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是他的心里话。有两件事足以证明：要打仗了，他总给我先下“毛毛雨”，谈了他的意图，就让我仔细参谋参谋。到战前动员了，他就会跑来我们连，政治动员、军事部署全替你做了，然后就挑突击班、突击排，当然，最后他总要叫你连长、指导员具体补充。战士们看来，这营长有点儿包办，却又很民主。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脾气有点变，变得急躁了，动不动爱训‘人。我仗着过去那种亲密关系，也不避讳，总爱和他争论。他争不赢，就痛楚地皱皱眉头，吼道：“没啥说的，按我说的办，还得给我写保证!”我发现，争论一次，他就增加一次痛苦，我们做下级的，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一次营长从军团部回来，甚是得意，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拉我去交底，说：“要打大仗了，全军团要拉到广昌大会战!”接着，他进一步透露：在军团，他碰到个“大人物”，讲话一套一套的，全是“必须”“一定”这些词，说得连彭德怀军团长都有点坐不住。他说，那人物说的三个“一定”他记得最清楚了：“一定御敌于千里之外”，“一定把红军彻底转变到正规战、阵地战上来”，“一定要打到南昌去”。我以为他作为故事搬一搬，便随便驳了他一句：“你说的这些啊，等我们有了飞机、大炮以后再说吧。现在呀，我看说胡话!”营长严肃起来，说：“今后你说话注意点影响，这可是要层层动员、层层作保证贯彻的事。当前，可要注意克服游击习气!”他又强调：上边已下决心定了，要进行两个阶级命运大决战，要百分之百贯彻“短促突击”新战法。从营长的语气看，他对三个“一定”并没有衷心赞同，却又对某些东西有点留恋，说：“好久没有打正规战了，试一试也好，不行再说!”我可就傻眼了。我自己服从组织完全可以做到，可要老战士信服我真想不出什么新招。我们五连，原属红七军五十八团，老骨干很多。在右江根据地时，隆安战斗是打阵地战，北上时，在浒湾八角亭也是打的阵地战，都是打得得不偿失，吃过大亏。到了中央苏区，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运动战、游击战刚打熟手，现在又要改，战士们能通么?不通，又能打好仗么?没办法，我只好求助于营长，请他到我们连动员动员，他欣然答应。那时，士兵委员会虽然撤销了，改作“列宁室”，但权威还在，战士们还习惯三大民主。陈营长照跟我讲的内容说了一通以后，让大家讨论贯彻，不料，几个老兵呼地站起，毫不客气地提起问题来：“几万红军打百万白军，用阵地战，合算吗?”“运动战咱们打得不是很顺手吗?成师成师地消灭敌人，又有哪点不好?”“我们有重炮摧毁敌人纵深阵地吗?”
战士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陈营长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连长陈树友就赶紧圆场，说：“同志们，决心上级已经定了，我们就具体讨论一下，如何能打得好一点吧!”这才算给营长下了台阶。事后，陈营长又把我和连长找去发了一通火，气呼呼道：“你们以为这是我的意思吗?”我也带点气地顶他：“谁的意思也不行。可以算算看，五连战士在阵地战中牺牲得还少吗?这又不是打阻击打掩护，牺牲再多也要硬拼，有什么必要这么搞?”这一下顶得他没词儿了，叹了一1：3气，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实话告诉你们吧，现在你我剩下的就一句老话了：服从命令，坚决执行。我看是没I'lJl。了。”就这样，我们全团带着一串串解不开的问号，开赴到石城一带，准备和敌人“堡垒对堡垒”干一场。那时，敌人已经靠飞机大炮占领了广昌城，沿着广(昌)石(城)公路大修“乌龟壳”，步步为营，在向石城逼近了。我们就在石城前面的山包上抢构工事，准备扼守公路口。我们二营全放在两个山头上。