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交通”秘密地通知我:满洲省委要我作好离开哈尔滨的准备;走前,中共中央代表,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将亲自到我的住所来交代任务。
什么任务?我不知道。猜想可能是派我到东北军哪一个旅,或是哪一股义勇军中去做兵运工作。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就做北满特委的兵委书记。可是,罗登贤同志为什么亲自来谈?为什么告诉我是去一个地方,却不是一个部队?
过了几天,罗登贤同志果然来了。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走了,咱们谈谈吧!同日寇斗争要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虽在白色恐怖下,他的脸总是那样平静庄严。他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低声地对我谈着整个形热:哈尔滨被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接近完成了。东三省已经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要员张景惠、熙洽之流,都投降了,并且明目张胆地和日寇勾结起来,准备组织背叛民族的“满洲国”!东北将要和祖国割裂开来,东北的同胞就要成为亡国奴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踱了几步,忽而又坐下,声音略微提高了些,激动地说: “不过,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武装。”
罗登贤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一夜。第三天,我便搭乘去长春的夜车,到磐石去了。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分。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才知道,环境和哈尔滨很不一样:县城里没有日本兵,只有两个连的“国民党降队”和一个“日本领事馆”。一切似乎还较平静。
白皑皑的大雪,覆盖着一块块稻田。我向乡下走去。沿途,不时看到墙壁上、大树上有这样的标语: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面写着:“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黄昏,我走到一个恬静的小山村,开始有几个朝鲜族的小孩上来盘问,后来又有几个妇女把我包围起来:原来这里便是党的地下县委机关所在地——西玻璃河套。
西玻璃河套,地处伊通、双阳、磐石、东丰四县的“夹缝”,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早在一九三○年,党便在这一带朝鲜族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曾经多次领导农民进行过抗租抗粮的斗争。党的工作有相当的基矗这里已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小儿队等组织,绝大部分朝鲜族农民都参加了“反日会”。就在我来的前些天,又爆发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日大暴动。据说参加这次暴动的约有六七百朝鲜族与汉族农民。他们云集在奉(天) 吉(林)铁路线上,高呼着“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的口号,扒铁路、砍电线、烧枕木,整整闹了半天,迫使日本人好多天不能通车。听了这件事,使我又想起罗登贤同志说的话: “东北人民是英勇的,坚强的,他们是绝不会让东北沦亡给日本的!”
在一家农民的草房里,我会见了磐石县委书记。他看完我的介绍信,说道:
“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已经搞起了一个‘打狗队’。”
“打狗干什么?”我奇怪起来。
“不!”他笑着解释说,“不是打四条腿的狗,是打两条腿的‘走狗’!”
原来,日寇在朝鲜族中建有所谓“保民会”,头子都是朝鲜族中的奸细。这里的同志管他们叫“狗”。为了对付这些“狗”,保卫县委机关,他们特别组织了一个七个人的小队伍,名为“打狗队”。起初,只有一支打“馅豆子”的“铁公鸡”,现在,已经有了七件不太好的武器:一支“天门蹦子”,一支“七星子”,一支“小镜面”,一支“后门蹲”,还有两颗手榴弹。
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兴奋。这里有党,有革命的群众,现在又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我们何愁不能把武装迅速地拉起来!
