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气风发的年月
我 是在解放上海的炮火声中， 母亲从山东南下到上海，途经蚌埠时生下的。父亲顾不上我们， 在淮海和渡江战役后， 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 成了上海警察局的接收大员， 组建了上海军管会公安部。两个月后又南下福建， 领导了福州、厦门两市的接管工作， 组建了福建省的公安和检察机构，并筹备打下台湾后的接收工作（然而这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在特务组织屡屡破坏水电、交通、治安、金融……治安工作难度极大的建国初期，是父亲工作最繁重、但也是他最意气风发的年月。他组织培训了一批公安干部，广泛搜集情报，掌握国民党各种组织的情况，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父 亲一直从事政法、公安方面的工作，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公安部副部长。每当我们在欢庆佳节的时候，往往是父亲最操劳的时候。1965年的国庆节 晚上，父亲在上海陪周总理在市府礼堂看演出， 散场时正赶上人潮涌动，汽车在人流中难行。突然有人大叫：“周总理在汽车里！”这一喊， 行人全涌向汽车，大家都想亲眼看到平日只能在报纸、电视上才见到的总理。众人情不自禁地抬起了总理乘坐的那辆轿车。 情况万分紧急，当时已来不及调动警察 。父亲走出汽车，向周围的人群喊话：“上海工人阶级是有觉悟的，让我们一起帮助总理的车通过！”父亲和几个保卫人员手拉着手，走在车队的前面，边走边喊 话，车队在他们身后缓缓行进。在父亲的指挥下，不断有沿途群众加入了这支“排头兵”的队列，看热闹的群众终于松动了，让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
而 父亲走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那只因在战争年代得丹毒而长期浮肿的脚像发面似的胀得发亮。一到家，秘书就让赶紧准备热水，给父亲烫脚。他说：“你爸爸累坏 了。要不是他的沉着和果断的亲自指挥，要出大事……” 父亲自己却什么也没提起，因为对他来说，这非但不是什么成绩，而几乎是保卫工作的疏失。
父亲性格刚强，雷厉风行，讲原则，黑白分明，对人对己都严。母亲说在战争时期，父亲在驻扎的老乡家里开会，商量的都是机密的行动计划。按保密条例，母亲不能听，就让她抱着孩子出去。母亲站在院子里等，甚至是大冬天的夜晚。父亲大概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差不多吧。
在北京时，母亲和父亲在一个部里上班，父亲乘小汽车，母亲骑自行车上班。父亲的汽车当然从不送我们上学。我的大哥和二哥在西郊的101中住校，礼拜六下午回家，有时为了省几毛车钱，从起码五十里外的学校走回家来。
虽 然家里的经济状况远好于普通老百姓，可父母在生活上一直要我们节俭。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南蹲点。有次回京汇报工作，吃饭时不知为什么突然 对我们发火，说你们去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连地瓜叶都算是好的。父亲还说起他到一个村子去时，村干部摆了一桌好菜招待，他气得扭头就走，随后就把村干部给 撤了。父亲要全家吃食堂。他吃小灶，我们吃中灶，炊事员到食堂帮忙。父亲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从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
母亲常常在下班以后挑灯夜战，把我们短了的裤腿接长，磨破的袖子打上补丁。我们一家穿的布鞋都是保姆做的，特别是父亲左右脚不一般大的鞋子，和他总爱穿的那种几条布交叉的藏青色的红军鞋。我们从小就自己补袜子，哥哥还会纳鞋底。我是家里最小的，我总是穿姐姐的剩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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