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9日，在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临时给的一间小窑洞，我们举办了个简单的结婚典礼。参加结婚典礼的人都是我的长辈，谁也没有闹洞房。他们一走我可就紧张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弄得张迅如也不知所措。他以为我后悔了。其实我就是害怕，我说我想妈妈了。没办法，他开始哄我，干脆不睡觉了，给我讲起他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杀敌立功、打仗负伤的故事。一直讲到天亮。
—新婚第一个夜晚，他给我讲了这些。
故事讲完了，天也亮了。这天早上我们没有到食堂去吃饭，他给我煮了挂面，还有鸡蛋，在延安，这就是最好的招待了。
1945年9月，大批延安军政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建立新政权。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占胜利果实，也往东北运兵，企图首先占领东北大片土地。这就使我们面临边打仗边接收征地的任务。
这样，我们结婚一周就随冀热辽大队奔赴东北迎接“接收工作”。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融合在革命中，与长途行军同时起步，相伴同行了几十年。
他们不知道，今后几十年婚姻生活不仅有幸福，还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这是后话。
1945年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
14万国民党军海、空运送，11万中共军队千里长征。至11月底，从各解放区和延安调往东北2万名党政干部和11万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称之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我的父母，就在这支千里长征的队伍中。
母亲的回忆录里说起自己十七岁时的故事：
张迅如在队伍里是年轻的，负责打前站。大队人马到宿营地时，他们已经号好了房子，烧好了水，做好了饭。他就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把部队安顿就绪后，就给早已睡着的我打水泡脚、打饭，然后把我安排在住房的炕角休息。
房东们对我特别好，老大娘看我年纪小，也喜欢跟我说话，问长问短:“你这么小，父母舍得让你出来？不心疼啊？”
有的指着张迅如问：“他是你什么人？照顾你这么好？”
我说：“他是我哥哥。”
老乡们都羡慕我们能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军队。
1946年1月我们到达察哈尔承德市。
在承德住在避暑山庄里，看到院子里打扫卫生的是没回国的日本女人，所有中国人对她们都是唾弃的态度。“也挺可怜的。” 妈说。
正要向沈阳挺进的时候，上级命令延冀大队就地分配工作——沈阳已被蒋军占领，是我们主动放弃的。通过辽宁省政府人事科，我和张迅如被分配在三区，张迅如当区委副书记，我在妇联。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对旧政权反动组织搞清算斗争。
三个月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原抗大校长罗瑞卿在一次军区干部会上看见了张迅如，知道他现在地方上工作，就命令他马上到冀热辽军区组织部报到，回部队去。军区组织部长是原抗大教育部长胡耀邦。这样张迅如就被安排到冀中纵队一旅当组织科长。我当收发，一同前往。
1946年，承德，父亲27岁
1946年3月，我们完成了那一带的剿匪任务。军区组织部又把张迅如调军区当组织科长。胡耀邦部长见我们时笑着说：“你这么小，别跟着部队跑了。送你去晋察冀军区白校学医去吧！”我听了很高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医务工作。于是我带上组织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去了晋察冀军区驻地张家口。
同年，父亲复员到张家口市立中学任教导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要在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筹办一所既是正规中学又是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张家口市中学校。当时张家口市没有中学，有钱人子弟上中学要去北平。新建的市中有高中班和初中班，还办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亟需的班，如地方干部班、师范班、文化班、文艺班、附属夜校等。设置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博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还有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共十三门课。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张家口，驻军决定撤离。我的父母所在的白校和张家口市中都在这支队伍中。
战火之中，距离作战前线并不远。后方随时有追兵，前边会碰到遭遇战，空中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侦察、扫射、轰炸。但是所有的教师、学生没有一点恐惧感觉，只是后来才知道，只有以郝仁初校长为首的校领导最紧张，他们要对这三个学校师生安全负责，随时同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争动向，听从军区和边区政府批示，寻找和规划最好的行军路线，然后一边前进，一边为大队人马留下前进的路标。