第二天一早,县委便召开了扩大会。来开会的同志,大多是朝鲜族同志,其中还有四五个女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应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建立一支工农游击队;同时展开发动群众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 “打狗队长”李红光同志,另一个是磐石中学的学生孟洁民同志。
李红光同志是一个淳朴的朝鲜族农民,人很勇敢。会议决定他继续做游击队的队长,我做政治委员。孟洁民同志是汉族人,长于鼓动;会议决定派他到伊通营城子国民党降队“老七连”去组织兵变,听说这个连士兵中反日情绪很高。
第二天,宣传动员的工作在各区都秘密展开了。
我们的旗帜
给省委写过报告,李红光同志和我带着“打狗队”,跨过铁路,到了磐东呼兰镇一带。这里,群众基础也不错,汉族群众又多,正适于我们发动汉族群众,直接威胁“保民会”控制的地区——“保区”。
这时节,群众生活特别苦:吃的是苞米皮子,糠菜团子;春播没有牲口。为了接近农民,我们便到地里去,帮助拉犁杖,踩格子,一边干活,一边宣传,很快搞熟了关系。他们欢迎我们到家里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吃;夜晚听到梆响,也来参加“反日会”开会;有的还把自己家里的土枪,“二人抬”土炮,献了出来。各区军委陆陆续续介绍来一些反日会员,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了二十多个人。每到夜晚,我们就带着群众,以猝然的动作去抓“保民会”的头子,打“保区”。仅十几天的时间,把日本领事馆插在这一带的“刀子”,都拔掉了,还缴到了三支手枪。
游击队员增加了,队里的武器显得愈来愈少。人多枪少,使大家很苦恼。于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武器,便成了全队每一个人日夜琢磨的头一件大事。
一天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李红光同志推着我说:
“快醒醒!快醒醒!咱们缴枪去!”
我连忙翻身坐起,问他:“缴枪?到哪儿去缴?”
“大排队!”他兴奋而又低声地说。
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呼兰镇西南二十多里,住着一个地主武装“大排队”。这个队,是“九一八”事变时候,当地地主阶级为了防范农民暴动,才组织起来的,有二十多支好枪。队长是一个姓李的地主,人称“李保董”,外号“二阎王”。队员一色是地主儿子、流氓地痞。整天吃喝嫖赌,祸害人民。
当天晚上,月朗星希我们悄悄地摸到大排队住的房子。李红光同志把“二人抬”土炮架在门口,又把一部分人埋伏在四周,然后和我带着四五个人装做赌徒混了进去。
通屋南北炕上,挤满了人。赌徒们正喝五吆六地吵嚷,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向墙上扫了一眼:二十多支崭新的长短枪挂成一排。李红光同志暗暗向大家递了个暗号,游击队员们迅速抢占了房子的四个角。
“不准动!”李红光同志喝了一声,我们亮出了手枪。大排队员一个个都像傻了一样,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二十多支枪已到我们手里了。
李红光同志拉开架式,用枪向他们点了点,大声地说:
“我们是工农义勇军!不伤你们的性命,只是向你们借几条枪去打日本鬼子!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日本的,我们欢迎!”
这伙人,本来不是抗日的材料,只是发抖,没有愿意跟着走的。我们也不稀罕他们,收拾了枪便走了。
借助这二十多条枪,我们的“打狗队”又扩大了。这时已经成了一个三十来人的精干队伍。李红光同志说:“咱们的资本大啦,‘打狗队’这名称,可以改换改换了。”经县委批准,我们把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给每一个队员做了一个红袖标,还做了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旗上写着:“工农反日游击队”。
我们的旗帜,正式打起来了。呼兰镇一带的群众,到处传说着我们夜摸大排队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工农反日游击队”的声威,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群众。一些青年农民,找到我们硬是跟着不走。我们说缺家伙,他们就自动地想办法。有的回家扛来一支矛子,有的找亲戚朋友借杆猎枪来。郭家店两个木匠,听说我们的枪是从地主手里夺来的,便拿着磨得飞快的斧头、刨刃,跑到一个地主家下了几支枪,背着找我们来了。
大排队被缴械,已使磐东一带的地主豪绅为之震惊;工农反日游击队一天天扩大,更使他们不安。他们组织“民会”,站岗放哨,造谣生事吓唬汉族农民,说“出了高丽胡子啦”。一天,呼兰河上忽然发现三具朝鲜族农民的尸体,谣传是汉族杀的。不用说,一定是地主们干的,阴谋嫁祸于人,借以挑拨两族人民的关系。经过调查证明,果然不错。死的是三个反日会员,他们是夜晚开会回家,走在路上,被李二阎王派人勒死扔到河里去的。人民群众一时是非不分,反日运动受到了破坏。我们向县委请示,决心逮捕李保董,杀一儆百,坚决粉碎地主阶级的猖狂进攻。可是县委的指示还没有来,却接到了从磐北捎来的一封信。展开一看,上写:“限十天内,把大排队枪如数交来,过期缴械。”下署:“殿臣”。看罢,大家都惊愕了。
