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纵老兵温群娣的抗日往事

Admin 发表于2016-01-04 21:57:02
 在深圳龙华新区上塘社区,有一位86岁的抗日老兵温群娣,她出生于东莞高埗镇冼沙村,原名“温女”,参加游击队之后,为了不给家族亲人带来麻烦,她改成了现在的名字。看到我们来采访,她非常高兴地拿出刚刚获颁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金质奖章,和我们分享一个老兵的自豪与荣耀。
  壹
  小鬼策反伪军
  温群娣老人身体非常健康,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对往事记忆犹新。据这位老奶奶回忆,她的故乡高埗镇1940年就成立了抗日自卫队,1944年正月,她参加了游击队的“小鬼队”,隶属于东江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俗称“三龙大队”,又称“三大”,温群娣出生于1929年,当时只有15岁。
  那一年9月,三龙大队290多名游击队员,在大队长谢阳光和政委何清的带领下,到水乡高埗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温群娣清楚地记得,她曾经跟随三位干部和两个警卫员,一起去潢涌策反伪军官黎林,为后来黎林协助游击队攻打土匪在冼沙村的据点打下了基础。
  贰
  带路打土匪
  温群娣当时在东莞低涌和凌屋村一带活动,1944年11月,三龙大队决定攻打驻扎在冼沙村的土匪。冼沙距离游击队驻地低涌村只有三公里,威胁很大。如果攻下了冼沙,就占据了东北面的大片水乡,游击区可以扩展到东江边。
  当地最大的一伙勾结日寇的土匪叫李潮,号称“抗红义勇军”,自称“司令”,其手下的第六团是主力部队,有两百多人,由他的哥哥李女当团长,驻扎在温群娣的老家冼沙村。
  当时在小鬼队的温群娣熟悉村里的地形,负责为游击队攻打李女第六团带路,她还记得,当时的战友有陈光(原名“陈堂”)和冲锋队的队长陈黄(原名“陈龙中”)。攻击行动在深夜进行,游击队全歼守敌,活捉了匪团长李女和太太,毙伤六十多人,俘虏150多人,缴获长短枪180多支和大批弹药。
  叁
  小小卫生兵
  1945年初,温群娣由小鬼队员正式成为卫生员。在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共有两百多名卫生员,绝大部分是女性,其中有姓名的烈士三十多人。据温群娣回忆,因为游击队医疗条件很差,伤病员包扎伤口之后,就送到莞城的一家教会医院,当地人叫“红楼”。这家医院是由德国传教士开办的,院长的中文名字叫“何惠民”,当地人叫他“何牧师”,医院的主要医生和护士都是德国人。
  因为东莞城内有日军驻扎,开始,德国人拒绝接受游击队员来疗伤,三龙大队的政委何清亲自上门,警告德国院长,决不允许他们只给日军和伪军看病,并表示,游击队员看病照样给钱,恩威并重之下,何惠民答应与游击队合作。
  将伤病员送到“红楼”风险很大,毕竟在日军鼻子底下,每当遇到重要的手术或重要的干部伤员,何牧师就带领助手到游击队的驻地去,他们不仅减免了很多医药费,还赠送给游击队一批贵重药品。
  肆
  避难香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温群娣由于年龄小,被留下来,他们十几个人由营长曾强带队,去新桥继续从事地下武装斗争。不料,他们中途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阻截,队伍失散,温群娣找了很久,一直找不到游击队,只好逃到香港避难。
  抗战胜利之际,东江纵队全体官兵达一万多人,但是,根据国共和美军军事调停小组的协议,只允许两千多人北撤山东,大部分游击队员只能就地复员。根据协议,这些复员人员发放复员费和复员证,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对复员留在本地的游击队员大肆搜捕,并残忍杀害。
  伍
  双枪小队长詹炳良
  大部队北撤之后,复员留下的游击队员面临白色恐怖,很多人不敢留在家乡,只好跑到香港避难,其中就包括温群娣和她后来的丈夫詹炳良。
  温群娣回忆说,她1946年逃到香港,避难期间,与同是东纵北撤后复员的游击队小队长詹炳良结婚。詹炳良比温群娣大五岁,是深圳龙华上芬(现称“上塘”)西头村人,据老战士和当地乡亲们回忆,詹炳良绰号叫“丧家米”(音),当时在东江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担任小队长,打日本鬼子很勇敢,枪法好,手使两支驳壳枪,在大浪、沙井和东莞参加过多次战斗。
  1949年初,他们夫妇带着孩子从香港返回深圳,到上步村找到了当年游击队的老战友,一心想回部队,不料被一个国民党特务认出,说詹炳良当过共产党的游击队长,将其逮捕。
  温群娣老人回忆,她丈夫当时被关押在布吉,她曾经去探望,并且多方求人营救,最后得知丈夫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连具体日期都不知道。温群娣抚摸着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说,当年没有参加北撤的游击队员处境都很惨,像她丈夫,当年打日本鬼子很勇敢,不怕死,最后死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杀害,至今连个名分都没有。
  陆
  漫长求证之路
  温群娣说,她一直不敢回到东莞高埗冼沙村的故乡,因为她当年曾经为游击队带路去打土匪李女,怕遭到报复,就在丈夫的老家龙华上芬村定居下来。
  她回到乡下,因为怕遭到国民党和家乡土匪报复,不得以把孩子寄养给别人,改嫁之后隐姓埋名,为抗日付出了家庭破碎的悲惨代价。对于丈夫的惨死,而且一直无名无分,她心有不甘,一直没有找到丈夫所在部队后来的归属。后来才发现,不仅丈夫的名分无法得以证实,就连她自己的身份也不被承认。
  经过多方寻找当年的老战友,温群娣终于在1975年找到在深圳工人文化宫工作的老战友黎玉康,老战友带着她到广州找到当年的三龙大队政委何清,以及当年的战友曾强、黄嘉等人,又找到故乡的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一共开具了8封证明信。2005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水乡风云——高埗革命斗争纪实》,其中当地参加游击队人员名单中就有温群娣当时的名字“温女”。
  温群娣的孙子詹汉文先生表示,爷爷詹炳良被杀害的时候,父亲詹金福还不到一岁,爷爷和奶奶参加游击队抗日的故事在家乡广为流传,尤其是奶奶今年得到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村里人都非常高兴,这是对老人家最大的慰藉,奶奶如今唯一的宿愿,是希望爷爷当年英勇抗日的光荣经历不再被历史埋没,这不仅仅他们詹家人的心愿,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良心。令人感动的是,健在的东纵老战士和广州、深圳、东莞等地众多老兵后代,都纷纷参与查找和求证詹炳良的游击队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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