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1915年生，1922年至1923年在本村上小学一年多，因闹土匪乱失学，失学后便在家割草放羊，一直乱到1928年才平定。在这段家庭经济情况：有土地30亩，牲畜两头，一牛一驴，全家九口人，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只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每年大都借债。姐姐相续出嫁都要花钱。
1928年土匪平定后，本村又办起小学，我又上小学二年级。这时我已十三岁，哥哥十五六岁，都能帮助父亲，哥哥能锄地，我还是割草。农忙劳动，农闲上学，那时有麦假一个月，有暑假两个多月。1931年暑假，初小毕业，本村没有高小，我们同班十多个同学跑到离村15里路的蒋李庄高小报考，那时马马虎虎也都考上啦。但家庭生活困难都没去。最后解决的办法买高小五年级的书，就在本村继续读。同年七月，那时我十六周岁，结婚。在这一段家中劳动力多啦，我和哥哥都已结婚，两个妹妹也大啦，土地耕种的好，产量就高，就在这时生活也就好转。
2、初步受到党的影响和对党的认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沈阳，接着整个东北相续沦陷。这时学校刚开学，教员领导着学生到附近村子宣传：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一枪不放让出了东北四省。我们较大的学生也都跟着宣传，那时才知道蒋介石不打日本光打共产党。九一八不久，大约在十月份，我们学校南边唱戏，各村的人看戏的很多。就在早上，发现贴在树上的标语，我记得是红纸油印，内容记不详细，大概意思是：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再一个是蒋介石对日本不抵抗政策。有些年龄大的人，一听说是共产党的传单，赶快走开。但还不断的有人看，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共产党的传单。我们这时的教员是一个地主出身的国民党员，是当年县立师范毕业的，名叫仝翼展，这家伙及其反动，他发现传单后，马上把学生叫回来训了一顿。
1932年春天，由本村侄子孟宪琛（和仝翼展是同学），动员附近村子里的青壮年办起夜校，每到晚饭后都到学校来，也发书，一个教室里满满的比学生还多，我每天晚跟着看。这个反动教员就在他宿舍里批卷子改作业，他也不问夜校的事。上夜校的大都是贫农，外村的多，上完夜校，有的回去，有的到树林里开会。我当时不知道，有的外村同学第二天上学时，不知不觉的说出来，光听说开会，不知讲的什么。时间一长这个国民党的反动教员也就清楚啦，因都是亲戚关系，他也没说什么。我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今春人的生活”。因头年水灾，春天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吃树叶野菜的人很多。我写的地主放债，借一斗还二斗还不借给，想把穷人都饿死。地主龟孙心太狠啦。大意是这样，我把作文送去，不一会他把我叫去，大训了一顿。
到1932年暑假，他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转到别的学校去了。这时的教员就是孟宪琛同志，更方便了地下党的活动，经常有外地来的同志，一直到1933年4月活动更多啦。有一天上午我们都在学校上课，到外边一看有好些骑兵在学校外边。我们很多同学都很惊慌，有的向家跑，我也跑到家，但还想看看这些兵是来干什么的。我就担个水桶到井台上装打水。一会有一个穿便服的特务在头里走，孟宪琛在他后面，这些骑兵也跟着走啦。以后才知道是砀山国民党县党部特务机关抓走的。这时我们一些较大的同学都不敢上学啦，有的都不敢在家，投亲戚，我也跑到我姐家呆了十多天。以后敌人再没有抓人，我们也陆续回家。我们这班同学也都失了学。党的活动也就没有啦。在这段我是积极的跟着活动，受到党的教育，就是没有入党。
3、1933年到1938年12月
地下党的领导人被捕，党的活动也就停止啦。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到外边上学上不起，只好在家种地啦。我这时也十八九岁啦，成为一个主要劳动力。哥哥和我们分家另立炉灶，我和父母在一块生活。开始失学时精神很苦恼，曾一度有外出当兵思想，以后这个念头逐渐消失，就安心于务农。这时我已有两个孩子，我爱人很能干，家庭生活还可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下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1933年被捕的孟宪琛，1934年从镇江、徐州，解到明光车站时跳火车逃跑，跑到了青岛，这时也从青岛回来，积极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把地方农村的枪支组织起来。我也想去，父母不同意。1938年5月，徐州被包围，我们家乡是日本侵略军路过地方，上有飞机，下有坦克、汽车、骑兵、步兵，到处杀人放火，加上国民党溃兵无组织的向南逃跑。逃难的人民也是乱跑，有的跑到敌人的地方，被敌人的机枪扫射死亡很多。那时的思想，中国亡啦。几千年来的中国，轮到我们头上当亡国奴，悲观失望情绪很大。
