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建设史》中提到父亲——
“1958 年10 月，整风运动结束。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东单、东四区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对右派分子攻击党，抵毁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整风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两区先后共有779 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包括整风反右以后经东城区委批准的漏划右派）。他们中有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如：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张迅如等。”
母亲回忆道：
1957年，全党全国发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大运动——反右斗争。当时张迅如是东城区区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几个系统的工作并兼着六十五中校长和支部书记。正是年富力强、思想成熟、干劲十足的年华，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辉煌年代，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运动将他打倒了。
反右开始时张迅如还是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文教口的讲座学习、提高认识、民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进入揭发批讲阶段。根据上级的批示，要他定时、定量（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打出党内外的右派来。在他所管的这几个系统里成千上万人中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张迅如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在汇报运动情况会议上，他提出个人意见：“反右斗争是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团结革命队伍，统一人民意志。这是好事。但这又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我们打对了对革命有利；打错了那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我得实事求是，不能乱来。”
经过一段时间揭批仍没进展，上级领导很快就撤销了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组织群众揭发批评他对反右斗争的态度。说：“你张迅如反对反右斗争，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进而撤销了一切职务，交群众揭发批斗。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么多右派，尤其是那些成了右派的老党员，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了？获这么大罪过，又是批斗辱骂又是开除党籍又是降职降薪又是劳改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事人不是过世就是已步入熟透的晚年。经过五十次的花开花落化作泥土，当年的娃娃已成娃娃的祖父祖母。无数人的青春、血泪或生命换得人们的思考，艰难地推动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向前发展。如今，互联网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基本可以言无不尽了。许多当年的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在网上。
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的父亲，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区教育部长，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切了然。
三件事情。说来话长。
第一宗，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如是。北京市要提拔一个1936年的党员作教育局副局长。提名者是北京地下党老领导，将要提拔的是解放前在北京地下党领导下做中小学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都熟，有感情。可是解放区、国统区的工作性质、工作作风都有区别，刚开始合作互相不惯。父亲等多数不同意要提拔的人。又提出自己的人选，我查了一下，父亲提的人选是毕业于山东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在解放区学校工作的老党员。让大家提意见后，很快命令就下来，既定的副局长走马上任。那主张提拔的在心里就结了疙瘩——不同意者不是自己人，为后来中央让打右派埋下了种子。
现在看来很正常，比如现在两校合一，磨合二十年还没习惯呢，建国才一两年，两支队伍合并要同舟共济、水乳交融需要时间啊。
第二宗。转眼到了1954年，北京市委出了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我手头有全文），用我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决定不错。在说了教育界整体形势后提出了存在问题：许多学校教育质量很差，学生成绩不好。1953年高考平均成绩不及格者占投考学生总数的70%。44个高中，只有7个平均分在60分以上，其余37个学校平均分不到60分。其中七个学校总平均成绩不到40分。还有思想混乱等问题。《决定》找问题的缘由：解放时间不长，旧社会的影响尚未去除；师资力量不足；制度不完备；现有基础很差等等。接着《决定》提出要实施的措施：必须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目标；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提高教学水平；加强管理、考核制度的建立；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市、区教育主管应钻研教育业务，深入基层积累经验……