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步行千里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在途中还抽空上课，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学校于11月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到达西黄泥村后，张家口市中、女中、回民中学三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校。（《在革命洪流中》北京一零一中校园文化丛书）
1947年艰苦的环境下，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没活下来。妈说，其实心里是挺高兴的，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白求恩医科大学读书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我跟妈说要去西柏坡参观。妈告诉我，“你爸在城南庄住过。西柏坡还有西黄泥村，那山上埋着我的第一个孩子。”
1948年1月，边区联中迁至石家庄市郊柏林庄。
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区，边区联中与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同年9月12月迁至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9年2月底至3月初，学校师生随解放大军陆续迁入北平。
我很惊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父母竟能留下那些珍贵的照片！历史的瞬间啊。母亲说，你爸爸，知识分子，有个情调，只要周围有边区报社的记者（父亲的学生）或照相馆，他都会请人拍下照片。
是的，所有照片背后都有父亲留下的文字！
新中国 红旗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用昂贵的鲜血、无价的生命为代价，改天换地，建立了新中国。
对于父母来说，不仅比死去的年轻战友幸运，也比活着的，落户在祖国各地同志更幸运的是，父亲随着唯一进京的解放区学校（即后来的101中）在1949年进了北平；恰在这时，母亲完成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学业，随父亲一道，落在了建国之前刚刚定都的北京。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医务工作者，无论怎么说也是幸福无比的了。
祖国已是天翻地覆，打天下的共产党执政。热爱祖国的父亲不愿让侄儿们在越南当少爷，将他们从越南召唤回国。在华侨学校补习汉语和功课后，有的考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山东工厂工作，有的凭自己磨制光学玻璃镜片的手艺在武汉安家，有的在广东华侨农场种田。
三十而立。1919年出生的父亲沉浸在革命胜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十多年党龄的年轻老干部，立过特等功的残废转业军人，风华正茂。多年部队经历养成的真率、正直与单纯，加上热情奔放的性格，正适合在学校与青少年学生水乳交融。公家配备公车而不坐，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条件端着师道尊严而不端，三十多岁的校长与学生共同奔跑在篮球场上。他慷慨解囊为贫困学生交纳学费，感动得学生跪谢共产党的校长！他慷慨激昂动员年轻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然，大会上的激情讲演，魅力，想必是肯定的。
1949年9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大中中学改名为育德中学，并让郝仲青先生主持育德的工作。为了给郝老创造条件，于1950年1月8日成立19人的董事会，其中有李锡九（董事长）、吴玉章、李维汉、刘仙洲、张迅如等人。在代理校长张迅如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对育德进行整顿。很快学校的工作便步入正轨。（爱新觉罗•溥筠《七秩扬芬话大中》《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
父亲在22中
后来育德中学又改为22中。父亲在这里作校长到1952年。以后又在3中、25中、65中工作，成为五十年代北京九位党员名校长之一。
学生不仅将父亲看作校长更看作可以依赖的父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天傍晚，一声拉着长音的“信——”让我飞跑到街门信箱前。邮递员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一枚修长洁白的信封立在信箱里。小而圆的字于净利落又有些单薄地掉落在信皮上，像是，零零星星的水滴。我举着信跑到爸爸面前，爸爸看完又将那页信递给了我。上面大致是说：“我病了。学生孤身在京，举目无亲，可以依靠的，只有您了……”那是个父母都调出北京，只身留京求学的大哥哥，正在65中读高三。爸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孩子。当晚我同父亲一同从灯市口到朝外东大桥一座纺织研究所的宿舍，看望了那位病痛之中投书呼救于自己老师的学生。只记得，在一间约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还有一架在我看来是巨大的手风琴。
那洁白的书简使我，一个十岁小女孩悟到：父母不在身边时，最可靠的是老师。父亲是这样好的老师，他掂出了信笺所载不动的“信赖”之重，他没让学生失望。
