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我们是老熟人了，谈谈吧。”我说：“组织上叫我到二十二师去当政治部主任，我从来没做过这么重要的工作，心里发虚，胆怯得很。”这是我接到命令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堵在心窝里的顾虑，原来生怕说出来会惹人笑话。这会儿，面对像疼爱小弟弟的兄长般的罗荣桓同志，便一口气全说了出来。罗荣桓同志听了，鼓励说：“嗳，怕什么，青年人就要大着胆子去闯嘛。哪个从娘肚子里一出世就会做工作呢，做起来就学会了。你经过‘红大’学习，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去，会做好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同我娓娓而谈，我用心做笔记。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了，他送我出来，一边走，一边说：“我讲的三点意见，一是做好党的工作，二是做好群众工作，三是做好敌军工作，都不是什么新发明，是我们工农红军打胜仗的老路径，这都是些好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他把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作了概括，帮助我理解和记忆。到了门口，他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说：“祝你这个小主任工作顺利，我们会帮助你的。”第二天，我背着行装，带了一张路线图，走了三天来到二十二师师部。部队已经从筠门岭撤下来，在站塘一线构筑新的工事，加强防御。前一段战斗失利，责任不在于战役战斗的指挥，而在于实行了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但那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实行惩办主义，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干部，更换了师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师政委方强同志就受到了残酷斗争，被关押了起来。现任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湘、参谋长孙毅和我四个人，都是新调来的，工作担子很重。陈济棠手下的李扬敬指挥第二纵队攻占筠门岭后，派了三个师驻守筠门岭、盘古隘、寻乌和平远，防备我军反击。驻筠门岭的敌第七师经常派出一个加强营作“游击扫荡”，十分猖狂。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南线，来到了二十二师。宁都会议以后，他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但他找我们谈话，开座谈会，帮助分析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蒋介石想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而陈济棠一方面想利用“剿共”要枪要饷，更想靠红军的力量挡住蒋介石侵占广东地盘，他们各怀鬼胎。我们要不断用小部队反击，积极巩固防线。于是，我们部队打了几次伏击，歼灭了敌人加强营，击毙了敌营长，敌人再不敢出来“扫荡”了，我们的防线逐渐巩固起来。那时候，在会昌、平远、吉潭、寻乌、武平、澄江等一带，由于土改中执行“左”倾政策，侵犯了中农利益，对地主实行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加上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敌人更使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花招，利用苏区奇缺的食盐、布匹来欺骗和笼络群众，一部分群众接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被反动地主、保甲长裹胁参加了反共自卫队、守望团。有一次，参谋长孙毅和我带领一支小部队打反击，刚走到一个山冲里，只听四周山头敲锣打鼓，被裹胁的群众摇旗呐喊，困扰我们，前面，国民党军队的迫击炮和机关枪响成了一片，有些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端着梭镖、抡着大刀向我们冲来。为了不伤害群众，我们部队只好撤退回避。我们工农红军从来没有如此陷于缺少群众支持的境地，真好比蛟龙困在浅水滩。怎么办呢?我想起了罗荣桓同志来时向我的交代：“在群众取繇全集工作方面，我们过去做错了的，搞过了头的，要向群众承认错误。你到前线后，可以向粤赣省委和军区汇报，向地方党委建议，扭转这种形势，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按照罗荣桓同志的意见，再次提出建议，地方党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了过去的做法，我们也派出军队干部、战士帮助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群众，形势很快开始有了转变。不久，罗荣桓同志带了一个检查团也来到了南线。大热天，太阳能把人晒出油来，罗荣桓一路走来，汗把衣衫湿得可以拧出水来。对他的到来，我真是喜出望外。瑞金一席话，音犹在耳，现在，又亲自来帮助我们工作了。我们在政治部的一问小屋里，用两条长凳一扇门板为他搭了一张床，请他休息。可他只略坐了一会儿，用冷水抹了一把脸，气还没喘匀，就起身去看部队。罗荣桓爬上山头，战士们正在改进防御工事，巧妙地利用地形，用树木、石头、泥土构筑了堡垒，形成了一个火力网，完全控制了山下一条小河的渡口和大路。伏天里，山上没有一丝风，蝉在树上不歇气地聒噪。战士们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干纱，闷头猛劲地挖呀，抬呀，没有平素常见的欢势。接连丢失掉盘古隘、筠门岭，大家心里窝着一股火。罗荣桓不声不响地和战士们一起干了一会儿，之后招呼大家到树荫底下歇息。他挨个儿问了战士们的姓名，籍贯，什么时候当的红军，热情称赞说：“同志们的工事修得蛮好呀!堡垒不但修得坚固，又能充分发挥火力。堡垒，就要让它发挥骨干作用。”一个战士说：“敌人打盘古隘，用的是外国大炮，我们的工事硬是要抗得住才行哕!”罗荣桓说：“你们在盘古隘、筠门岭打得蛮好哕，硬是把敌人打怕了，让他不敢轻易朝前伸爪子了。”战士们说：“好么子哟，打来打去，阵地还是丢了。”罗荣桓说：“这不能怪同志们。毛主席都表扬你们打得好咧。”战士们活跃了，笑着说：“反正敌人没捞着什么便宜。”罗荣桓说：“敌人再要来进攻，我们顶得住不?”战士们说开了：“顶得住。”接着，又流露出担心说，“只是莫按前一阵子老打法了。硬碰硬，要吃亏!”回到政治部，罗荣桓问我：“你到部队有些日子了，你看巩固南线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正是我日夜琢磨的问题，便说道：“最要紧的是要让部队树立坚守南线的信心。”