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光回忆抗战时期掖县两面政策的运用(三)

莱州警事 发表于2016-01-09 14:41:14
    依靠群众,智斗顽敌。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虽然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在英雄的人民面前却成了聋子和瞎子,东碰西撞,头破血流。掖北几个据点的伪区长机构,几乎全是我们的情报站。县独立营的交通员王伦远、鲍珍以公务员的身份长期驻在驿道、平里店两个伪区公所里。敌人大大小小的兵力调动,大多能事先得到情报,做好应变布置。在时敌人突然外出“扫荡”,一般也有人抢先骑着自行车尽奔区委报告,区委再用鸡毛信一村一村转送出去,提前做好防范。敌人到各村要人迎接,我们让扮成伪保长的人员带着几个老弱病残假意“迎接”。有时我地方工作者或伤病员躲避不及,也站到里面一起“迎接”。敌人天天叫嚷在捉“八路”,可是“八路”站在他们眼前,他们也无从知晓。敌军在各村每天往据点送情报,我们就叫伪保长或应付敌人的情报员,每天去据点报平安;或放马后炮说部队在村里住了一宿就开走了;或假造声势说,大部队从我们村过去,有大炮、有马队,真真假假,搞得敌军懵头转向。敌军为孤立和区别我地方工作人员,增设想在五区从十八岁到六十岁的男性,一律发良民证。日寇从城里找来两个照相的,从靠近据点的村庄开始,一律分批到据点照相领取良民证。对照相人员,我们事先提出口头警告,令其走开。他们不听,我们便派两名区中队战士将枪指到他们的脑袋上,说:“念你们是中国人,没有打死你们。再不快走开,就绝对不客气了!”两个照相的赶紧收拾起东西偷偷溜走了。敌人阴谋被粉碎了。敌军为了向各村要钱要粮,几乎天天威逼,以至扣押伪乡长、伪保长或捉人作质,对他们进行毒打威逼。粮食对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生命线,决不能让敌人轻易得去。群众应付敌人的办法是一拖二抗。逼得十分急了,就少送一点去,明天马上去据点报告说:“保长因为给皇军送粮被八路捉去了。”保长隐藏躲避起来,,无人出头办理就拖下去了。或者群众假装赶着车马送粮,靠近据点时,区中队和民兵空放几枪,扔上两个手榴弹,各自跑散了。保长就去据点报告说,送得粮食全被八路截去了。粮草送不进去,敌人就到各村抢劫。粮食被敌人抢去,我们再尽量想办法夺回来。
    1943年秋,平里店敌军抢生小麦约两三万斤,集中在据点旁边的大院里。敌军正在筹划运往掖城,战景阳跑到县委,找到县委书记王磊,报告了情况,建议县委晚上派部队掩护,组织强壮民兵把粮食抢出来。经过周密的部署安排和对抢粮群众(大多是党员和民兵)的组织落实,这天晚上,县长赵沂川和独立营营长高峰带领独立营负责警戒,我和许剑波担任抢粮民工的总指挥。战景阳派人带县独立营战士用炸药包把伪区公所围墙炸开一个口子,民兵从口子进入存粮大院。开始敌人放了一阵枪和小炮,因为有围墙和粮垛掩护,又有独立营的火力封锁,非常安全。民兵有秩序地一个跟着一个,往外背扛。抢出的粮食,谁抢归谁,群众十分高兴。这天晚上共抢出粮食一万斤以上。未背出来的,就洒上汽油放火烧了。千人左右的抢粮队伍,在熊熊烈火中安然撤离了。在撤离时把两名伪区公所值班人员捆绑起来,嘴里堵上碎布,掩盖实情,也未给伪区公所带来任何麻烦。
    在反资敌和反“扫荡”期间,我们还经常组织民兵夜间进行破袭,破坏敌军的通讯联系和公路交通。有时在县委统一组织领导,几个区联合起来大规模地搞,。有时发动几个村小范围进行。为了避免把矛盾集中在邻近据点几个村庄,第二天就发动几个伪乡长、保长到据点说大部队带领东面山区的老百姓来破坏公路,或者报告说南面山区老百姓来拉了电线。敌军叫平路,能拖就拖,说八路便衣在这里活动,不敢去平路。逼紧了就去平一点,晚上再破坏。这样反反复复地搞,闹得敌军大伤脑筋,奈何不得。
