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已故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的遗孀中西芳子。她为实现丈夫的遗愿，特地飞越重洋，来到中国上海祭奠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中国战友郑文道。
中西芳子祭奠毕，无限感慨地说：“不同的国籍，隔不断用鲜血凝成的国际主义友谊。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丈夫中西功的遗愿，亲眼看到了丈夫和我多年铭记在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典型——郑文道的遗像。”
中西功，日本藤泽市人，早年是日本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的３个弟弟先后参加日本反战同盟。１９３８年他来到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日本情报机关“满铁上海事务所”主持工作。在他的掩护下，和我党派入“满铁”的郑文道保持专线联系，从事情报活动，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战略情报。他们在共同战斗中，用鲜血和生命结成了革命友谊。
１９４２年，中西功被捕，１９４５年在日本投降后获释，１９７２年病故。他在生前所著的《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一书里，披露了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忠诚战士郑文道屡建奇功的事迹。
郑文道，曾化名程和生、丁振东，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父亲是船上水手，长期在海上漂泊，很少回家。他从小跟随哥、嫂到山东省烟台，以后定居青岛，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１９３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在该校有机会接触进步同学，阅读进步书刊，与同学景智德（钱明）、郑香山等秘密组织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对外称“读书会”，主要学习和研究苏联革命文学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后来回青岛做了些抗日宣传工作。１９３８年１月秘密回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组织的景智德。经介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个月以后，中共江苏省委派刘大明、郑文道（化名丁振东）与何克希等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名义，到江阴县西石桥去做组织抗日的工作。这年七月，郑文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何克希派郑文道返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江阴组织武装游击队工作情况，适逢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表面经营南满铁路和重工业，实为日本侵略军设在中国的高层情报机关）正公开招考研究员和雇员。党组织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前去应考，被录取。日“满铁上海事务所”下辖“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两个附属机构，对外统由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出面负责，内部事务实际上为郑文道所掌握。中西功是日籍中共党员，先郑文道在这里作情报工作。郑文道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同中西功紧密合作，将获取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情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不断地传送到延安八路军总部。
郑文道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为求工作上的绝对保密，数年如一日，与父母兄弟割断了关系，和女友约定几年内中止来往，暂不结婚。他工作谨慎，作风踏实，生活朴素。他常穿一件很旧的衣服，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中西功为他做好一套西装，以应付场面时穿。他将积攒的钱或是交党费，或者接济生活困难的革命同志。郑文道身居魔窟，夜以继日地工作，默默无闻地为抗日救国作贡献。经他同中西功合作，获取的重要情报，先后转送延安的内容有：“满铁上海事务所”每月向日本政府上报的情报，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政府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华“兴亚院”的工作指示，华中日军分布，东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以至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本侵华大本营会议内容等等。由于他和党在上海秘密工作同志的努力，敌人最上层的一部分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掌握，为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伪军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根据地军民由于及时得到了郑文道送出的情报，迅速作出相应对策。１９４０年８月，八路军总部根据郑文道转出的一份情报，得知日军拟袭击从山西根据地往河北敌后去的１００多名干部。八路军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空，而且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干部队安全到达河北敌后。八路军总部一位负责干部说：“应该为及时传送这一情报的同志记一大功。”
１９４０年春，郑文道从中西功处获悉关于日军伙同顽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日军高级特务机关在中国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情报，及时转送到延安和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做好反“扫荡”准备，与取得反“扫荡”的彻底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头目就日本今后在亚洲的军事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海军的南进主张获胜。于是日本侵华大本营作出如下决策：在德军深入苏联境内后，日军将不是从中国北面进攻苏联去援助德军，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称霸东南亚。此时，延安已两次来电向上海党的情报组织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的部署。郑文道迅速送出了这个情报，从而为党中央及早准确判断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世界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周恩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此情报转去苏联后，为苏联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战场，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郑文道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满铁”工作的同时，还负责接收和转送中共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获取的上层重要情报。这个工作艰苦又冒险，凡了解他的同志，常常为他的安危担心。但他临危不惧，经常出入于南京情报组专门与他单线联系的张明达在上海的住处，或在事先约定的公园等处取情报。在开展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胆大心细，从不耽误时间。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与本身任务无关的其他工作情况。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经郑文道亲手接收和转送的重要情报近百余件，从未发生过丝毫的差错，堪称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又称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案情牵涉面既广且深，日本当局为此大为震惊，决定对驻国内外的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随着案情的发展，逐渐牵连到日本在中国的“满铁大连总机关”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人员。中西功得到消息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必然牵涉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志及中国的郑文道。于是，他将此危急情况立即告知郑文道，要他迅速应变，尽快脱离。郑文道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仍保持了镇静。他紧锁双眉，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如果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为了保护同志，保全这条重要的情报渠道，他横下一条心，即使天塌下来也由我一人顶着。于是，他郑重地对中西功说：“我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我知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遂将此危急情况迅速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对自己住所作了认真检查，不留任何可能被怀疑的片纸只字。不久，中西功被捕。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９日清晨，上海阴云满天。从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窜进拉都路敦和里２８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敌人仔细搜查了郑文道的房间、箱柜，像梳篦似地检查了每本书籍和每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为了急于了解郑文道和哪些日本人有来往，便迫不及待地对他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上的关系，无其他来往，并愤怒地反问敌人：“本人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却无辜受此刑讯，这是为什么？你们太不讲理了！”日本特务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将他押上敞篷吉普车，送往四川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
郑文道利用闹市区的人群熙攘，乘敌不备，突然纵身跳出了车厢。终因车速太快，脚未落地，头部先撞在马路边水泥地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倒在路上，不能动弹。敌人怕再发生意外，慌忙将郑文道抬上车，向四川北路驰去。
到了日军宪兵司令部，郑文道由于流血过多，神志昏迷，处于休克状态。日本特务怕失去活口，把他送到四楼医务室抢救。
在郑文道治伤期间，敌人多次对他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头目却常来查看伤势，询问病情，劝进饮食，以示“关怀”，企图套取口供。他们红脸、白脸，软硬兼施。但郑文道沉着应付，装作头昏乏力，低头不语，不吐露任何情况。他已为迎接即将面临的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作好了准备。
半个月以后，郑文道的伤势初见好转，能稍进饮食。敌人认定他已无生命危险，便急不可待地审讯。他咬住老口供，死不松口，叫敌人无懈可击。
郑文道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行动困难。他利用进厕所的机会，低声对一起被捕的难友倪之璞说：“我不行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审讯室，日本特务初则对他百般利诱，郑不为所动；继则凶相毕露，对郑施以酷刑，郑坚贞不屈，咬定老口供再不开口。日本特务们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筹莫展，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准备改日再审。就在郑文道被押回四楼病房时，他抓住敌人疏忽的瞬间，从窗口跳楼而壮烈牺牲，用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彻底粉碎了日本特务的罪恶企图，有效地保全了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保护了同志。他牺牲时，年仅２８岁。
郑文道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１９８１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他生前的战友钱明、方知达等同志的报告，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同他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异国战友中西功，在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一书里，称颂郑文道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典型”。他还写道：“我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就会浮想起郑文道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就义的明珠。”（南京军区政治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组稿章德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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