决定也有不周之处，于是在征求意见的“九位中学党员校长座谈会”上，不管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地下党，还是解放区中学来的老教育工作者，都提意见。（我现在只知道当年九位名声显赫的北京市中学校长中的六位：郝仁初、杨滨、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和张迅如）依我现在看，不过是每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处世方式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罢了。
父亲为人处世一目了然、一眼见底，天真地认为“入党多年了，既然是在党的会议讲话，讲对了领导上作参考，讲错了就批评，党的会议嘛，说完了就完了嘛又是专门征求意见，那么我就发表意见吧。”在会上咚咚咚说了一大堆：
“教育局依靠两种武器推动教师，一个是授课计划纲要，像绳子拴着教师前进，另一个是统一考试，像鞭子赶着教师前进。许多措施都是从分数出发，好多教师成了‘分迷’，流传的口头禅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成绩排队、分数挂帅，一切决定于高考成绩，使中学校长的唯一任务是教学，学生负担很重。学生说：‘现在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造成学生忙乱负担很重。”“教育是缺乏方向，小孩看马戏，哪打锣就往哪跑！”
父亲一直在成绩比较优秀的学校工作，教师抓得紧是可能的。“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学生忙乱负担很重”，就跟刚刚在2011年会议上讲过的似的，闻者准能叫好。没错，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可那时普遍教学质量也真低，上级要提高教学质量，您这么说，提出“五四年决定”的领导当然不爱听。
第三宗，到了反右末期。打不出右派又说“右派，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打。打右派打对了，为人民立一功，打错了你就是害了一个好同志！……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行了，右派就是你啦。就这样，父亲，一个抛弃个人一切，站到左派共产党的队伍里的老党员，被一张纸条开除了二十年的党籍。讲古的书上说，某某一夜急瞎了眼。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从我所能见到的原始文件看，真是，父亲喜爱的郝仁初、杨滨、晁涌光……无一不是从抗大从解放区进京的。和父亲合不来直到最后用一张纸条通知父亲“开除党籍“的，无一不是原城工部的地下党员。这些老地下党到文革时期无一不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批判！
这是干什么？都是共产党员，都在为人民谋解放图幸福，为什么打下江山后要这么煮豆燃豆萁？
再往根儿上倒，我们可以看到，从苏区时期中央就在搞宗派、搞窝里斗：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土生土长的和出国留过洋的不对付，上过大学的大知识分子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互相较劲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刚建国，枪杆子打天下的就把城市里做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抓了起来，从延安出来的周扬就把同在上海左联工作的胡风整到牢里去了。斗来斗去，“反右”反被“文革”，四清的办法反在文革中被“请君入瓮”……最终，反右、文革，挑得从上到下自己人斗自己人，搞得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不是吗？
建国初，由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党内一部分同志增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针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1950年3月，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的工人阶级光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农、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而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真正这样履行，党的整体队伍也没有跟上这一思想，党不能解放全人类，何能解放自己。
天下可以逆取，却只能以“顺守”。政权是怎样获得的，民众往往会很健忘，他们关心的，是新政权能否给予他们旧政权所不能给予的一切：快乐、温饱、安定、安全感以及比这些基本要素更“高级”的民主、自由和文明。
高压下的生存
母亲回忆反右之后：
从五七年七月到五八年初，经过半年的批斗，张迅如因激烈的刺激突发青光眼并发白内障，几乎成了失明的瞎子。
五八年初张迅如二十年的党籍被开除，行政降两级，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郊区农场劳改三年。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一只手终身残疾，眼睛又被整瞎（半盲）了，在劳改农场喂猪放羊，困难可想而知。张迅如被定为右派去农场之前，儿童医院党支部找我谈话，令我与张迅如划清界限和他离婚。白家这个几代革命家庭也容不得反党的“右派”。我的已在中央、北京各大部作高官的叔叔姑姑也逼我离婚。为了不连累四个孩子将来的前途，我只好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违心地和张迅如办了离婚手续。
这时孩子们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从此我自己带着四个孩子，忍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与生活上的煎熬。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的不敢来往，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切断。从此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什么叫世态炎凉。就连我们这个白姓大家族也容不下我这小小的白清延。那才真叫孤身无助。那时只有我的三叔三婶敢理我，我有苦闷委屈就在他们面前倾诉，有时痛痛快快哭上一场，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
