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凌登脱离蒋军后，四出流落，行至湖南省岳阳县时，加入了岳阳抗日剧团，参加了为援助绥远抗战及宣传抗日主张的募捐义演。几个月后，又来到长沙，投入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此间，他与从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相识，在徐老的推荐下，1938年夏天，何凌登赴延安，入陕北公学，编入第4区队41队学习。1939年1月，又编入抗日总校第四大队第一中队，时为抗大第五期学员。
在火热的抗大生活中，何凌登认真地学军事、学政治、学社会科学、学民众运动的知识。这一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疯狂围攻陕甘宁边区，何凌登积极响应校党委“开荒种地，解决衣食”的号召，参加开荒种地等劳作，荣获“劳动模范”称号，并被评为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
1939年6月，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学，何凌登随队前往，历时二个月，行程2500余里，于10月上旬抵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县一带。1940年1月，他从抗大毕业。4月初，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至四四旅司令部任作战参谋。1940年9月至次年9月，何凌登故任三四四旅新六八八团司令部作战参谋。那时，旅、团两级司令部机关中的参谋人员，多系红军长征干部，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与较高的业务水平。何凌登虚心好学，取人之长，补已之短，工作能力得到提高。这一年．他荣获该团“模范干部”称号。
“皖南事变”后，何凌登所在的新六八八团改为二十八团，活动于宿县、蒙城、怀远、凤台地区，在极端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何凌登英勇果敢，吃苦耐劳，随部转战于津浦路两侧。游刃于日伪顽的夹击中。1941年5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上级要求主力部队地方化，二十八团被分散到各县地方武装中，何凌登被调到新四军三师十旅司令部教育科任参谋。
1942年11月，日伪军对淮海根据地大举“扫荡”。为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部队地方化、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其问，何凌登主要协助十旅首长做主力部队地方化及地方县大队上升主力团的工作。1944年底，他被选调三师司令部作战科任参谋。他工作中肯动脑筋，善于总结；反应敏捷；办事洒脱、作风雷厉风行，起草文电出手快，质量高，常常得到首长的表扬。
1945年9月，三师奉命挺进东北，何凌登升任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参加了四平保卫战。1946年9月，三师主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何凌登升任侦察科长。这一时期，他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接连发起的三下江南以及夏、秋、冬季攻势等战役，及时准确地为纵队首长和司令部领导提供敌军情报。1947年底，他与吴为真结婚。
1948年5月，何凌登改调任二纵司令部作战科长，参加了伟大的辽沈战役。同年11月，二纵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次年初，何凌登随军开进山海关内，参加平津战役。6月中旬，继续挺进中南。一路追击国民党残部至两广。
1950年1月，三十九军回师中原，驻扎在河南省漯河地区，何凌登负责营房基建工作，接着又参加了整治颖河水利工程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组织2万余名官兵助民劳动。同年6月，他提任为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以原四野第十三兵团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为主编为东北边防军，并命令三十九军于8月初全部集结于辽南地区，整训备战，待命入朝作战。何凌登奉命带领作战部门的同志星夜编制部队车运计划上报总参谋部，协同有关部门通知全军立即停止休假。并催促休假、公差人员归队。
同年8月26日，中央军委批准组织赴朝先遣小组，为我军援朝作战作准备，小组成员共计5人。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 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内定先遣小组以中自驻朝鲜武官的名义出现，武官组组长为张明远。9月19日下午，武官组成员前往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召见，并作重要指示。25日，何凌登等人乘车入朝，予次日抵我驻朝使馆。即受到金日成首相接见。之后，武官组兵分两路，何凌登与汤敬仲、黎非去汉城；张明远、崔醒农去元山。10月12日，武官们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赴朝勘察情况。13日，何凌登团到三十九军营地，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 。
10月19日晚，何凌登突发高烧，又拉肚子。浑身无力，彻夜未眠，但仍不肯休息。第二天下午，他告别妻儿，直奔辽阳火车站，集合队伍，准备部队开拔。21日19时30分，三十九军指挥所随该军第一梯队从安东鸭绿江桥入朝，何凌登去第一辆指挥车上带路。过江百余公里，时近午夜，恰遇美机低空夜袭，车队遭俯冲扫射，何凌登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在指挥车上，时年35岁。(郑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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