员把我抬到这里来的。我用右手支撑着坐起来，看到床上铺的垫子都沾上了血，上衣也被血浸得黑紫，那些干了的地方咯巴咯巴的硬。我把眼光慢慢移到胳膊上，血还是浸过厚厚的绑带往外流，里边像刀刺的那样痛。我不吭一声，紧咬着牙，忍着，忍着。这时，我的头跟斗一样大，耳朵嗡嗡地鸣，口干渴得很，真盼望能有个人来给我一点水。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还水米没进呢，口里简直要冒火，我实在耐不住了，颤抖着右手，鼓足力气想走下床来。刚一侧身，右手触到了放在枕边的挎包，无意中提了一下，听到钱响。我有点奇怪，打开来看，当啷掉出来七块银圆。这一下可把我吓呆了，身子就像瘫软了一样又躺在床上了，鼻子一酸，就呜呜地哭起来。
凭我过去的经验，每逢部队转移，不能携带伤员的时候，组织上就给留一些银圆，把伤员寄到老百姓家里。我也经常听说，被寄起来的伤员同志，如果遇到好的老百姓是可以把伤养好，甚至还可以找回部队，但也有很多同志遇上老财和白匪地方民团被杀害。我哭，倒不是怕死，当时我虽然不懂什么革命理论，但从我十三岁参加红军起，我就知道只有消灭白匪军，打倒地主老财，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简单道理，敌人的白色恐怖一年比一年厉害，我对敌人的仇恨也越来越深，个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我哭，是想到自己的伤这样重，年龄又小，没有主意，离开部队怎么办?跟不上革命依靠谁?红军，那就是我的家呀!我呜咽着，泪珠顺着眼角一滴滴地掉在枕头上。
我的右手紧紧地攥着银圆，更感到组织上对我的温暖，哭得也就更委屈起来。衣袋里的东西垫得我腰痛。我用右手掏摸出来一颗手榴弹，这是我挂花时掉到地下那一颗，政委警卫员帮我捡来装在口袋里的。摸到手榴弹我全身就有了一股劲，泪也止住了，霍地坐起来心里想：有它护身我就可以找到革命，万一碰上白匪军就和他们拼，炸死他一个够本，炸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我绝不给红军丢脸。于是，我下得床来，吃力地走出门外。
村内还是静静的，大概老百姓都跑远了还没回来。我想大便，就慢慢地向就近的厕所走去，大概是失血过多的缘故，头发涨，四肢酸软无力，好不容易才走到厕所里。当我解完大便站起来的时候，猛然浑身忽悠一下，就晕倒在厕所里了。“尼姑，尼姑。”我在昏迷中听到熟悉的声音呼唤。我无力地把沉重的眼皮抬起来，一看是“鹤峰老”。他搀扶我到他们住的房里，我又看到轻机枪班长罗坤山、重机枪班长胡云卿，他们都关心地让我卧到床上，要我好好休息。“鹤峰老”是诨号，他的真名我忘记了。我们是一个班的，他和胡云卿是上次战斗挂的花，在这次部队行动时赶队到这里的。罗坤山和我一样，是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被寄放在这里的。原来他们互相间也不认识，但因为伤势轻一些，可以走动，因此，在昨天晚上就找到一起了。
看到了亲人，使我悬着的那颗心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尽管我浑身像瘫痪了一样，伤口剧痛，但我真是从心底里高兴，精神这才好多了。当罗坤山告诉我部队打了胜仗、往东追击去了的消息之后，我也和他们一样高兴起来。同志们把我看作自己的亲弟弟一样，自己忍受着伤口的疼痛，精心地照护我，给我弄水弄饭，看到我的伤口还往外浸血，没有药，就再给我紧绑带，企图把血管按住不让血再往外流。怕我伤痛，三个人轮流给我讲故事，对我体贴得真是无微不至。我年龄虽小，但我懂得这是同志的爱、阶级的爱。我被这种爱感动得几次偷偷地掉下眼泪。
下午，又陆续来了十来个伤员同志，他们说，我军全歼敌军五十八师，缴获两门山炮。这一消息真是振奋人心。参加红军以来，我们打了无数次胜仗，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缴大炮的胜利。大家心里发痒，想去看大炮，都忘记了自己伤口的剧痛。不知是谁提出来明天赶队的倡议，大家一致响应，我也是恨不得立刻找回部队上，罗坤山他们考虑到我伤重，建议晚几天走，但我不愿因为我一个人连累大家，坚持让他们先走。后来胡云卿责备地对我说：“尼姑，不要说了，阶级弟兄就是亲骨肉，我们一定生死在一起，绝不抛开你。”
大家留下来陪了我几天，这几天，他们对我格外体贴。当时搞到一点粮是很不易的，但他们总是让我吃饱，还经常亲切地问我，疼不?饿不?要喝水不?能大小便不?简直就跟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心里真急，是我拖住了他们，但我不敢再催他们走。我知道这样做他们不但不会同意，还会对我提出批评，我只有怀着衷心的感激，承受着同志们的照顺。我的伤口整整流了三天血，经过同志们的治疗终于止住了。大家为我高兴，我心里也光亮了，和大家一起说笑起来。
在村里住了四天，同志们看我好多了，决定赶队。罗坤山安慰我说：“尼姑，不要怕，走不动我们扶你。”行军开始，我劲很足。伤口痛我不管它，腿打弯我也硬挺，同志们走多快我走多快，大家说笑话我也跟着乐，就这样，我们边走边休息，走了二十几里我也没有掉队。后来爬大山，开始我也是鼓足力气走，但走不远我就透不过气来了，头上的汗雨点似的往下淌，伤口一阵阵地剧痛，腿也不听使唤了，深一脚浅一脚地着不准地。罗坤山看我支不住了，跑过来要背我。我不同意，最后是胡云卿他俩架着我爬过了大山。就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一天才走了四十几里路就宿营了。
第二天刚上路不久，看到营长李文清牵着马在路旁休息。他是在上次战斗中腿部负了伤，看到我们就立刻亲切地握手问候。他听同志们说我流血过多，就要我骑马，我推了半天，执意不肯，最后他命令着，同志们劝解着，终于胡乱地把我推到马上了。李营长就瘸着腿在后边跟着，我心里真是不忍。我们沿着部队追击的方向前进。路上很少有行人，各村的老百姓也都跑远了。我们这一小队伤员除了有一匹马可以轮换着骑一骑之外，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外援，每天经过艰难的行军之后，到宿营地也不能得闲，要自己去搞柴搞米，打水做饭，有时在宿营的村里搞不到粮，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搞，那就更是累上加累了。尽管如此，同志们始终把我照护得很好，到宿营地之后首先把我安置在床上休息，还给我打热水，要我洗脸洗脚，吃饭时总是吃完一碗盛一碗，有时搞到的米少，饭不够吃，他们就把我的饭碗盛得满满的还压了又压，要我吃饱。在同志们这种温暖关怀下，一路上我根本没受什么委屈。
受着鼓舞的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当伤口折磨我的时候，我暗暗地咬牙忍着，决心和同志们一起，赶上革命。就这样，我们连续走了五天，终于追上部队，回到了我渴望的家。我永生感念同志们。如果不是他们对我精心的无私的照护，我是不可能赶上革命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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