1938年徐州失陷后，我们家乡出现一个抗日高潮，到处都是司令，真是司令如毛。有土匪的队伍，有地主武装的队伍，有国民党领导的武装，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那时统一战线，一致对付日本和汉奸，那时谁抗日谁不抗日看的很清楚，土匪的队伍到哪里抢到哪里。国民党的地主武装都是些大地主领导的，谁的枪多就是司令（大地主），谁的枪少就封为小官（小地主），这些人到处吃吃喝喝，别说打日本，一听说日本出动，不知跑到哪里去啦。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到处宣传组织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组织妇女会、儿童团、青抗先。到1938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苏鲁豫边区很多人。
1938年11月，我们日夜盼望的八路军，从平型关战斗下来的林彪师长亲自领导的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番号叫苏鲁豫支队），来到湖西首战大捷，把汉奸武装全部击垮，打伤汉奸司令王宪辰（王歪鼻子），争取季兴科反正。这一仗威震湖西，人们到处欢呼：老八路来啦。这时涌现出一个参军高潮。开始是老兵扩新兵，以后就是新兵扩新兵，新兵回家探亲，回去就带着几个回去。我就在这时，和我爱人商量好，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四大队一营二连。
在这段的思想情况，由于失学的痛苦，开始不愿当农民，以后就习惯于农民生活，尤其是中农的思想：是自供自给，闭关自守，农民保守思想特别严重。卢沟桥一声炮响，掀起一个全国抗日热潮，我也由一个农民变成一个抗日革命战士。
二、1938年参军后到1954年8月
1、从农民到革命战士
参军后在连队当战士，由一个自由散漫的农民到一个革命战士，在组织纪律上、生活习惯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参军不久，就不断的行军，脚上打很多泡，一走一扭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也就锻炼出来啦，出操上课还很高兴，加上部队的文娱生活，虽然行军多生活苦，但在部队的政治工作鼓动下，战士的情绪是高涨的。
我参加的部队是地方党组成的新部队，干部大都是老干部，也有新干部。苏鲁豫支队主力共分四个大队（大队相当团），一、二、三大队是红军改编的老部队，四大队是由地方部队组成的，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副支队长梁兴初；四大队的大队长李正乾，政治委员郭影秋。以后李、郭都调到地方机关，梁兴初兼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鸿鸣兼大队政委。
1939年3月以后部队扩大啦，地区也扩大啦，行军打仗也多啦。开始和伪军打仗，不大害怕，但对日本鬼子打仗是个大的锻炼。我记得是在1939年4月，我们从陇海铁路南连续三天的行军，护送国民党中央的什么委员。这天经过一夜的行军，走了一百多里，到太阳出来很高才住下。一夜行军的疲劳，战士们进到宿营地倒头便睡，睡的那个香劲，有什么好吃的喝的都不管，班长叫也叫不醒。就在睡的香甜的时候，从梦中听到轰轰的炮声，战士们从梦中惊醒，马上带着枪弹，没穿好衣服就往外跑。这时连长就领着队伍进入阵地，在未打响以前，在这段很短的时间里特别紧张，擦枪弹，整理服装，抢挖工事，忙不开交。没几分钟，就听到汽车声，我们都进入工事里，向着汽车的响声望去，只见有三四辆大卡车向我们住的地方开来，这时我们特别紧张，我们的眼睛紧盯住汽车前进的方向。走走，汽车便偏向我们住村北边的东西大道上，这时距我们一华里，汽车上的人看的很清楚，全是日本鬼子。这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只见在我们右边过来有一个排的兄弟部队，是一大队的老红军，两个步兵班一个机枪班，从我们面前向敌人进攻。这时敌人已发现我们的部队，汽车就停止前进，一大队的同志未等敌人下车就猛烈向敌人射击，打的敌人从汽车上往下滚，两个班交互跃进，占领距敌人有一百多米的小坟包，两挺机枪哒哒的掩护。我们看见老部队的战斗作风，无不钦佩、鼓舞。这时机枪小炮齐向我们方向打来，我们的部队三面向敌人开火，眼看敌人就要被就地消灭。