一九五九年北京麻疹、中毒性痢疾大流行，儿童医院重病房一天死好几个患儿，我被调入重病房。一天24小时都处于抢救患儿性命的紧张状态，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那年除了老大亚平，三个孩子同时患上了麻疹。我把他们锁在家里，由九岁的老大照顾他们，每天熬一锅稀饭自己热着吃。我的老大非常懂事，她给妹妹、弟弟喂饭喂水，半夜里还等我回家才睡。有时看天气不好要下雨，还到医院给我送伞送雨鞋。我看到孩子那可怜的小样忍不住泪流满面。
—其实那时的事我都知道。生活让我懂事早，晚上睡得少，大人以为我们睡了大声说话，我都听见了……
我看到，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父亲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正是闹灾时，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烤得金黄的窝头片！那是父亲在劳改时从发给自己的每个窝头上切下一小片，放在炉上烤干，一片片攒下来，有机会回家时带给自己的一群孩子。那时已十岁的亚平常一个人默默地想：爸爸在炉边翻烤这些“点心”时，一定惦念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和曾饿得昏倒、浑身浮肿的妈妈。
在京郊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是右派劳改之处，父亲的活儿是养猪。几乎成为瞎子的父亲看不见光线暗的地方，残废的左手也不行。猪圈门上下三道用牛皮绳捆住，一只手解不开，只得用牙咬帮忙，一手加一口开猪圈门。天天如此，一天六次。一次让管理人员看见了，说你拿牙咬那多么脏呀！父亲苦笑着说：我只能拿牙咬！这位名叫肖业勤的同志忽然发现，噢！你是个残废！他建议上级给父亲“摘帽子”：“他可不像右派呀！第一根据他的身体条件，一个残废军人，一个瞎子，他的劳动就是好。第二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思想要求是严格的。”
1961年12月给父亲摘了右派帽子。这期间他一直在上诉请求甄别，同时北京市、东城区许多老同志也确实觉得整错了！“别看我带着个右派帽子，可是我在北京市不臭！”他自信地说。父亲慢慢在“缓”。
没有工作、在家养病期间，父亲自制梅花针自己治疗眼疾；广东人，总是要尽力吃好，用两根筷子做了个丁字形工具，一只手磕鸡蛋，给我们摊煎饼。父亲烧菜手艺很好，咖喱牛肉、香酥鸡，在平锅上煎带鱼，几乎不用油。——好好活着！在一次与舅舅等家人的闲聊中我听到父亲说我有个理想，将来能挣一辆自家的小汽车！——其实父亲和所有男人一样，爱小汽车，梦想着能有自己开的小汽车。可是父亲没活到这样的时代。看看如今满大街跑着私家车，父亲会怎样想呢。
1962年12月分配他到北京27中当副校长。回到市里，回到教育工作队伍。父亲在恢复工作的同时，即刻抓紧了对一群儿女的素质教育。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说，有个领头羊，后面一群羊都好好的了——老大学习不用人操心，弟弟妹妹个个学习成绩好——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在班上站起来读自己的作文，弟弟妹妹们也个个写得好文章。只记得父亲用桌子一角和另三个同样的角给我们讲成语“举一反三”和当我们得到一些成绩后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对我写日记、练大字的赞许。父亲送弟弟和小妹上体校学游泳，那时很少有人送孩子上业余游泳班的；给眼睛不好的大妹妹置琴，四处奔走求师。请老师，不光交学费还给老师买月票。那时一般人用胡琴都买几元一把的，妹妹的二胡是78元的。有人算过那时的十元相当于现在百元的价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常响着《光明行》、《二泉映月》、《良宵》或《赛马》。
一天，父亲从委托商行买回一架手风琴！这在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掀起一环美丽动人的涟漪！不日，来了一位懂音乐的大哥哥邹晓勋，是65中学生，我们开始跟他学琴。父亲顶着自己多舛命运而特别关注子女全面发展整体素质。
后来我们姐妹仨都进了北京市少年宫艺术组，我在手风琴组，大妹成了民乐队唯一的女生，小妹在舞蹈组。那就是现在的艺术特长班，但不要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
70年代后大妹妹全盲，自己开的满墙字画的按摩诊所里，不光有诊疗床，还有电视、收音机、二胡和手风琴——一个精神高贵的盲女。我不论到内蒙插队还是从军服役，手风琴伴我在水利工地、在军队粮库、机场、坦克营，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奏响着乐观美好的背景音乐。至今相聚，伙伴们还会喊一句：亚平！带上手风琴！
1964年
记得六十年代住灯市口，一天晚饭后，父母携我上王府井遛弯，我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面对繁华街市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只听爸对妈说：“再不能让孩子过兵荒马乱的日子了。” 父亲和所有百姓一样，渴望安稳日子。
他多才多艺，写得一笔好字、一副作报告不用打稿的好口才。他那么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在最悲愤的时候也会引吭高歌的！父亲抛下自己的痛苦，奋力为儿女创造不再有痛苦的人生。
1965年，15岁的我要入团，团组织要求对父亲的右派问题要有认识。为了女儿的前途，父亲留着眼泪违心地批判自己，和母亲一道帮我写出入团申请书。
1966年，天下大乱。
母亲回忆：
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将老账翻出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右派”。老右派翻案，更加残酷地斗争。在二十七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关押在学校不让回家，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挂上“右派”牌子不让坐车。批斗时脖子被打出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一脖子不给包扎。因自己抓把土按住伤口止血，被剃了阴阳头。批斗时专打他残废的手，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
一天我一进门看见小女儿毛毛正在哭，我吓得赶快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不见了，他留下纸条走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张迅如是不想活了，寻死了。我看到抽屉里的药瓶子全空了，他把所有的药都吃下，走了。我带着毛毛跑到楼下，遍野地找，没有找到。
