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纪儒林考入吉林私立毓文中学读书。敏文中学效仿天津南开中学，坚持民主办学，聘请不少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教师任教。教师可以自选教材、自编讲义授课，这对纪儒林的成长、进步有很大的影响。毓文图书馆收藏许多革命进步书刊，思想激进的教师引导学生阅读，一向爱读书的纪儒林获益非浅，受到民主思潮的启蒙教育。
1928年，省城吉林的反帝爱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吉林各界群众一致反对日本帝主义窃取修筑满蒙5条铁路的主权，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纪儒林始终同爱国青年一起，站在斗争的前列。他参加讲演团，上街讲演宣传，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强烈要求政府废除出卖主权的筑路协约。紧接着，东北三省又实行易帜，实现南北统一，暂时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护路运动和易帜都取得了胜利，纪儒林在斗争中受到实际锻炼，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看到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刘芳圃等少数亲日官僚分子，像过街的老鼠，到处藏匿，不敢露面。
这年寒假，纪儒林没有回家，他与同窗好友章新民留在学校，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种书刊，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章新民是安徽省桐城县人，在家乡参加了共青团组织，1928年春，为投奔当时在永吉县政府做事的父亲，来到吉林，在毓文中学插班读书。章新民与纪儒林、李爱民、车成惠等，在学潮中结下很深的情谊，他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对时局的看法。章新民还向纪儒林等介绍安徽的革命斗争形势，讲述北伐军的战斗故事，纪儒林听了感到新鲜，深受鼓舞。
1929年春，共产党员尚钺(化名谢仲武)，由楚图南介绍到吉林毓文中学，担任纪儒林所在班级的国文课。尚钺针对当时国民党制造舆论，污蔑社会主义苏联，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宣传，用一个多月时间，在课堂上系统地讲授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纪儒林听了尚老师联系实际的讲课，对苏联和日本帝国主义切中要害的精辟分析，思想上受到教育，并从理论上初步分清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此外，尚钺编选的国文课讲义，多采用李大钊、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他讲鲁迅的《故乡》，启发学生思考“闰土”为什么变得麻木了。纪儒林从小长在农村，熟悉农民生活。他联想到多数农民的贫苦生活情况，虽然成年累月在田里劳动，一年到头的收成大都交了地租，一家老小还是挨饿受冻。而少数财主，什么活也不做，却养得脑满肠肥，穿着绫罗绸缎。当时纪儒林虽然还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剥削，但是，他已经认识到贫富差别是不合理的，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在共产党员教师尚钺、冯铁生等人的教育引导和支持下，章新民提出要建立“反帝大同盟”，立即得到纪儒林、李爱民的赞同。他们商量用“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团结更多的进步同学，同国民党派到毓文中学的右派教员进行斗争，反对亲日分子的媚外活动。在“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章新民秘密发展纪儒林、李爱民为共青团员，成立团支部，章新民自任书记。这个团支部虽然是自发组织的，但他们的活动是严密的，完全按照组织原则行事。这年秋天，纪儒林、章新民等以“吉林反帝大同盟”的名义，书写反日传单，在市区散发。他们还在公共运动场，用黑油漆把反帝标语写在秋千架和其他运动器械上。这件事震动了省城，当局发现后先是派人刷洗、涂抹，最后一气之下拆除了这些设施。
由于纪儒林、章新民等人思想激进，经常抵制学校的一些活动，反动国民党员向学校告黑状，给学校施加压力，毓文中学将纪儒林、章新民开除学籍。1930年春，章新民改名章开儒，考入省立一师，纪儒林转入教会办的文光中学。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团的组织活动没有间断，又发展了3名新团员。同年5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和团省委巡视员，先后来吉林检查指导工作，经详细考察，承认了章新民建立的团支部，定名为共青团吉林特别支部，直属团满洲省委领导。纪儒林他们的活动更加积极、活跃了，终于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同年秋，章新民、纪儒林等受到当局的通缉。团省委巡视员把纪儒林、李爱民带到奉天(沈阳)，团省委分配他们到南满团特委工作。