当时打坏一辆汽车，敌人看着形势不好，拉着打伤的汽车和伤员撤回附近的村子里，一直打到天黑，敌人才撤走，我们也就集合到另一个地方宿营。这一仗打死敌人三十多，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几个同志负伤。经过这次和日本鬼子作战，我们这些新兵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对恐日病也就逐渐的消失，认识到敌人并不可怕，就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我们这个部队发展很大，游击的地区也很大，从鲁西南到皖东北，五六百里。白天行军到处都有部队，夜间行军一过就是一夜不断。那时当个战士眼界很小，光知道部队多，对我们新战士鼓励很大。1939年6月份，我们进到皖东北开展工作，正当麦收季节，敌人从徐州调集数千人七路围攻我们，在我指挥员的英明领导下，和敌人战斗了整整一天，打破敌人的七路围攻，我们安全的转移到另一地区。经过几次战斗，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2、参加著名的梁山战役
1939年7月份，我们苏支的两个连，护送师首长到达山东梁山附近，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在梁山休整，发新军衣，进行军事训练，迎接八一建军节十二周年。就在八一这天，隆重召开八一建军节十二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师首长讲了话，会后进行军事比赛。我们两个连队的任务是保卫师部首长机关的任务，我们每个战士的情绪都很高。
就在八月二日上午，我们正在操场上出操，只见师部通讯员跑步来到操场，向连长传达任务。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长口令集合跑步回驻地，做好战斗准备。回到驻地马上擦枪检查弹药服装，就在连部门前集合，这时连首长全副武装来到队前，用几分钟的时间讲清敌情及我们的任务，马上出发截击敌人。我们跑步前进有一里多路从侧面截击敌人，谁知敌人来的很快，我们到达截击地点敌人已过去，我们扑了一个空，部队撤回，师部的机关全部转移到梁山东边郑海，我们也追到师部。
休息了两个小时，听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走啦。部队回原地，我们连队在前，师机关在中间，十连在后，向梁山前集前进。我们认为敌人走啦，也就没顾虑的前进，快到住地时，碰到一个老乡说：前边街上有穿黄军衣的，不知是什么人，我们还没提高警惕，认为可能是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进，刚要进到一个街口时，我们发现敌人，全是日本鬼子。同时鬼子也发现了我们，我们就地卧倒射击，双方遇到了遭遇战，打了一排子枪后，我们马上转移到山跟前，后边就是大山，离敌占领的街道只有一百多公尺。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敌人抢占梁山，向我们进攻数次，均被我们的手榴弹打回去，敌用野炮打，可是距离近，炮弹一出炮口就远。就这样，我们一个连队坚持到半天，敌人没前进一步。天黑时，敌人撤退到离梁山二公里的独山上。
我们战斗了一天，没吃没喝，太阳晒，趴在沙石地上，我的两腿都被沙石刺出了血，这时又渴又饿，不一会，凉水、馒头都送来了，一气吃了八九个。这时传来好消息：师首长表扬我们连队，挡住敌人，完成任务，叫我们就地休息待命。又说：师首长已把独立旅调来，把敌人团团的包围住。我们每个战士听到无不高兴。可是一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也睡不着，也不想休息。夜间约莫九点钟时，就看到了胜利品，洋马一匹匹的牵回来，有的伤员下来，知道他们和鬼子拼了刺刀，我们连的战士都要求参加战斗，虽经一天的战斗的疲劳，谁也睡不着，经过一夜的肉搏战，打六七百日本鬼子全部消灭。到第二天天刚亮，经过一夜激战的兄弟部队休息，我们连打扫战场，在打扫战场的当中，我们连和残余的敌人拼了刺刀。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把敌人一个大队五六百人全部消灭，缴获武器很多，意大利送给日本的野炮两门，山炮一门，战马百余匹，枪支全部。这是一一五师继平型关战斗，第二个歼灭战。大大的提高我部队的战斗情绪，日本鬼子并不可拍。也看出我英明的指挥员，如何坚决、果敢的决心，要压倒一切顽强的敌人，决不被敌人压倒。
战斗结束后，在全连大会上，连长当众表扬我：战斗英勇沉着。