敌人每进一步就忙着修堡垒，并不急于进攻，和我们距离也仅有五六百米，可谁也不动枪，还真有点“文明”。所以，我们也有机会把工事修得牢固一点。每个掩蔽部，都用两层圆木一层厚土，反正山上松树多的是，砍来就盖，交通壕也挖得又深又宽。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白志文团长、李天佑师长也三天两头来检查我们的工事，稍不合要求，便叫我们加牢改造。白团长还宣布：“上级命令，从现在起，你们就与阵地共存亡。”彭军团长也亲自打电话，说十五团战士的勇敢，军团信得过，现在，就是要把工事修得抗得住敌人飞机和重炮的轰击。陈营长在电话机里一个劲儿保证：“没问题!没问题!”我心里也自问：上级首长那么重视，那么关心，仗兴许能打得很漂亮吧!但为纵深配置问题，我又和营长争论起来。我们营两个连，横一线在山头摆开，另一个连虽说作预备队，但实际}：要在小山口堵公路，配置得没重点，没防御纵深了，我想向他建议：把部队收一收拢，形成一个小拳头，刚开口，他就来无名火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军团都没法改变，你算老几，我算老几?拼完就算，省得吵!”我说，仗是战士打的，总要让他们自己有个灵活机动嘛。他又皱了皱眉头，内疚地说：“打起来再说吧，不能一本经验到黑!”不几天，敌人开始进攻了，由于堡垒对堡垒，事先我们已示形于敌人，敌人就用飞机炸、重炮轰，把我们苦心经营一个星期的阵地设施，差一点炸得荡然无存——掩蔽部被炸掉三分之二，一人多深的堑壕，几乎快炸平了，好在我们都在反斜面上挖有猫耳洞，不然真无藏身之地了。晚上，敌人的炮火一停，我们马上进入阵地。我一看，已经没有什么依托了，想修复已来不及，一整营的敌人，都快冲到我们阵地前了。陈树友连长猛喊一声：“打!”我们五连守的山头，就全面开了火。一阵排枪，撂倒几十个敌人，但后面的敌人，还在一个劲往上拱，有的已经到了我们的交通壕口。我急了眼，就命令：“上刺刀!”战士们听到我声音，都咔嚓咔嚓上了刺刀，接着一阵喊杀声，就呼呼地向敌群杀去，一轮拼刺，又把敌人干掉了几十个，后面的敌人，才扭头跑回去钻“乌龟壳”。等我们撤回阵地时，敌人又像鬼魂那样鬼头鬼脑跟着出了“乌龟壳”，准备再进攻。这时，陈营长来电话，用了个新名词：“陈连长，这阵‘短促突击’战果怎么样?”陈连长说消灭了敌人一百多。陈营长在电话中猛表扬我们，说：“很好，很好，就这样打!”但他哪里知道，这前沿阵地再经不起敌人重炮的轰击了。敌人开始炮击。这次我们来不及隐蔽，又受了一些伤亡。讨厌的是，重炮停了，小山炮还在不断打。观察哨来讯号：敌人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又开始进攻了。我们不得不冒着炮火投入阵地，准备反击，等我们都进了阵地，敌人步兵又往后挪；我们想要撤，敌人又向前挪。拉了几个来回，才弄清敌人诡计，但已经晚了，敌人堡垒后面几个山头上，架好的迫击炮，一齐向我们阵地打来。不到十分钟，全连伤亡近四分之一。陈连长刚要跑过来和我商量对策，一发炮弹把他掀倒在地，负了重伤，我冒着炮火把他背进残缺的掩蔽部。卫生员一边给他包扎，他一边吃力地对我说：“不能这么打了!太笨了!”说完他就昏了过去。听了他的话，我的心沉痛起来。是呀，敌人两个团四个营，又有强大的炮火压制，就那么轮番折腾你，我们偏偏呆着挨炮，战士再勇敢，也勇敢的不是地方呀!敌人已经换上第二梯队来冲击了。我们被迫一边躲炮，一边反击，由于伤亡过重，阵地有的部位已经照应不过来，开始被敌人突破了，我只好下令白刃格斗。但跳出堑壕拼刺刀的战士，已不足一百人，好在我们的战士是那样的英勇顽强，又已经和敌人扭打在一起，减少了被炮火的杀伤，一阵旋风式的拼杀，又把敌人捅掉几十个，才算把敌人赶回去。我们自己，也伤亡了十多名。我回到原来自己的指挥位置，电话机里传来陈营长的呼叫声：“陈树友，陈树友，这阵突击怎样?”我带着气拿起耳机，对他说：“陈连长受重伤了，我是欧致富。消灭敌人六七十，自己贴进去二十多!”他说他马上上来，就放下耳机了。大概，战友的伤亡使他对“短促突击”的战果感到心疼了。