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军阀的割据斗争，农村的封建势力大量兼并土地，发展资本，这里相继出现了一批地主兼资本家的大户。西杜家村有“太平府”、“杜恒祥”，海郑张家村有“张通聚”，大珍珠村有东、西、南、北四个“中和”，湾头村有刘子山，路旺徐家村有“八大家”。这里的大部分土地和经济命脉操纵在他们手里。祝家村的大军阀张宗昌则在这一带招兵买马，培植亲信，所以九、十区是掖县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
这里虽然经济发达，但是人民群众在重税、苛捐、杂税、高饷和高利贷的盘剥下，生活十分贫困，大量劳动力流入东北，也有部分飘泊海外谋生。人民盼解放，求新生。1933年路旺大王家村在掖县师范讲习所读书的王祥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沙河镇成立了党支部。这年年底，县委委员王鼎臣同志也来到沙河镇县立第二小学任教。他们在这一带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侯文炳先生在路旺一带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1933年冬韩复榘下令了取缔了农会（农民协会以后改为农会），这一带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
1933年，沙河镇“通聚永钱庄”的店员王寅东回家待业，卖地借债在路旺大王家村开了一个小酒馆。其弟王修典（现名王候山）初中毕业后，在家教小学。王寅东、王修典、侯文炳、侯景清、侯培功等人经常在侯文炳先生的书房里，或王寅东的酒馆里谈论国家大事，探讨救国救民的办法。他们成立了一个储蓄会，集资解决农民的一些困难。侯先生的书房和王寅东的酒馆成了贫苦农民的活动中心。农闲季节，他们又请失业店员徐俊山当教师，成立拳房，被镇压下去的农民又重新组织起来。
“七七”事变以后，山东军阀韩复榘派谷良民等部来到掖县，命令群众修防御工事，组织群众进行军政训练。张冠五和耿光波等主持的政训处还抽调小学教员进行短期培训，然后派到各区进行宣传，组织军政训练。参加培训的李佐长、袁风彩（现名袁振）、王修典被派到九区路旺乡组织民众训练。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训练，王寅东、侯景清、侯培功都成为民众训练的组织者。
不久，民众训练的大权被地主官僚夺了过去。路旺乡乡长卞兴鲁带着家丁，不顾群众的困难，强迫群众进行正规化训练。一次卞兴鲁指示乡丁殴打一个农民，引起群众的义愤。侯景清、侯培功等与卞兴鲁辩理。卞兴鲁便以他们反抗民众训练的罪名告到九区区政府。区长调动了全部区队把侯景功抓到区上，打了四十军棍。在华北战局吃紧之际，韩复榘的军队仓惶撤走，县长刘国斌携款潜逃。国民党的假抗战真逃跑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暴露无遗。
王寅东、侯景清认为，要打日本，必须组织起来。他们首先组织了十几骨干，在府君庙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武器的问题。大家决定，自己出钱，由侯景清负责买了八十把大刀。
然后以拳房的名义组织群众进行训练，向他们讲解时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觉得，打日本光有刀不行，还必须有枪。于是，王寅东卖了二亩地买了一支飞马牌短枪。以后沙河镇的朋友于世磊和寺沟的小学教师教员又达给他两支三八匣子。侯景清认识枪贩子，他经常以看枪为名，搞来十几支枪在大家手里轮翻演习。贫苦的农民能摸上枪都很高兴，组织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土山、沙河、路旺一带。一天夜里，王寅东、侯景清带着十几个农民到幸台武家村的一个地主家里去起枪，去到那里顺利下了门岗的大枪。由于没有经验，使里面的人关上了大门，第二步计划没有完成。这次活动虽然没有完成计划，但也缴获了一支大枪和百余发子弹。这个小小的胜利对大家的鼓舞很大。以后，又想法制造土炸弹，由侯者本、侯培功负责成立一个小组，大家凑了一点钱，买了些硫磺、铁皮，做成了一批带保险的土炸弹。每人分了两三枚，再配上一把大刀，一名战斗员就武装进来了。小学有台油印机，利用这台油印机印些宣传品。就这样，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抗日力量，在九、十区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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