梁山战斗后，我们就成师部的警卫部队。警卫部队的任务，要比一般战斗部队的任务更艰巨。梁山战斗结束后，我军的影响很大，附近的老百姓，送瓜送肉送鞋子等。没等三天，敌人调集数千人，汽车坦克几百辆，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我们就地坚持和敌人转，有时碰到敌人就打一下，一直坚持半个月。这半个月的连续战斗，我们摸到敌人的规律：白天出动，天一黑就住下，先用炮轰，不敢近战。我们对付的办法，白天隐蔽，离开村庄到高粱地里，夜间回村做饭，用小部队扰乱敌人。每天天一黑，敌人住下，我们也住下，距离敌人近的五里，远的十里。天一亮我们就吃过饭准备好，敌人的炮声一响，我们就准备出发，敌人不动我们也不动。就这样，我们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扩大我军的抗日影响。
3、党对我的培养
梁山战斗结束后，党就对我培养教育，提升我当副班长，连队支部经常对我教育。1939年12月，师部从鲁西转移到鲁南，我填了入党申请书，我参加支部大会通过。1940年1月，领导上为了培养我，调我到师教导大队学习，我到教导大队半个多月，我的入党申请书已批准，为候补党员，由连队来学习的同志交给我，我就交给队党支部。我在特务团一营二连，入党时的介绍人林新泉，那时我们是一个班，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到教导大队学习我们也是一块调来的，在我转正时，我们也在一个支部里。在转正的支部大会上，那时三队的指导员赵禁主持的，发表意见的有副队长熊天仁，林新泉也发表了意见，介绍我在连队的工作表现及对敌战斗的表现。
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是林彪师长领导的，是在红军时期成立的，他继承了红军时期的光荣传统：勇敢战斗、不拍牺牲、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校风是：活泼、严肃、团结、紧张。那时的干部，全是红军干部：大队长李梓斌，政治委员何运洪，队长、指导员、区队长等。学员也大都是红军时代的多。我记得我们分队共12个同志，我是付分队长，学习组长，有十一个是红军的，只我一个是抗日战争参加的新兵。
教导大队虽是学校性质的，但他和部队担任同样的战斗任务，单独坚持一个地区的工作。在教导大队学习了一年多，1941年3月才毕业，在这一年多的学习中，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技术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毕业鉴定为付指导员。
4、从事安全保卫及情报侦察工作
1941年3月，我们教导大队的全体学员毕业，同志们的心情又高兴又不稳定，大部分同志都愿意到战斗部队去，野战部队去。临毕业的几天，同志们都睡不着觉，在一块学习的同志都互相访问你到哪去，我到哪去。我是被分配到机关政治保卫部，我们政治队十个同志全是党员，那时由肖华参加召开的毕业典礼大会，第二天由肖华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滨海区师部所在地。我们就在保卫部住下。以后在师轮训队学习两个月，又在保卫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八月份分配到各科。在分配工作时，我们几个同志闹了几天情绪，因分配到二科，作政治侦察员工作，政治侦察员是穿便衣，勇敢有技术，我们这几个同志，都经过战斗的，没穿过便衣，没技术，考虑到自己的得失，后经领导上的说服，才安下心来。
在保卫部二科工作，大都单独工作，经常在敌占区活动，于1942年曾和临沂日本宪兵队斗争一段。1943年4月份，领导上为了培养我们，送我们二科的七八个同志到抗大学习，主要是学习文化，因我们这些同志，文化程度都不高。在抗大学习了半年的文化，因工作需要，把我们几个调回，有几个回保卫部，我们三个同志到情报处工作。我们三个在情报处休息了几天，由邝任农处长谈了话，分配了工作，他两个在机关，我分配到情报组。1944年1月，领导上派我到新浦、海州（陇海铁路连段）建立点，在那里两个多月，因没有稳固的基础，1944年4月份，又把我调到向徐州打进的小组。小组共十人左右，有公勤四、五人，干部六、七人，组长张xx，张被铺后，由李任组长，电台一部，住在新四军淮北军区邳县土山一带。在这里住了半个月，领导上决定我回老家一趟，了解我是否有关系向徐州打进。因多年没回过家，不知家中的情况怎样，总的说自己是愿意回家看望的。就在4月底5月初回家一趟，在家过了一个星期，了解到家乡人员在徐州的关系：有附近周庄的建筑工人孔宪邦在徐州多年，他儿子和我同学，还有我的同学朱魁升同志的父亲在徐州做生意。我把了解的情况向小组领导作了汇报。以后又利用别的关系，在徐州跑了几个月，1944年9月份，在中秋节前，领导上又派我到家乡找关系。在黄口车站，找到老乡张产廷了解家庭情况，过了两天就回老家砀山县孟楼
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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