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后改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６日出生在湖南省宝庆县袁家台村（今属邵东县）一户手工业工人家庭，家境贫寒。１９２０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在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从一师毕业后，应田汉之邀赴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三队学习，同年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袁国平任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周逸群到贺龙部司令部，帮助贺龙改造和整顿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年１０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袁国平被调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１９２７年５月，他随军进军鄂西，参加了平定杨森、夏斗寅部叛乱的战斗。后调任第四军五十二师七十四团一营三连指导员，率连队随十一军军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袁国平奉命到广州，负责接待各地前来准备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１２月１１日举行广州起义时，他任教导团参谋，带领主攻部队攻占广州市公安局。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余部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称红四师），袁国平任党代表，到海陆丰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坚持武装割据的斗争。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辗转到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他把红军政治工作的方法运用到根据地的群众政治工作中，开展了丰富多采的宣传教育活动。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袁国平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０年６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７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袁国平领导军团政治部接管了伪国民报馆，出版了《红军日报》，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各项政策。１９３３年１月后，袁国平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他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两次入闽作战。特别是在东方军入闽作战中，领导军团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战胜优势敌人，恢复和扩展了大片苏区。陈毅曾赞扬说：“袁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１９３４年２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８月２５日，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保卫驿前、石城战斗后，写了《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一文，着重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不间断的特点，如：使“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的口号普遍深入人心；战时政治工作，不仅政治人员努力做，许多指挥员也自动去做；战斗中指挥员伤亡时，党团员自动出来代理；当放弃或撤出阵地时，政治部预先派人到部队中做解释工作；战斗激烈时，鼓动与组织给养员抬伤员下火线来；党团员或支部负责人伤亡时，在火线上自行进行调整与补充；战斗中政治部派人到作战部队迅速收集资料，按时出火线小报；在火线阵地上撒宣传品，对敌喊话，瓦解敌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袁国平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６年２月，任红军大学下属的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１２月，任抗日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后改步兵学校）政治委员。１９３７年８月，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毛泽东主席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邓子恢可为副主任。”
新四军刚刚建立不久，政治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为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１９３８年５月间，项英、袁国平派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率领演出队去茂林，进行抗日宣传，并代表军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６月１７日至１９日，他主持在岩寺召开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指出，自新四军成立以来，全军政治工作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但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远远不能满足本军任务的要求。为创造铁的新四军，他提出了关于政治工作的四条基本任务：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政治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具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和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确立政工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建立政治工作从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政治工作不间断地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
第一届政工会议后，袁国平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通过在前线约两个月时间的视察，对坚持敌后抗战取得抗日胜利更充满信心。他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
１９３８年８月，新四军军部移到泾县云岭。２月７日至１６日，新四军召开第二次政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会上，袁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它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给政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袁国平重视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新的任务所带来的新情况，及时总结政治工作适应新情况的新鲜经验。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５日，袁国平在《抗敌》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在文章中，他具体分析江南敌后环境的特点，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８个月的经验，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所需完成的任务。他指出：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有名的“温柔乡”，对军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军队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强调要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战胜困难，争取胜利。为加强军队在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他提出：首先，要确立与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设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设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提高政治部主任的权力。其次，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战斗热忱和严肃的纪律。第三，要加强民众运动。第四要加强敌伪工作。第五，要做好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论述每一项政治工作任务时，都具体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做的具体方法。他这篇文章，是对敌后游击战争中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日，新四军政治部召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袁国平在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还指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了下列教学原则：（１）集体学习、研究，互相帮助；（２）中国化，通俗化；（３）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４）教、学、做的完全一致；（５）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６）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７）循循善诱，循序渐进；（８）批判精神，科学态度；（９）基本教育与宣传鼓动相联系；（１０）计划切实，检查深入；（１１）博而又约，约而又博；（１２）形成学习空气。
１９４１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新四军奉命北移，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
在优势顽军的强大攻击下，袁国平率领直属纵队奋起自卫，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军。
突围中，大部人员牺牲，小部人员随袁国平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他身负重伤，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待苏醒过来后，他对守卫在身边的卫士连战士们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们在副连长李甫的带领下，轮流背着他，连夜继续突围。天大亮时，他们赶到章家渡口。大家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手托头顶，抬着他渡河。这时，被敌人发现，敌军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好几个战士中弹倒在河水里，剩下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抬着他过了河。
上岸后，他们在一座古庙前休息。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眼神凝滞。他吃力地挣开眼睛，看了看围在身边的战士，用极度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摸出别在腰部的勃郎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他安详地躺在地上，眼睛定定地眺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喷薄而出的红日。
１９５５年６月，袁国平烈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贺兆瑞、田华洲、魏蒲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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