几十年过去了，我家与那位学生失去联系后，我曾多年保存着那封感动过我的信，并且，一直喜爱白色细长的信封。邮电部门未规定统一信封之前，我总是用白色道林纸自己糊信封的。十年浪迹关外，那封信丢失了，那份感动存在我的心里，总是新的。（亚平：《书信》）
后来这位学生成了我们小院几个小师弟妹拉手风琴的启蒙老师。
父亲的道德文章使教师以得到其首肯为标准——
“在三中教书四年，在女十二中、二十五中任教的三十年，以比较渊博的知识，娴熟的专业能力、认真的敬业精神和教学质量赢得了张迅如、焦其树…… 诸多要求严格而挑剔的领导对我这个残疾教师的认可。——李老师这样说。（小延的新浪博客《残年寄语》
1953年北京三中运动会
北京市第65中学第一任校长张迅如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过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解放后曾任多校校长、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第三届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和中共党组成员。工作中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团结干部，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形成65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65中校史）
65中毕业的学者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中提到：“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
几十年后，我在工作单位、在九三学社等许多场合都遇到过中老年人拉住我说，“我是你爸爸的学生！我们那时崇拜地称他‘独臂将军’”！
撰写《七秩扬芬话大中》的东城区政协委员、学者爱新觉罗•溥筠对我的弟弟说过：张迅如，天下最好的人啊！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了的北京城阳光明媚乾坤朗朗！生活安定后父母把舅舅、二姨从陕北老家接了出来，在北京读书。因为都热爱音乐、歌咏，家里经常是歌声嘹亮。前面提到的烈士二外爷的遗孤，我的大舅舅，还有过去的战友们常到我家说话儿，也常常合唱流行的老歌《八路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志愿军战歌》、《刘胡兰》和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白毛女》。还会扯起嗓子你一句我一句唱陕北道情！
建国之初的日子一定快乐无比、激情澎湃。
父母先是各自住单位，忙自己的工作：父亲夜以继日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母亲作为新毕业的住院大夫经常值24小时班——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后来有了我，就住在22中宿舍。1989年父亲病危时住在市六院，推开病房窗户还可以见到邻近22中操场边我家曾住过的小屋。
后来住到了灯市口路北的甲36号，二十五中的教工宿舍。那是一个两侧陈放着汉白玉石鱼、石狮的夹道，经过一两个住着老贝满、老育英职工家的小门小院儿，胡同尽头，就是我家和三四户教员同住的院子。
一排北屋曾是育英老校长李如松家。1949年李如松去了台湾。后来我的父亲做了25中校长，就住在育英老校长的老屋。北屋尽西头有个带浴缸和锅炉的浴室。想必，北屋早年是李如松校长家的正房。东屋住的是女教师王玉凤；南屋是刘影家；西面是一座两层小楼，两位教师的女儿叫韩梅，我们幼时的玩伴。
邻近夹道尽头小院的西侧是费家，早年费起鹤先生曾任育英董事。
小夹道现已荡然无存，全被假日酒店压住了。
五六十年代对于小孩儿来说无忧多于悲伤。小夹道里几户人家十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不论谁的家长是教师、校长或是职工，没人相问、相比，作完功课就在一起跳皮筋、欻（chua）拐，唱歌，女孩子们在一起互相学跳那时流行的孔雀舞。因为杨国庆家是回民，总有非常周正的羊拐，涂上漂亮的红颜色，几个小姑娘儿，玩得投入而尽兴。
大概两岁的时候，家里送我上了北海幼儿园。
北海幼儿园前身是北平国民党社会局托儿所，1949年3月由北京军管会接收，成为专门寄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同年7月经过军管会批准，迁入北京九坛之一——清代皇家园林先蚕坛，8月改名为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幼儿园非常重视保健工作，请日本大夫指导保健医工作，使保健工作水平在北京市位居前列。为保证教育工作的质量，幼儿园初建时期的教师主要由从革命队伍中抽调的大学生担任，后来又请苏联幼教专家来园指导工作。——在这个幼儿园入托的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可以想见。
听父母说，一次我跟不愿离家上幼儿园的妹妹说，“这破家有什么好待啊，我们幼儿园可好啦！”幼小的我发现，周末接小朋友的家长净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可我为什么坐大公共汽车，有时还是坐在父亲勤务员双进叔叔自行车后面？父亲一看，这不行，这么点小娃娃就比谁的爸爸汽车大还是小！后来就将我转送到了东华门幼儿园。
周末，穿着家常小布鞋的我，被爸爸从北海幼儿园接出来
东华门幼儿园也是名园，历史悠久，但是平民幼儿园。
这件事听来很小，在我家却被父母多次提起，成为我很小时就在头脑里烙下不做八旗子弟、艰苦朴素的印记。
而，就这“女儿转幼儿园”，却是父亲与一些进城执政者思想行为不合或者说格格不入的起始。
在新中国和煦春风吹得哗啦啦的红旗下，想必，真率的父亲完全想不到，自己的口无遮拦、春风得意后面紧跟着的，是晴天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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