殿臣,在这一带很有一点威风;提起他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不怕的。他姓傅,八旗人,是磐、伊、双、桦(甸)四县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前几年,他的基本队伍不过二三百人,近年来,打家劫舍,东缴西并,降服了大大小小的股匪,已收编到四五千人,一跃成了这一带最大的枭雄。哪一个胡子想在当地“成绺子”,都得受他管辖。现在,他拿我们当胡子了。面对着这样一个横行霸道、实力强大的胡匪,我们都万分焦急。事情很明显,如果不理睬他,他定会动武力;硬打,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枪是我们的命根子,把从大排队缴来的枪送给他,这是万万不能的。有的同志主张和他拚一场,有的主张暂时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隐蔽一下。李红光同志说:“拚,没有好结果,走,也不是上策;咱们先摸摸他的底,再作计议。”
县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决定要我前去。
事情还算顺利。见了傅殿臣,我把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了一番,说明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互相械斗,应该枪口对外,大概他看我们态度诚恳,我们拉队伍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和他争地盘,而且人枪又很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就不提缴枪的事了。
不管傅殿臣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对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来说,确是好比一只刚刚启航的小船,绕过了航程中的第一道险滩。
回来以后,我们立刻逮捕了李二阎王,在被害的反日会员的村庄,召开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要求下,把这个破坏抗日、屠杀农民的地主就地处决了。会场上,千百个拳头一齐高举,汉族、朝鲜族一同高呼着口号:
“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浪高一浪
斗争在发展,一浪高一浪。四月四日,郭家店党支部书记忽然跑来报告说:磐石城里下来一个日本特务,带了几个走狗和一连伪“满洲国”军,抓走了二十多个反日会员。日本鬼子开始和我们交手了!
一群老乡跑到我们的驻地来,要求游击队营救被抓去的人。这时,我们的游击队,仍像一个刚刚开始学步的娃娃,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的。经过慎重研究,我们作了这样布置:游击队全体出动,由李红光同志率领,赶到敌人前面去埋伏;由我率领一些群众从后面追上去,设法争取伪军士兵的同情,然后相机劫车;这边不成,那边再打。研究好,我们便分头行动。
我们一路走,一路动员群众。队伍愈来愈长,一个上午就汇成了二三百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声呐喊着:“走啊!”“救人去!”一气跑了二三十里,远远看见大道上有十多辆大车,被抓去的人都绑在车上。群众呼叫着跑上去,一下子把大车包围起来。我们带头一叫,男女老少都向伪军喊口号:
“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一家!中国人不该帮日本人抓自己的同胞!”
“日本鬼子打进来,咱们都是亡国奴呵!”
“中国人不抓中国人!”
伪军们开始还挥着枪发野,随着群众的呼声,他们有的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低头不语。最后只剩下一个日本特务,像头野牛,又跳又叫。
我一看这情景,就向身旁几个队员说:“上去抢!”
话刚出口,几个同志掏出剪子,涌上去就剪捆人的绳子。霎时,公路上乱成一片,七八辆车上的人被救了下来。日本特务看势不好,和几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跳上最前面的两辆大车,用鞭子抽打着牲口跑了。那个日本特务边跑边放枪,他的魂早吓掉了,打了几枪也没伤着我们的人。群众没有被吓倒,有人叫了声:“追呀!车跑了!”人们像一阵风似的,顺着公路又追下去。
日本特务和伪军赶到三道岗,便钻进一家地主烧锅大院。我们怕敌人下毒手,远远地包围着院子吆喝,缠住敌人不放。
一直闹到黑了天,我们正在为那没能救出的几个同志着急,忽听院子里“叭”的一声枪响,里边乱了起来。跟着,大门打开,几个被打得遍身是血的反日会员,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
“打死了!打死了!”他们兴奋地喊。
我赶忙跑过去问:“打死了谁?”
“日本特务!”一个反日会员说,“是被一个伪军班长打死的!”
原来伪军中一个班长在群众的压力和影响之下,喝了几口酒,心一横就把日本特务打死了!
