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这时候，据我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像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谈。
大概在1929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成员12人，我记得是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这也就是发起人和筹备人的意思。这名单是由潘汉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决定的。
在“左联”成立时通过了由冯乃超起草的纲领草稿，当时作为中宣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肯定看过。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是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开的。到会的我记得有30多人。潘汉年代表党先讲话，而后是鲁迅等讲话。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间，也是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汉年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汉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间。12月底我从上海到瑞金的时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们党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汉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产国际联系。
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间。6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联系。我随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向中央请示埃德加·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得联系。
这一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随即到陕北中央去。
潘汉年回上海后，即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两广反蒋事件失败的时候，潘汉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区的一个很僻静的X园里（可惜地名已忘记，只记得里面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见了张学良，但是飞机没借成。到现在连当时要借飞机做什么用也给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钟，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30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汉年告诉我，李一氓从西安调来，将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8年2月间，左恭从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党的关系，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过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过邵荃麟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左恭谈了话。我自己还到潘汉年家去做过客。这是我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理者冯夏熊注：这是根据我父亲冯雪峰同志的遗稿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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