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的幼年是苦难的。他的老家朝阳县地瘠民贫，１１岁那年，他父亲因聚众抗捐失败，带领全家流亡哈尔滨。他１９２５年２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勤奋学习，追求进步。同年夏积极参加响应上海学生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受命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１９２６年夏，赵尚志受党的派遣，返回东北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参与成立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１９２７年３月赵尚志在长春被奉系军阀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以赤色嫌疑分子一再遭受严刑拷问，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１９３０年４月，赵尚志再次被捕。这一次由于叛徒出卖，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尽管敌人软硬兼施，始终无法使他屈服。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１９３２年６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组织决定将工作的重点移到农村去。赵尚志化名李育才被派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任参谋长，当时人称李先生。
张甲洲，大地主家庭出身，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返回巴彦老家拉起一支约２００人的抗日队伍。赵尚志看到部队成份很复杂，便劝张甲洲整顿队伍，并成立了教导队培养骨干。这些措施虽对这支部队的建设起了良好作用，但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吴福海来传达“北方会议”“左”的指导思想。要求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改编为红军。赵尚志认为条件不成熟，提出不同看法。但因吴福海坚持意见，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后转战于呼兰、绥化一带，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转移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目标，部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又不断遭受日伪和地主武装的袭击，部队终于瓦解。在战斗中赵尚志的左眼受重伤。
巴彦游击队的失败明明是“左”倾的结果，但省委领导人却认为主要责任是赵尚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要他作出深刻检讨。赵尚志据理力争，以致许多领导人不愿照他的面；他一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听说被“开除党籍”了。
赵尚志一度十分苦恼。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风吹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但是他很快振作起精神，毅然更名赵三，投到哈东一带反日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当了一名马夫。他对朋友们说：“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
１９３３年秋天一个夜晚，赵尚志、李启东、姜熙善、李根植等７人，骑着７匹快马，奔驰在北满珠河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他们是从义勇军孙朝阳部队拉出来去找中共珠河县委。这时赵尚志年仅２５岁。
９月间，赵尚志、李启东等７人在珠河县三股流长万屯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赵尚志向县委书记关化新谈了组建游击队的想法。关化新非常支持，请省委巡视员张寿（即李兆麟）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介绍了杨靖宇组织游击队的经验。
１０月１０日，一支１３人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三股流长万屯后山诞生。赵尚志为游击队队长，李福林任政治指导员。游击队在三股流一带接连打了十多个胜仗，名声越来越大。人员武器都有了发展。小股日军和伪军不敢轻易进犯，又没有苛捐杂税，哈东地区老百姓称之为“红地盘”。
在珠河地区，当时除了游击队，还有数十支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赵尚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１９３４年３月在珠河县秋皮屯召开“爱民”“青林”等十多个队头的联合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各队头领同意在“不投敌，不卖国，反日到底”等条件下联合起来，而且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队伍扩大到５００人，接连攻克侯林乡、黑龙宫日伪据点，使珠河县铁道南、北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同年６月，部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员。他率支队攻打宾州城，奇袭五常堡，酣战三岔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伪军大小战斗上百次，抗日联军越战越强，游击根据地从珠河县的铁南、铁北扩展到宾县、方正、延寿、五常、双城、阿城等六县的广阔地区，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拥有反日会员１万余人。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２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承认“开除赵尚志党籍是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这年１月２８日，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的壮大和珠河游击根据地的扩展，使日本侵略者犹如前胸挨刀、后院失火，疼之入骨。日寇在哈尔滨召开六省“治安肃正”会议，策划消灭抗联第三军，“毁灭赵尚志的根据地”。敌人在帽儿山设立“六县”办事处，日军大佐野崎任主任，以日军讨伐队为主，集中３０００兵力向哈东进行“讨伐”。敌军所到之处，强迫群众搬到指定地点，妄想把抗联战士困死在深山密林之中。
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讨伐”的时候，抗联三军除留一部分继续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外，赵尚志率领主力经方正、延寿、依兰，出敌意外地北渡松花江进入汤原县境，与夏云杰领导的游击队汇合。