这真是没想到的事!我打听了一下,这些伪军是旧吉林军混成二十四旅宋国荣营的部队。我们本想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谁知他们不愿与我们合作,竟把队伍拉到山里去了。后来听说,宋国荣因他部下“闯了祸”,怕日寇“问罪”,第二天便慌忙带着其他三个连逃出了磐石,到黑石镇宣布起义,举旗反日了。
一次营救反日会员的行动,引起了这么一系列的反日行动,是我们没预料到的。伪军的反日情绪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加强营城子方面的兵运工作。于是,五月十六日,酝酿很久的“老七连”哗变,在孟洁民同志领导下,终于爆发了!
哗变的士兵没有全部拉过来,但枪却大都带来了。县委从各地紧急抽调了一些党团员,并且把磐石赤卫队也调了来,一齐补进了游击队。我们的游击队骤然扩大一倍,一下变成了有四个小队百多人的队伍。这时,日寇对磐石的控制加紧起来,把井坪联队的一个大队开到了从磐石到海龙的铁路线上。我们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部队进行了训练。
对于打仗,我们根本没有经验。急于想找一本军事书,也没处找。省委曾说寄一本《中国游击运动》的小册子来,一直还没收到。恰巧,一天在一个私塾先生那里翻古书,翻出了一本《孙子兵法》,真是如获珍宝。白天,叫哗变过来的士兵教大家学射击,摆队形,夜晚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点着小油灯,一页一页翻读那本古代的兵书。读到兴头上,孟洁民同志便高声朗读起来。
这一时期,驻磐石的伪军骑兵守卫队经常下乡来。这天,他们刚在郭家店一带附近一个屯里驻下,我们便偷袭进去,像老鹰抓小鸡,抓了他一个班。李红光同志高兴地说:“按孙子兵法,咱这叫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骑兵守卫队挨了一棍子,不久日寇一个中队带着两连伪军向我们驻地扑来。这是日寇第一次下乡“讨伐”。我们决心给他吃点苦头,随即召开了军事会。大家一致认为,日寇兵多势强,我们不可硬碰,按孙子兵法说的,首先要“佚而劳之”,然后给他一个打击,取得些胜利,即行撤退。行动确定以后,县委布置各地反日会组织群众封锁消息,监视敌人;我们把队伍分成十几个小组,立即离开了驻地。
日寇下了火车,行动十分小心。每天晚拔早宿,一连两天,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影子。夜晚,我们派各个小组,轮流到日寇宿营地周围去打枪,打上一阵,听到他们跑出来,我们就走。闹得日本鬼子日夜不安。
疲劳敌人的目的达到以后,我们就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决定选择一个有利地形,设法“利而诱之”,然后“乱而取之”。这天,我们来到了黑石镇东北的一片山地。这里有一条大道,前面是一片小平原,背后是连绵不断的丛山。在这里埋伏下来后,我们便派出一个小队,到黑石镇一带公开活动。
等了两天,敌人没有来,第三天午夜,远远地听到一声马嘶,一个反日会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发了。前后是伪军,鬼子夹在中间。我们商量好,由李红光同志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中间山上,我和孟洁民同志各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左右,放过前面的伪军,集中火力打中间的日本兵。
战斗按照预定的计划打响了。中间山头上的枪一响,我们也一齐向伪军开了火。同志们一面打,一面向伪军喊叫:
“弟兄们,掉转枪口对鬼子放!”
“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伪军在我们的军政夹攻下,人声嘈杂,乱成一团。日本鬼子顾不得指挥伪军了,像疯狗似的向山上爬来。我们狠狠地把鬼子揍了一顿,便交替掩护着撤出了战斗。等日本鬼子攻上山头,拉开战线,我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就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从这以后,便脱离了磐石游击队——被送到哈尔滨养伤。在我走的时候,游击队不过是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婴儿。加上我们没有建军的经验,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些弯路,受到过挫折。但自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党派杨靖宇同志到磐石后,便把它带上了一条壮大发展的大道。到一九三三年九月就正式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同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以后,这支部队更成为威震敌胆,鼓舞南满同胞抗日意志的抗日联军第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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