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新区积极活动，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和打小仗，四月间在景宁的斋郎一仗，红军击溃了浙保和闽保各一个团，并打伤一个姓李的团长，从此，红军的威名在新区传扬开来，红军的足迹，在浙西南六七个县的范围内出现。
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和宣传活动，在群众当中有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就在“创造新苏区”的口号下，战斗队变成了工作队，一个连、一个排，分散到各个地区去发动群众，推行苏维埃运动，上级要求我们每个党员三天扩大一个新战士，我们每到一地便积极宣传，扩大红军。挺进师政治部在遂昌县的王村口一带驻扎下来，我们就在刘政委的亲自领导下，展开群众工作。
那时，我在政治保卫局里当干事，无例外地和大家一起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与我的保卫工作有关的事情。先说王村口靠着大龙山脚，是个热闹的市镇，街上店铺子不少，红军到这里后，生意最好的，要数面食馆子了，常到深更半夜，还没有歇业。在几家面食馆子当中，更有一家，因老板娘自己说是江西广丰人，烧的面食，又颇有江西口味，这就特别招引人上她的店里去。那时，我们常常是早出晚归，在周围几十里地内领导群众打土豪、打粮，回来后已经很晚了，所以常在晚上开会之后，三五成群地往街上的面食馆子跑。没多久，我们跟这个江西籍的老板娘和她店里的年轻伙计都混熟了，她口口声声跟我们攀乡亲，对红军显得特别巴结。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负有扩军任务，老板娘却不用我们动员，就自动地要年轻伙计参加进红军来，这一切在我们最初的印象中，觉着这“老乡”挺不错。
一天，政治部得到报告，供给部新兵排里发生了逃亡事件，保卫局派我去侦查逃亡原因。过了几天，我重又回到王村口，只见街上我常去的这家面食馆紧闭着店门，听说老板娘因事回江西广丰老家去了，生活中少了一个常去的地方，倒有些不习惯似的。我们继续调查新战士逃亡的原因，终于发觉他们的逃亡，是由于内部有人在煽动，煽动别人逃亡的人本人也是新参加红军的，他们常常表面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工作抢在头里干，极容易得到领导的信任，经动员回来的逃亡战士揭发，我们逮捕了几个这样的破坏分子，在这些人中间，那个年轻的面店伙计也在其中，到此，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当初他“主动”来参加红军，那个回江西广丰去的老板娘大有可疑，后来经审讯证明，她确实是个“坐探”。
这事过后不久，我们移驻在官塘地方，又遇到了一个江西广丰籍的女人，照她自己说，是几年前跟人到这里来做生意的，后来就定居下来了，同样的，她也跟我们攀乡情，设法跟红军战士接近。过不了几天，她向我们提出她有个亲弟弟，想当红军，问我们收不收?“你弟弟在哪里?”我们问她，她说：“住在山上的包米棚里。”
第二天，这个想参加红军的人，果然找上部队来了，我看他进门来时，脚有点跛，再仔细观察看他的举止，既不像是种地的农民，也不太像做生意的人，听他的口音，却又是江西吉安一带的乡音，我心里就存了几分警惕，故意拿广丰的事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对头，我就问：“你的脚是在哪里受的伤?”他呆了呆，才说：“是跌伤的。”看他这副神情，我已估计到八九分了，就不再同他哕嗦，先派人把他看押住，立马先去追查自称为是她姐姐的广丰女人。真相很快全部清楚，这女人原是广丰一个逃亡保长的老婆，跛子是白军的一个中士班长，他的脚是在进攻闽浙赣苏区时负的伤，伤愈后在浙江保安处的士官学校受的特务训练，他供认跟他一起来浙西南的共有六十多人，打入到红军内部来进行破坏。他的供词，正同以前我们抓获的那几个破坏的人相同，显然，这是白军对付挺进师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但这一事情给我们的教训，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我们破获这股特务后不久，罗卓英部向我浙西南红军的大举进攻开始了。我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当地坚持外，主力迅即转移到浙南地区，到了龙泉、云和地区，突然遭遇到一路敌人，我们被包围在一座山头上。经苦战，我们突出重围，待敌人退走后，重新集结部队时，发觉有两个新战士将一挺轻机枪丢失了。当时，红军战士连一条旧步枪都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绝不肯轻易丢掉。丢失一挺轻机枪就是件大事故，需要保卫局来过问这件事了。我先找了他俩来问，起初他俩一直打埋伏，说是藏在山上某处，考虑到从白军那里缴获轻机枪的不易，我决定自己冒着危险，回到原来被围的山上去寻找这挺机枪，结果却连影子也没找到。回来再加以盘问，他俩却又说是藏在另一处了，总之，我姑且信着他俩的话，连找了两三处，都没找到。这两个新战士，就此扣押在保卫局，准备继续审查。
但有一天，白天即跟敌人打了仗，又跑了路，到夜晚部队进入宿营地时，大家都已疲劳不堪，进了屋子，很快就入睡了。等我一觉醒过来，只看见担任看守的战士，还呼呼地打着鼾，而那俩扣押起来的新战士却不见了。我忙将担任看守的同志喊醒，一起在附近找，没找着，重新回到屋里，仔细查点一下东西，却也没少什么，可以断定那两个待审查的犯人，肯定是逃跑了。我真是懊丧非凡，心里想如果他俩是白军派进来的特务，我这个疏忽就大了，可是又奇怪为什么他俩竞没有动屋里的东西，这又不像是特务干的了，可是谁知道，到吃饭的时候，我习惯地伸手去抓腰里的手枪，只觉得穗子轻飘飘的如同空无所有，原来手枪早已不在我身上了。就在这一天，我们部队行军到官塘、南老蝉之间，又遇上了敌人，顷刻问，我们又被重重包围住了。
我记得那一次，师长粟裕和政委刘英也都被包围在里面，形势十分危险，红军战士们一直奋战到第二天深夜，才算突出了重围。后来经查明，这股突然袭来的白军，正是得到那两个家伙的报告才来的。这样，我们便更加提高了警惕，我们先后在部队里及时地查获了二十多个这样的特务，这事实更大大提高了全体同志的政治警惕性，自此而后，连队里每扩大一名新战士，总会先送到保卫局来审查，我们会将新战士先放在政治连里，经过考验，证实可靠，然后才补充到战斗连里去。
红军时期的教训，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我深深地懂得了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保卫工作的一丝疏忽，革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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