天黑了。二十七中来电话说张迅如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现在北大三院抢救，叫我马上去医院。我把毛毛留在家里去了医院，看到他还昏迷不醒。
从六六年到七二年，六年苦难的日子。张迅如被关，我被批斗，老大老二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去了。家里只留下儿子、小女儿毛毛。儿子十三岁，小毛毛才十一岁。我把家就交给他俩了。毛毛做饭管家。
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张迅如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一切政治待遇，安排了工作。二十二年的冤案平了。然而，二十二年的好年华再也找不回来了。
结束语
一切都过去了，反右、文革，所有折腾，都过去了。
1978年北京市为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刊登于《北京日报》。在父亲启发下一直学而不辍的弟弟以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考上了大学。我经历关外十年后回到了北京。大妹妹出嫁生下了儿子，三代人团团圆圆。父亲知足地说，咱家很幸运啊，一场浩劫，完整地全熬出来了。没死人、没伤残、没疯了的。
他被选为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八十年代初政协不像现在这么忙。我想，其实是个闲差，是一种对过去事情的抚慰和敬重。父亲何等聪明，怎不明白？他领了这份情，坦坦荡荡与东城区的新人、老人和睦相处，做着自己人生最后的工作，也本性不改地观察着、批评着世间公平与不平之事。
儿孙满堂
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父亲仍未动摇信仰，对祖国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改革开放后，始终在为了纯洁教育事业这片净土奔走呼号。有人想以他的名望用来打开学校做买卖之路，他不同意：“学校就是学校，学校赚钱有辱斯文。” 改革开放后与越南西贡的伯父联系上了，伯父来信对父亲说，“老家还给你留着一份你应继承的家产，包括一天也走不完的橡胶园和果园。”父亲说，我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党员，怎么能继承地主兼资本家的地产？最终也没有去越南老家看看。有人说，假如您当年听了家里的话，不参加革命而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回来至少也该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他听了一笑了之。
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从未给家人子女谋过什么私利。
病危临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老馆长来看望，父亲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我的大女儿，在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那位老人说“噢，听说经院图书馆有个女孩子为了上北大学习，连刚怀了的孩子都不要了。”“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啊！”父亲说。其实，为了念书牺牲孩子是在父亲的支持鼓舞下做到的。直到这时，我才知父亲在中央级的高校有这么位过心的战友。他从未想过让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女儿从北京市属高校调到中央级高校，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句话一个暗示。
幼时并不懂得父亲家有土地而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什么；年轻时并不懂得什么力量支持着从小衣食无忧的父亲抛弃富贵与安逸、到苦寒北地吃小米黑豆图的是什么。长大成人才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尊严拼死奋争的信念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一切都过去了，父亲已作古人。
1989年春，一向食欲很好的父亲，突然拒绝进食。住院。肾动脉硬化，肾衰。在医院挣扎了八个月，最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想拖得太久，最后不用抢救。”11月13日，父亲走了，刚过七十大寿。
二十年来，写过上百万字文章的亚平，却从未写过最爱我的父亲！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若写就要想，而，不敢想。伤口上结的痂，一碰则彻骨之痛！做饭时看到西红柿，会想到收入很低的年代，父亲在隆冬为生病的我买来三元钱一个的西红柿用糖拌了给我吃；儿子病时，会想到自己幼时发烧，母亲忙着在儿童医院看护别人家的孩子，是父亲，用酒精浸湿毛巾给我擦身做物理降温……
直到今夏，一位多年的同龄好友提醒我，写你的父亲吧，你不写，没人会知道，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父母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是的，世人也不会知道，今天，我们能够一步步走入民主社会是经过千万人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但愿，一切都过去了，不要重来。
退休之后我参加了学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艺术团，立刻，老教协副会长臧吉昌教授建议秘书长俞坤一教授带着我到乐器行，买了一架96贝司手风琴。我从来没拉过这么大的“鹦鹉”琴！1800元，自己买是不可能的。俞老师说，你若能拉更大的，咱们就买120贝司的。在和臧吉昌教授交谈中我惊异地得知，他建国之初是著名的25中乐队指挥和演奏员！当时父亲正在25中做校长！谈起张迅如，臧校长也是充满了崇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登长城
这是缘么？
父亲没了，父亲的学生们和我在一起，相携而行。
父亲，在人生最悲凉的年代为我一生高尚、多彩的精神生活的打下了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老教协为我晚年生活的美丽与精彩作出了物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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