敌人那边按正规时间开饭了，我们也跟着抽这空吃饭，炊事班按一百多人的饭送上来，但只有八十多人端碗了，有的战士见自己的战友不在了，端着饭也吃不下。还是老兵看得开，边吃边敲着碗，带牢骚地鼓动着：“不吃白不吃，这是吃饱了让我们有劲再去‘短促突击’的!我是准备最后一餐了，怕什么!”老兵一说，没动筷的战士也狼吞虎咽地吃起“情绪”饭。不一会儿，营长上来了。他看看我们的阵地工事，已被炸的残缺不堪，又见战士们个个杀得污头垢面，有的在改造加固被敌炮摧垮的掩体，有的闷着头蹲在堑壕里，他的眉头，也痛苦地皱起。按理说，我们伤亡二三十，消灭敌人一百多，已算不小的胜利，但战士当中，已没有了第三、四次反“围剿”中那种胜利的快乐了，气氛非常沉闷。半天，营长终于开口了，颤着声音问我道：“连长受伤后对你说过什么话?”我说：“他只说一句话，不能打这笨仗了!”他直搓手，不说了，停了片刻，他带着责备的口气问我：“战士这种情绪，能打好仗吗，你怎么不做做工作?”这一问，我又和他争了起来。我说：“你有本事你就做去。为谁打仗，为谁当红军，战士们懂；为战友报仇，战士们更懂，却偏偏不懂为什么要打等着挨炮弹的仗，我也不懂，没本事说通他们!”我见陈营长眉头皱得更紧，才刹住了话。他站了起来，狠了一下心，说：“好吧，我说!”接着，他的声音几乎失去了控制，向战士们高呼着：“同志们，狠狠地打，为陈连长报仇!十三团老大哥已经在高虎垴等着教训敌人了。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炮!”他后面那句话，简直带着哭声说出来。敌人步兵已经吃饱饭，炮火轰击又开始了。我招呼战士们快点躲炮，便拉起营长躲进连指挥所，那是一个仅能容两三个人的小短洞。在这里，我俩又争论起来。起因是我提了那么个建议：由于敌人炮火对我威胁太大，炮阵地有的肉眼都观察得到，可否在夜间派出小分队，化装潜入进去把它捣毁……“别说啦!尽往我痛处捅什么!”营长真的火了。他“嗨”地叹了一口气，随后又歉意地对我道：“不该跟你发火，没一点用，没一点用!”接着他给我解释他为什么“火”。前几天，他碰到一位主张“短促突击”的上级“权威”，鉴于广昌会战初期我军吃敌人炮火的亏，他就执意向这位“权威”直言：应该派出小分队，搞掉敌人炮阵地。那“权威”“瞎”了一声说：总是这股游击习气。马上扣了营长一顶小“右倾”的帽子，随着，全师派出小分队袭扰敌人的权全给收了。听了营长这番话，我心里也一阵阵痛楚。真是在痛楚中争论，争论中又增加新的痛楚。敌人又炮轰了，新的突击就要开始。陈营长突然跳起来，说：“看看去!”我死拽住他，怎么也不让他出洞。直到观察哨发信号，暗示敌人已开始冲锋了，我才和他跑上前沿。他听到我们的机枪响了，就要跑过去打几梭子。这时，敌人专门对付我们射程较远的机枪的六。炮、追击炮一齐发射了。我刚喊了一声，但已经迟了，陈营长已倒在血泊中，手捂住了肝部。我急忙叫卫生员把他抢救下来，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张着嘴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想的……是……对的。说不得，算了。”陈营长，我的好营长，满怀胜利希望来到红军部队，带领我们打了不少胜仗，带我们迎来了多少胜利的喜悦，却在对错误路线百思不解的疑虑和痛楚中投入战斗，又痛楚地离开人世。我带着陈仁德鲜血写成的“?”参加了长征。直到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恢复了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我们三军团才又在运动战中连续取得娄山关、遵义战斗的大捷。我心中的问号，才算开始解开。我那时起就暗下决心：千万个战友用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要永远永远地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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