１９３６年１月，赵尚志协助夏云杰将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为军长。１９３６年１月，在汤原附近召开北满抗日部队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冯治纲等，协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部队统一序列，赵尚志仍兼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亮子河矿警队和伪军连全部缴械，又命令戴洪滨、张寿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汤旺河，拿下老钱柜，为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扫除了障碍。在根据地内，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以及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赵尚志亲自兼任校长。抗联三、六、九、十一军的团级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大部分都在该校参加过学习和训练。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东北日军进一步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围攻讨伐”。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谨吉、参谋长东条英机纠集日军１个师团、伪军４个混成旅，加上靖安军、兴安军等共３万余人，妄图在３年里消灭一切抗日力量。军事镇压由吉东地区转移到三江地区，主要对象是赵尚志领导的以三军为主的抗联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北满抗日联军在赵尚志的指挥下多次击败敌人的围攻，保住了汤原游击区。可是有人无粮、有枪无弹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许多重大问题急需请示党中央作出决定。身为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的赵尚志多次派代表去找党中央，但都毫无音信。
转眼间寒冬降临了，大雪又纷纷扬扬地飘荡起来，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敌人妄想把缺衣少吃的抗联指战员冻死在荒山野林。这时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带着六军军长戴洪滨和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宾来找赵尚志。刚从苏联回来的陈绍宾说：“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海洛将军，让我捎个信给抗联总部，叫咱们派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过去和他们共同商量抗日大事！他说，他们可以武装咱们部队……”
对这件重大事情，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北满省委临时会议讨论。陈绍宾在会上介绍了事情经过，与会者都觉得这个“口信”很重要，如真能达成协议，就很可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一定要派一位重要领导人去完成。经认真研究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派赵尚志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去苏联谈判。
赵尚志肩负着重要使命启程上路了。护送赵尚志出国境线的省委领导人有张兰生，有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六军军长戴洪斌等人。在路上，赵尚志忧心忡忡地对张兰生、张寿说：“如果过境后对方不承认怎么办？”张兰生说：“对方会承认的。”
１９３８年１月，旧历正月初五，赵尚志在戴洪斌的护送下，带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过境，走上对岸的苏联国土。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赵尚志过境后，首先被解除了武装。接着对方又通报说：“海洛将军没有邀请任何中国抗联的代表来谈判的事，他不可能来见你。”这使赵尚志非常吃惊和迷惑，他感到受骗了，立即要求回国。对方说：无权答应。他绝食了，数天滴水不进，他的抗议、请求、绝食、意见，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境遇更加恶化。他被丢进了一间牢房似的地下室，长达一年半之久。
１９３９年６月，苏方才向赵尚志解释说，把他关押审查是个误会。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立即组织了一支１００余人的精干部队，于同年７月回到东北，投入战斗。但由于奸细造谣挑拨，他未能行使总司令职权。１２月又接苏方电报，让他与北满、吉东两省委负责人到伯力开会；于是年底，他再次率队过界去苏联。
１９４０年由于叛徒造谣说赵尚志要“捕杀省委”，北满省委不经调查就作出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３月，赵尚志被调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１９４１年初，又被调去莫斯科学习，再次受到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一面写下了长长的意见书，准备向党中央申诉，一面坚决要求重返抗日战场。
１９４１年秋，苏方允许他带５个人的侦察小组回国。他说，他要重新组织队伍与日寇干，他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他还想骑马到延安去汇报。
１９４１年冬，赵尚志等人到达汤原鹤立一带活动。敌特机关得悉赵尚志突然复出，立即搜山７天，但未发现踪迹。日寇派特务刘德山伪装猎人进山侦察，与赵尚志小分队相遇。起初赵尚志把他的枪下了，姜立新（三军警卫团团长）认识此人，便将其留在小分队内。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２日晚１１时，赵尚志在刘德山的预谋引诱下，去袭击梧桐河警察所，走到吕家菜园时，刘德山突然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腹部中弹；但他忍着剧痛回手一枪将刘德山当场击毙，他也由于伤重而牺牲。
４０多年的光阴流逝了，人们不知道遗忘、淡漠、疏远、冷落了多少事，但对赵尚志，人们没有遗忘他；相反，对他的怀念、敬仰、钦佩的感情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真诚。
１９８５年，黑龙江萝北县宝泉岭（烈士牺牲地）农管局的青年团员自愿集资修建了赵尚志烈士纪念碑。１９８８年５月，黑龙江省尚志县和宝泉两处的赵尚志烈士纪念馆同时开馆。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原子明、咸宽兴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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