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得到讯息，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了空。
党中央派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即保卫部），将一批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对象的干部调离上海。6月，改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特委委员兼二科（情报）科长，接替陈赓。“一二八”后，特科工作由潘汉年实际负责。在周恩来、陈云领导下，潘汉年积极参与清除、惩处敌特和叛徒的工作；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处重建网点，开辟情报来源；并争取一批各阶层同情革命者配合党的斗争，了解高层次的军政动向。潘汉年的工作成效显著，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1．确证向忠发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曾一度隐蔽在周恩来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过夜，6月22日被捕。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定慧）从法捕房翻译与人谈话时听到，一个有金牙、断指、50多岁的中共头头被捕。黄根据其形象，疑是向忠发，立即上报了。周恩来得讯，迅速组织营救，打算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无效，向忠发被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又获悉向忠发已于24日被枪决。于是准备动员党组织举行追悼会纪念和飞行集会示威。但据来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淙英（任粥时夫人）所住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以致陈琼英、张纪恩、张越霞先后被捕；还供出周恩来、翟秋白、博古等人住处。当时，周已转移，看房子的杨振德和夏娘娘两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为确证向忠发是否已真的叛变，从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来亲自审阅，发现许多除向忠发外，别人无从知晓的内容；周又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才取消预定的悼念活动。
向忠发何以叛变后又被处死？经了解，原来警备司令熊式辉，不满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专权，向蒋介石密电邀功，但未报向忠发叛变供词。蒋接电，喜出望外，又恐发生不测，复电就地秘密枪决，熊就一杀了事。
2．反驳《伍豪启事》的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名，党内许多同志知道。这个启事，显然是敌特蓄意蛊惑人心、造谣污蔑的阴谋，但他们不知道周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秘密离沪，12月底已到达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但《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发行的范围有限，为维护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向国际进一步澄清。
中共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做《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报》刊出一则事实上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后感到这个广告还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由潘汉年通过黄慕兰找法捕房律师，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认启事。这位律师说，他虽任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找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来曾用名）刊登启事。经陈云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师，在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敌特的造谣污蔑！
据当年参与制造所谓《伍豪启事》的中统特务黄凯谈，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派人把《启事》分送各报者是黄凯。但几年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冲逐步感到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也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诚意，转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抗战时期亦坚持团结抗日。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间，江青等人利用这则伪造的启事诬陷周恩来。周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陷害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
3、团结杨度。杨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后，杨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沪，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穗来沪。杨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被难者家属，毁家经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精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潘与杨见面后，议论风生，十分投合。杨擅长书法，潘请杨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一说《周报》）题写报头，杨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将杨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才信服。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后来，潘又奉周恩来命交给夏衍。杨当时作为秘密党员起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1931年9月14日，杨度逝世，周恩来、潘汉年等曾秘密地亲去吊唁致哀。
4、保护张浩（林育英）。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手下当文书的沈寿亚，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叫他“老枪”。潘同他建立了联系，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沈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门某科的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的登记表。潘授意沈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并决定由沈专管自首登记表。沈向中共党组织反映，上海某区一中共党员，秘密自首，并向敌提供了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浩（林育英）的职务和住处。敌特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来往，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特科要沈取出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张浩后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恢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并按党中央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森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以上仅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断。对他这个时期工作的评价，1981年冬，在关于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当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变当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
在此期间，潘汉年两次被委派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先后同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两次谈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两次谈判都为潘汉年广泛联系反蒋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打下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于1935年3月代表党中央通知陈云和潘汉年，要他们去上海，准备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先行。抵沪后，中央军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一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他在沪不安全，于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陈云到沪，潘汉年返沪与陈会晤。9月，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赴苏。他们抵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开过，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方针任务的新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作了更切实、更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响应，党同地方实力派开始了广泛的联系。
1935年5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对日态度转硬。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返国的潘汉年同国民党联系。1936年7月，国民党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张冲在香港找到潘汉年，陪他从香港到南京。主持谈判的陈立夫，指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见潘，表示要潘先去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同陈立夫正式会谈。
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融共，所以谈判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但这个时期，面对日本的高压，国民党的态度还比较缓和。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四条，由湛小岑记录。（1）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潘汉年于1936年7月24日到达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布了《关于遏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8、9月间，潘汉年曾两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张所关心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告诉了张学良。
10月，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他在赴沪途中把有关致国民党的信在浦口交张冲转交，到上海后，他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开展统战活动。首先会见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致她的信，取得了宋庆龄对中共工作配合和协助的允诺。接着，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了他们，并与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强、李云等取得联系。在此时期，潘汉年以谈判为主，也领导支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协定草案》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八项条件，并希以此为谈判基础。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他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把蒋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报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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