1930年10月下旬，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玉珩任吉林县委书记，将吉林临时县委改为正式县委。张玉珩(张瞎子)是河南信阳人，从未到过吉林。因此，省委派当时还在奉天的纪儒林，协助张玉珩回吉林工作。纪儒林带张玉珩先到城郊二道河子，暂住在车成惠家里。车成惠也是原吉林团特支的团员，与纪儒林是同学、要好朋友。张玉珩首先将纪儒林、车成惠转为中共党员，协助他工作。纪儒林帮助张玉珩在吉林城里租了住房，又把他在文光中学的同学李馥慧(李维民)，引荐给张玉珩。经张玉珩、纪儒林的培养教育，李维民于年底入党，纪儒林成为张玉珩开展工作的主要助手。
1931年春，张玉珩派纪儒林和新党员纪春林(周化南)，到吉林“东北实业报”馆工作。纪儒林负责发行工作，他有了掩护职业，更方便了联络工作。东北实业报馆成为吉林县委的临时交通站，省委巡视员来吉林检查工作，有时就住在报馆里，纪儒林就是交通员，负责接待、联络和传递党内文件的任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县委贯彻省委“各地党组织要派有力的同志到抗日武装部队中去”的指示，派纪儒林去做伪军工作。他在吉林近郊和榆树等地刚降日不久的伪军中，了解到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兵，不满熙洽投降政策，不愿当亡国奴，替日本人屠杀中国同胞。纪儒林鼓动他们哗变或逃跑，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他串连一些士兵找机会脱离伪军，参加义勇军抗日。
1932年2月，省委调驻吉林特派员张玉珩（九一八事变后省委决定将吉林县委改建为吉林特支，张玉珩不再担任吉林特支书记，省委任其为驻吉林特派员。）任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负责训练干部，筹建游击队。不久，省委把纪儒林也调到磐石，以充实游击队的骨干。
1931年，纪儒林以《东北实业日报》发行员身份，做党内交通工作。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到磐石中心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11月，协助杨靖宇把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5月，任磐石中心县委军事部长，负责兵运工作，联络山林队和到伪军中策反。不久，他受命主编抗日刊物，创办了《人民小报》、《人民革命军报》、《青年义勇军》。同年6月4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诞生后，纪儒林任义勇军秘书，7月补选为磐石中心县委委员，任宣传部长。从此，他随义勇军战斗，协助队长张玉珩、政委杨君武管理部队工作。同年11月，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工作，经过许多周折没有找到磐石中心县委和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回到吉林住在李维民家等候消息。磐石中心县委得知杨靖宇已到吉林，县委书记全光和纪儒林从桦甸来到吉林，在李维民家会见了杨靖宇，把他接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当时报号“五洋”)驻地常山屯。纪儒林参加了杨靖宇在桦甸蜂蜜顶子领导整顿磐石游击队的会议和一切活动，从中受到了教育，学会了从民族矛盾、抗日斗争大局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克服狭隘的山头主义观念，增强战胜困难、勇于斗争思想，树立必胜的信心。杨靖宇把“五洋”队(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带回到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巩固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1933年初，杨靖字到海龙检查工作期间，南满游击队连续遭受挫折，总队长孟洁民、王兆兰和政委初向辰相继牺牲。针对这一重大变故，磐石中心县委决定，县委宣传部长纪儒林为代理政治委员。这时因部队受到损失，有些领导人和队员，产生了动摇、混乱思想。纪儒林深入做思想教育工作，协助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整顿游击队，批判动摇“插枪”不干思想，暂时稳定了部队情绪。待杨靖宇从海龙回到磐石后，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和游击队特支会议，深入批判了各种错误观念，统一了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思想。接着，纪儒林协助杨靖宇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悼念牺牲的同志。全体队员重新振奋起精神，宣誓为牺牲战友报仇，为革命战斗到底。会上公布游击队干部名单，纪儒林不再代理政委，仍任县委宣传部长，由杨靖宇亲自代理政治委员。从此，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字领导下，更加成熟，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