    敌军满以为装备精良,兵力强壮,靠高压政策就能征服这块大地,把整个掖北变成他的“王道乐土”。实则不然,尽管斗争艰难曲折,掖北这块大地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在驿道、平里店据点周围坚持斗争的同志自誉那里是“有据点、无敌区”(敌人安设了据点,但没有敌人占领区)。这两个据点的外面,都是我们的天下。从安据点之日起到据点撤掉之日止,两个镇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一直发挥得很好,政令通达,各种救亡活动大都有秩序地进行着。派干部去工作或住宿,安全可以得到保证。离据点一两华里,三五华里的村庄,机关、部队可以安全驻防。朱桥工作基础较差,但同据点一河之隔(约二三百米)的河东村,以及周围各村庄,工作仍照常展开。到1943年冬,午城区委机关就设在离朱桥据点只隔一个小丘陵(约三华里)的午城前杨家村,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整个掖县既是前方、又是后方。西海地区的兵工厂、被服厂、报社、银行、外贸、中学、医院多设在掖北,一住几年,安全无恙。临近平里店被敌人称作“爱护村”的西障郑家村,1943年5月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一部分就设在那里,经常住着五六十名伤病员。情报员每天到据点报告“太平无事”,可是真正太平无事的却不是那些吃人的野兽,而是我们的伤病员。
    掖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长期教育发动和正确领导下,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同分仇敌忾,视死如归的好传统,许多情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管村庄大小,人口多少,只要住着部队、机关、后勤部门和伤病员,全村男女老幼都是守口如瓶。有时冒着风险,在敌人的刺刀底下,把疏不相识的地方工作人员和伤病员认作自己的兄妹,甚至有的青年妇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丈夫,认领掩护出来;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也毫不畏惧;有的被明亮亮的刺刀对准胸口,直至最后牺牲,也不吐露一点真情。
    随着反法西斯阵线和敌后战场的节节胜利,敌军兵力空虚,士气沮丧。我武装部队乘机出击,打击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区中队民兵夜间放枪、打炮(土炮)、扔手榴弹,扰袭敌军据点。白天麻雀战、地雷战,把据点紧紧封锁住。敌军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昼夜惶惶不安。1944年夏,青纱帐起来以后,敌军更是寸步难行朱桥、驿道据点被迫于1944年9月上旬相继撤掉。平里店敌军也于1945年7月跑掉了。在一派大好形势下,1945年8月,掖县和全国一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胜利的取得,是全体军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凝结着打入伪政权内部工作的同志斑斑血泪和艰辛苦楚。这些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同志,整天家和虎狼打交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敌军催送粮草不到,道路遭到破袭,通讯联系中断,军事失利都要拿这些人出气。1942年秋,驿道据点的伪军一部,在六区西周廷村遭到掖北独立营伏击,受到重大损失。回头来敌军到该村,烧毁房屋近百间。敌军以报告情报不准为借口,枪杀了伪村长陈学淑。1943年5月在七区塔埠刘家村,我五旅一部同驿道伪治安军一个连打了一个遭遇战。这次我步兵、骑兵配合作战,打死打伤和俘敌近八十人。敌军恼羞成怒,回到据点打死伪村长王风祥(党员),并坚持要枪杀该乡伪乡长龚振茂,幸而高洪学和其他几个乡的伪乡长苦苦哀求,再三说情,龚振茂才幸免于死。1943年8月,驻驿道伪治安军一个连去小庙后据点,在沙现村被我五旅十三团一部和县独立营包抄全歼,损失惨重。尔后敌军到了该村,烧掉民房十三间。杀死村民王玉堂、迟太行两人,伪村长姜兰升(共产党员)未被抓到,就把他的住房放火烧光了。
    1942年2月,朱桥据点日伪军七十余人,在四区单山村东被乔明志部打掉十几辆自行车。敌军逃跑到西刘家村,向群众抢去七辆自行车,并开枪打死了被指定应筹鬼子的伪保长刘金兴(共产党员)。
    同年冬,朱桥敌军在四区吴家庄子村同县独立营打了遭遇战。我军打死日军战马一匹,打伤鬼子一人。第二天,敌军找到凤毛寨伪乡长吴训臣,上手就是十几个耳光,嚷到:“你天天报平安无事,统统都是私通八路的。”吴辩解说:“那不是我们乡管的地盘,那里归四区管辖。”才算了事。
