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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