南满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所需作战物资、药品和生活用品亦需经常补充和储备。杨靖宇派纪儒林经常到吉林、哈尔滨去筹集这些物资。1933年4月，纪儒林化装进入吉林市，向吉林特支传达杨靖宇的三点指示：一搜集日伪军情报，及时传送给南满游击队；二为游击队购买医疗器材、药品和生活用品；三动员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学生，参加游击队。吉林特支根据杨靖宇的指示，首先动员党团员、爱国群众募捐，通过在高大夫医院(教会医院)当护士的党员小张等，购买了一批药品、器材，又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由党、团员和工人、学生组成慰问团。一切准备就绪后，纪儒林带领吉林特支慰问团，乘坐由吉林开往磐石方向的火车，到小城子(明城)车站下车。几大包慰问品，事先由李维民安排，装在吉海铁路地下党员王益包乘的机车上。火车到小城站后，司乘工人把包袱卸在站台上。纪儒林他们下车后，不禁一惊。因为站台上有日军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大枪走动巡逻。纪儒林等远远的看见“包袱”，放在站台上，却不能马上取走，非常着急。放的时间长了，必然被日本人发现。纪儒林领着大家临时开个小会。他让慰问团成员，由当地交通员(农民)领着先出站等候，他自己去取“包袱”，如果出事，损失小些，但是大家坚决不同意，慰问团的党、团员代表也都表示争着去取。纪儒林也不同意，因为他们是城里的工人、学生装束，在山区小站很显眼，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最后，大家同意农民交通员的办法。这位朴素的农民同志，在车站附近借了一辆牛车，慢腾腾地进了车站，不慌不忙地把慰劳品装上车，拉走了。日军巡逻兵居然没加理采。纪儒林领着大家有惊无险地到达玻璃河套根据地，把慰劳品交给磐石中心县委。这时，杨靖宇率磐石游击队在磐西红石砬子地区活动。纪儒林交待完了即找部队去了。
1933年5月7日，磐石中心县委再次改组，纪儒林仍为县委委员，改任军事部长。5月28日，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后，磐石中心县委书记李东光派纪儒林专程到磐东石虎沟去迎接。磐石游击队总队长袁德胜带队接应，回到玻璃河套根据地，召开了欢迎大会。
同年6月，杨靖宇到哈尔滨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学习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他回磐石后，为贯彻中央精神，在磐石地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派纪儒林到活动在磐石地区的山林队(土匪)中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带着杨靖宇的亲笔信，到毛团、马团、赵旅、乐子、金山、曹格飞等山林队驻地，向他们转达杨靖宇的问候，宣传党加强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政策。教育他们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不要互相闹磨擦。经过工作，南满游击队同各山林队建立起友好联系，为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参谋部)、协同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4年11月5日，南满党组织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南满地区第一次党代会，成立中共南满临时特委，纪儒林被选为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协助临时特委书记李东光领导南满地区党的工作。不久，纪儒林随一军二师曹国安部活动，转战在金川、临江一带。
1936年7月4日，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金川河里后方基地的惠家沟密营里召开。纪儒林协助李东光做开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起草决议、报告等有关文件。南满“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共南满省委，纪儒林当选为省委委员，分工负责兵运工作。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以后，纪儒林随抗联一军军部活动在桓仁、兴京、通化一带同日伪军作战。由于抗联一军常年转战在长白山区，日伪军的封锁很严，致使抗联部队的军需供给异常困难。杨靖宇为了解决军需物资，派纪儒林协助军需部门工作，他经常出入游击区与敌占区，筹集武器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过度地奔波劳累，使纪儒林患了疟疾病，不能坚持工作，被送到兴京县凉水河子根据地群众家里养病。纪儒林病情稍好一些，就在当地组织农民自卫武装，配合抗联部队保卫游击根据地。