罗荣桓说：“对。”他又像跟我商量似的说：“怎么建立信心昵?首先是抓好党员教育。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堡垒一样，党组织要坚强，要能充分发挥威力，才能带动整个部队坚定信心。”罗荣桓在我们师住了下来，帮助我们工作。我请他参加政治部每周一次的部务会，会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群工部长各说了他们的工作，提出一大堆问题，我一时也抓不住主要矛盾，理不清头绪。会后，罗荣桓同志找我单独谈话说：“今天，我们专门谈一个问题，如何开好会。”我连忙说：“太好了。”罗荣桓同志分析说：“今天组织部长讲了发展党员的工作，讲了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宣传部长讲了形势教育问题；群众工作部长讲了召开群众大会问题，哪个是当前部队的主要问题呢?”经他一提醒，我觉察今天会前缺乏充分的准备，没有掌握好重点。罗荣桓同志继续说道：“开会以前，你心里首先要有个主题，一次会议只解决一两个问题，而且是当前部队的主要矛盾。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哪个问题要先解决，这就要靠调查研究。你调查好了，先找部长们分别交谈，把你的想法和他们通气，让他们有所准备，然后开会，议题就集中了。这样，发扬民主，又有集中，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动员整个政治部的力量在一个时候集中做好一两件事情。会后，大家下去落实，最后要检查、总结。”一个多月里，我跟随罗荣桓同志走遍所有连队，调查研究。在一次会上，有一个战士提出说：“这次反‘围剿’，碰到的敌人比过去都顽固。”罗荣桓启发地问道：“这是为什么昵?”有的回答说：“广东军队没挨过红军的厉害打击，不了解红军。”罗荣桓说：“对，应当向他们宣传红军，号召白军学习赵传生、董振堂二十六路军光荣起义。”我说：“在红军大学，周恩来副主席讲课时，号召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内部。”罗荣桓同志说：“这叫双管齐下!大家来出主意，看哪些口号能打动白军士兵的心。”他当场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拟出了一些宣传口号，如：“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白军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红军自愿当兵，英勇奋斗为工农；白军抓来当兵，莫为反动派流血、流汗白送命”等等。战士们将这些口号用石灰水刷成标语，并用到战斗宣传中。罗荣桓同志深入实际，平易近人，上上下下，干部战士都对他无拘无束。只要是见过一面的战士，再碰到时他差不多都能叫上名字。他和我们一样吃大锅饭，午饭是红米南瓜，晚饭是南瓜红米，从来没加过菜，连额外炒一碗青菜萝b也没有过。当他快要离开二十二师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野塘里摸到了几条鱼，可是没有油，也没有盐，怎么请罗荣桓同志吃呢?恰好我从湘赣苏区来中央苏区时，上级发给了三块银圆，还剩下一块银圆，没舍得用，我拿出来请事务长用这一块银圆从商人手里买了二两盐。罗荣桓同志喜欢吃辣椒，就用盐和辣椒煮了一盆鱼。罗荣桓和师部同志吃得十分高兴，他开心地说：“好久没打牙祭了，今天是主任请客，让我们也沾了电腥呀。”在罗荣桓同志要离开红二十二师的前两天，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星期目的早晨，我叫通信员通知政治部各部部长在早饭后开会，去不多时，通信员慌张地跑回来向我说：“特派员把秘书长、直属总支书记和组织部长抓起来了，说他们是反革命，AB团。”那时，“左”倾错误领导虽然V1头上说不要搞肃反扩大化了，但实际上还在推行，当时保卫局派有特派员住在部队，可以随便捉人。部队里流传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说话。”我头天晚上还和秘书长、组织部长研究今天开会的问题，也知道他们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便向通信员说：“你去把特派员叫到我这里来。”特派员被叫来了，我问他说：“秘书长他们有什么问题，你把他们抓了起来?”特派员说：“他们是反革命。”“有什么证据和事实没有?”“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搞反革命活动。秘书长还是富农出身。”我生气地说：“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是商量工作还是搞反革命，你要搞清楚。秘书长是不是富农出身我不清楚，他参加红军好多年了，就算是富农家庭出身，也不见得都要杀掉呀。”特派员坚持说：“我警告你，你不要包庇反革命啊!你不要干涉保卫局的工作!”特派员坚持不放，我很着急，便去找罗荣桓同志。他听了也很着急，很为难，在房中间站着，好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说：“组织部长、总支书记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我说：“这几个同志工作都很积极，忠心耿耿。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组织部长是参加过平江、浏阳暴动的，原来是个小学生，家庭可能是中农。”罗荣桓同志听了说道：“好，你去同特派员谈。他们不是最讲成分吗?你问他，雇农是最革命的阶级，中农也是革命的，随便处理一个雇农、一个中农怎么行呢?还有，中央讲了要防止肃反扩大化，要他注意。”这样我的胆子就大了，于是又找来特派员，对他说：“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组织部长家庭是中农，他们都是革命的阶级，又很早参加了红军。你随便处理一个雇农、一个中农，我们不同意，我们也要向保卫局反映。中央指示防止肃反扩大化，你应该执行。”特派员说：“你敢担保他们吗?”“我敢担保。”“那秘书长呢?他是富农出身。”我说：“他有没有反革命活动，要再调查。”特派员只好释放了总支书记和组织部长。全国解放以后，总支书记见了我，不胜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我早就没命了。”罗荣桓同志在我军南线战斗失利、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帮助我们战胜困难，保护干部，发扬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团结了部队，巩固了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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