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11岁时因姐姐家生活困难而停了学，跟姐夫进入英国资本家办的太古船厂当学徒，满徒后，便在该厂做工。一次，因一个新徒工做坏了活儿遭工头的毒打，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他挺身而出，向工头说理，承担了过失，保护了小徒工，使工友们深受感动，得到了工人的拥戴和敬佩。随后，他积极领导全厂工人大罢工，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为全体工友谋得了经济利益，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成为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
1925年春，罗登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他很快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和革命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组织领导工作，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统治，对罢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1926年，罗登贤同志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担任常委工作，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7年1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入了地下工作，在一次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敌察觉，为掩护同志撤离，被捕入狱。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7月罗登贤同志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月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1年夏，罗登贤任中共中央代表到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一天，他便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并组织领导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和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1931年11月，登贤同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全东北的抗日斗争。1932年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在东北党内提出共产党员要下乡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号召，发动全满洲劳苦工农群众迅速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满洲，并派出如杨林、周保中、杨靖宇等许多党的负责干部到义勇军、救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去担任领导工作，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以罗登贤同志为首的东北党组织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北方落后论”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于1932年12月间调回上海，后来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职务。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同志与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同志被叛徒出卖，一起被国民党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在法庭上，叛徒指正了罗的身份和党内职务，伪法官叫罗登贤同志供出他的“反动言行”，他怒不可遏，义正辞严，批驳得伪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地中止了“审讯”，于4月2日慌忙的把登贤同志解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里。
1933年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派赴南京营救登贤等同志的代表宋庆龄先生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登贤同志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他仍然挺直胸膛坚定地对朋友们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无产阶级”。在狱中，他坚定地领导同志和难友们向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向看守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1933年8月29日凌晨，罗登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同年11月30日，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刊载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重要文章，深切地悼念登贤同志，并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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