1936年冬，抗联一军三师第二次西征受挫后，由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抚顺郊区、兴京、清原、开原一带，同日伪军周旋。部队在新开辟的游击区活动，各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抽调关东军向华北进攻，进一步强化了东北地区所谓“治安”，加紧实行“讨伐”与“肃正”相结合的法西斯政策。一面疯狂围剿抗日武装，一面大搞归屯并户，在山区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以割断抗日联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致使抗日联军在兵源补充、作战物资和粮食供给上遇到极大困难。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抗联一军急需与抚顺县委取得联系，以便在抚顺城里建立联络站，侦察敌人情报，筹集作战所需物资。杨靖宇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大病初愈的纪儒林。他了解纪儒林不仅有独立工作能力，而且胆大、心细、机警，富有牺牲精神。纪儒林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仍欣然接受任务。纪儒林以南满省委联络员身份，化名王品三，首先到清原境内会见三师师长王仁斋，研究进入抚顺与抚顺县委联系办法。一天夜里，王仁斋师长亲率警卫排，护送纪儒林到抚顺郊区佟家坟，后由三师交通员引导，穿过敌人设置的铁丝网，绕过敌人岗楼，摸进抚顺城，隐蔽起来。
1937年8月1日，抚顺县委书记张佐汉按约定时间、地点与纪儒林会面了。张佐汉通过关系把纪儒林安排在抚顺搭连村公所，以临时雇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8月3日，抚顺县委在二道房子王绍纯(县委委员)家召开会议。会上，学习了纪儒林从南满省委带来的文件，纪儒林传达了南满省委关于改组抚顺县委的指示意见。8月9日，纪儒林和张佐汉倒抚顺北部马宝庄的一个山谷里，向南满省委委员、三师师长王仁斋汇报抚顺县委的工作，研究确定改组县委人选等有关问题。8月11日，由纪儒林主持在王绍纯家召开第二次会议，将抚顺县委改组为抚顺特支，张佐汉为书记，苏振久为组织委员，王绍纯为宣传委员。
苏振久是个丧失民族气节，早已叛党，暗藏在抚顺县委的内奸份子。他千方百计地伪装积极，从日伪特务机关弄了一点钱，交给县委做活动经费，骗取党的信任。苏振久为了麻痹组织，在敌人的暗中支持下，从沈阳为抗联三师运送了一些物资，表现异常“能干”，进一步骗取了党的信任。因而，窃据特支委员的职位，熟知特支内部的一切机密。
这期间，纪儒林指导抚顺特支认真贯彻南满省委文件精神，在群众中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壮大革命力量，抚顺特支在各行各业里培养积极分子，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中发展党员。同时，为抗联三师转送日伪军情报，购买枪支弹药。一次，纪儒林把搞到的弹药装在煤油筒里，贴上“美孚行”商标，转送给三师。纪儒林还积极为三师筹集经费，动员煤矿工人参加抗日联军。在抚顺特支的支持下，三师组织小部队在抚顺郊区进行游击斗争，有时还出没于市区活动，搅得抚顺日本侵略军日夜不得安宁。1937年秋，他在抚顺县委书记张佐汉协助下，以搭连村公所雇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10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正当抚顺特支配合抗联三师在抚顺周围打击敌人的时候，叛徒、内奸苏振久也加紧了活动。他把抚顺特支的活动和纪儒林、张佐汉的行踪密告日本特务机关。
1937年10月2日，纪儒林和张佐汉到奉天（今沈阳）去执行任务。在苏生堂药房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到奉天日本宪兵队监狱里。紧接着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又到抚顺，逮捕了2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审讯中，敌人对纪儒林用尽各种酷刑：灌辣椒水、皮鞭抽、上大挂、过电、坐老虎凳，纪儒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经过两个月的残酷刑讯，纪儒林和张佐汉等坚贞不屈。日伪当局哀叹“犯徒无酌量余地，并无悔改之意”，遂将纪儒林等共产党员判处极刑。
1937年12月3日，纪儒林等13名共产党员，带着沉重的脚镣，被押赴奉天小河沿刑场。壮士们迎着凛冽的寒风，昂首挺胸，一路高唱《国际歌》。
最后的时刻到了。纪儒林等英雄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刽子手，怒视着敌酋，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纪儒林以27岁的年青生命，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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