    掖县县委及据点所在地区委,对安排伪政权内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抓得相当紧,经常采用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了形势和任务教育,使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到底。我作为县委敌工科负责人,更是责无旁贷。1943年中秋节刚过几天,我特地到平里店镇内呆了一个星期。战景阳派人带我到镇内,把我安排在县委会计老所同志的弟弟在镇内开设的店铺里。这个店铺在大街中心路北,临街三间房。一边卖镜子,一边卖布鞋。后面三间一头是五六个做鞋师傅的工作场所,一头是鞋匠和让员住宿的通铺。我身穿士林布大褂,头带铜盆式的大礼帽,脚穿园口礼服呢鞋,活象一个商人。在平里店,我主要靠晚上工作,偶尔白天也去伪区公所和大街上转一转。伪区公所离据点不过二百米。据点大门的岗哨直对着伪区公所大门,碉堡上的岗哨背着上有明晃晃刺刀的大枪,时而抬头瞭望,时而黾缩着脖子朝伪区公所站立着。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分别找内线工作的同志谈话,做思想工作。他们多数认为这种工作费力不讨好,虽说是组织指派干的,但总感到不光彩,不如出去了敌人马刀对刀、枪对枪地干上一场。特别是遭到敌军的辱骂和毒打的同志,更觉得受不了这个窝囊气,说什么也不愿再干下去了。在回机关的头天晚上,我在伪区公所召开了全体伪区乡长会议,向他们讲了形势任务,注意事项,对他们进行了表扬鼓励。我着重讲了内线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出它的作用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同志们不是不愿干吗?可是有的人极力往里钻还摸不到门呢?假如让这些坏家伙掌握了区乡大权,那咱们会到什么地步?讲到这里,同志们会意的笑了。最后,我联系苏德战场希特勒的大溃退,太平洋战场日军的节节失利和我们整个敌后战场的大好形势,指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抗战胜利了,同志们会好起来的。同志们为了光明幸福的明天,都表示愿意继续坚持工作,战斗下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幸福美满。当年潜入敌人心脏创奇迹的同志,多数在晚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遗憾的是有的同志在“左”的路线下却惨遭迫害,处境十分艰难。战景阳同志,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反而在肃反中被打成汉奸,戴了数年汉奸的帽子。但错划为富农的成份,原住宅被分占,直到这次党的三中全会后,才纠正了错误的成份。可此时,战景阳却由于长期忧虑成疾,已不在人世了。更严重的是十年动乱期间,当年做内线工作的同志不少被横加罪名,承受不白之冤。高洪学同志当年在内线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家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十年动乱期间,同样以“汉奸”、“特务”的罪名被揪斗。人民的功臣,革命的坚强战士,被错定错划,惨遭迫害,真是千古奇冤。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用血泪铸成的历史,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党和人民对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同志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作者:孙仲光 来源:中共莱州市委、莱州人民政府《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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